石鼓文简述
石鼓文，历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其文字过去一直认为是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公元前781 ）史官“史籀”（zhòu）所书。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汉字，相传为黄帝时（公元前2100年之前）史官仓颉（jié）所创，而史籀就是在“仓颉造字”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整理，形成了以方块字为汉字主要特征的书写形式，即“籀体”又称“大篆”的始作俑者。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以及近几十年考古的重大进展，越来越多的更加古老的文字被发现，石鼓文已不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但石鼓文作为现存“原汁原味”最古老的诗歌，其文字本身及其内容和历史背景仍旧是未解之谜，吸引了许多人的研究兴趣。
石鼓文之一《汧殹》
石鼓文刻在十个花岗岩石头上，每个大小略有差异，大约重量在一吨上下。因石形似鼓，故称为“石鼓文”。每一石上刻有一首诗歌，其遣词造句与诗经非常相似，有的句子甚至一模一样；其内容主要是描述渔猎的场面；其书体明显比相传李斯所书的峄（yì）山刻石（公元前219年)更古老。
峄山刻石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石鼓文最迟在唐初已被发现。唐太宗时（公元599年-649年）的驸马都尉、吏部侍郎苏勖（xù）在《叙记》中（见吾衍《周秦刻石释音》，王云五《丛书集成》第151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写道“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还说“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欧阳（欧阳询）共称妙墨。”废太子李贤（公元652年-公元684年，唐高宗第六子，武则天次子）在《后汉书·邓骘传》注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字，明验也。”（见范晔著《后汉书》第374页，中华书局，1998年。“=”为重文符号，相当于现在的“々”字）石鼓文被发现后，历代文人墨客为之赋诗撰文，摹写刻画连绵不断。如唐代有李嗣真《书后品赞》、张怀瓘（guàn）《籀文赞》、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窦臮（jì）《述书赋》、韦应物《石鼓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韩愈《石鼓歌》。宋代有梅圣俞《咏仿石鼓文》、欧阳修《石鼓文》、苏东坡《石鼓歌》、苏辙《石鼓歌》、张耒（lěi）《瓦器易石鼓歌文》、郑樵《石鼓音序》、洪适《石鼓诗》。元代有张养浩《石鼓诗》、揭傒斯《石鼓诗》、宋褧（jiǒng）《送汪编修出知余姚州赋得石鼓作》、周伯温《石鼓赋》、罗曾《石鼓赋》、李炳奎《石鼓赋》、马臻《文庙石鼓诗》、吴师道《赋得石鼓送达兼善山守绍兴作》。明代有顾文昭《石鼓诗》、唐之淳《石鼓诗》、卢原质《石鼓诗》、程敏政《石鼓诗》、李东阳《石鼓歌》、何景明《石鼓歌》、王维桢《石鼓残文歌》、于奕正《石鼓歌》、沈一贯《观太学石鼓歌》、王家屏《太学石鼓歌》、刘应秋《太学石鼓歌》、董其昌《石鼓歌》、邓宗龄《观太学石鼓歌》、朱国祚（zuò）《石鼓歌》、黄辉《石鼓歌》、韩寄菴（ān）《石鼓歌》、郭天中《石鼓诗》、方逢年《石鼓歌》。清代有刘汉儒《石鼓诗》、王原《石鼓歌》、左重耀《刻石鼓文铭》、刘凝《游国学摩挲（suō）石刻恭赋二律》、朱彝尊《雨过刘学正兼隐斋观石鼓文拓本》、王士祯《石鼓山》、宋荦（luò）《石鼓歌用苏子瞻原韵和王令贻张宏蘧（qú）》、张尚瑗《读王令贻石鼓歌追和子瞻韵》、吴苑《石鼓歌》、陈廷敬《石鼓歌》、王云廷《太学十咏·周宣石鼓》、许孙荃《石鼓山诗》、康熙皇帝《石鼓赞》、沈德潜《石鼓歌》、李锴《太学石鼓赋》、全祖望《国子监石鼓赋》、乾隆皇帝《石鼓歌》、程晋芳《游太学观石鼓》、王鸣盛《石鼓歌》、高亢《石鼓歌》、姚鼐（nài）《孔撝（huī、wéi）约集石鼓残文成诗》、翁方纲《辛鼓歌》、王恪（kè）《石鼓诗》、何绍基《书韩苏石鼓歌后》、曾国藩《太学石鼓歌》、冯煦《石鼓赋》、吴昌硕《石鼓诗》。
石鼓自唐初被发现后，千余年可谓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石鼓大约在公元650年前后被发现，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才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其被发现的地点是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即今之凤翔县南二十里的南指挥镇。此地唐时叫“三畤原”。《括地志》记载：“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即《史记卷二十八）云秦文公（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16年在位）作鄜畤，襄公（公元前777年-公元前766年在位）作西畤，灵公（公元前424年-公元前415年在位）作吴阳上畤。”（见《括地志辑校》，唐李泰等著，贺次群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目前学术界对《括地志》的三畤原解释尚有争议，不过自1976年以来，在这里先后探出了18个秦国君主的陵墓，目前只发掘了一个陵墓，专家们称之为“秦公一号墓”，墓主人是秦景公（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定论。
石鼓被发现后，虽受到广泛称誉，但唐初人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石鼓面临“雨淋日炙野火燎”，“日销月铄就埋没”的命运。最先意识石鼓历史文化价值的是唐代文豪韩愈（公元768年-公元824年），他为之奔走呼吁，可惜无人理会，只得发出“如此至宝存岂多”的感慨。直到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才由当时的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郑馀庆将石鼓请进了凤翔孔子庙，而此时已遗失一鼓（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石鼓文》：“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唐亡经五代之乱，石鼓复又散失。北宋司马池（公元９８０年—公元１０４１年）在1025年之后任凤翔知府时，“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见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而遗失之石鼓仍无下落。直到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向传师才在凤翔民间访得遗失之石鼓（见南宋薛季宣《岐阳石鼓记》），不过该石鼓早已被农人截去上半截，做成石臼舂梁麦已二百余年，而上半截至今仍无下落。这个只剩下半截的石鼓，就是刻有《作原》一诗的石鼓。
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石鼓又从陕西凤翔迁至当时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据胡世将（公元1085年-公元1142年）《资古绍志录》记载：“国朝崇宁（公元1102年-公元1106年）中，蔡京作辟雍，取石鼓置讲堂后，余尝见之。辟雍废，徙（xǐ）置禁中（即保和殿之稽古阁，见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靖康之难后（公元1127年），金人将石鼓辇至燕京（今北京）王宣抚家（见宋濂等编《元史·王楫传》）。后因战乱，遗弃在荒郊野草中。直到元代大德末年（公元1307年），才经当时的元大都教授虞集奔走，征得时宰同意，置于国子学大成门内，加以保管（见宋濂等编《元史》，中华书局，第550页）。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又移至国子监。至此历经明清两代石鼓没有挪窝。享了600余年清福，没想到小日本入侵打破了宁静，石鼓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程。自1933年春运离北平，辗转于郑州、徐州、上海、南京、宝鸡、汉中、成都、峨眉、重庆、长沙、南昌、九江，到达南京已是1947年7月（详见那志良《石鼓的迁徙》）。解放后，于1950年运抵北京，1958年开箱后成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
石鼓被发现以前，千余年暴露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雨打。被发现后，千余年又屡遭磨难和迁徙，其鼓面所刻的文字受到严重损害。据郭沫若研究（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科学出版社，1982年），十个石鼓的文字，包括重文和合文至少应在717字以上。据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记载：“孙巨源于佛龛中得唐人所录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可能不包括重文和合文）从现存最古老的三种宋拓（tà）本（先锋本、后劲本、中权本）分析整理后，不计重文、合文可得503字，加上重文合文可得551字。今天石鼓文不计重文和合文共计尚存356字。
石鼓文自发现以来，其制作的年代，一直争论不休。唐宋时学者根据石鼓文的字形与籀文相似而认为作于周宣王时代。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于东周秦国，不过究竟是春秋还是战国，又是秦国的那位君王所为，尚无定论。
根据文字形体和结构来看，石鼓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形体繁复。如“ ”字既用“吾”又用“午”作声旁，声旁重复。该字后来演化成“逜”和“迕”两个字，而在诗中作为假借字，意思为“吾”。又如“ ”字，即今之“鲌（bó）”字本可以“白”为声旁，“白”字早在甲骨文时就有，而它却用了一个较复杂的“帛”字作为声旁。再如“ ”字即“流”字，用了两个“水”字作偏旁，偏旁重复。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二是与甲骨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申”字石鼓文刻成“ ”，甲骨文一般刻成“ ”或“ ”（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599页）。又如涉字，石鼓文刻成“ ”，甲骨文刻成“”（见《甲骨文字典》第1226页）。再如鹿字，石鼓文刻成“”，甲骨文刻成“”（见《甲骨文字典》第1079页）。等等。三是虽向方块字演化，但尚未规整，有胖有瘦。这从拓片上看得十分明显。与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比较，如《秦公簋》（作于秦景公时）等，石鼓明显要早于《秦公簋》，应属于春秋早期物品。
从语言风格来看，石鼓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与《诗经》词汇相近或完全一样。如石鼓的《汧殹》诗句“鰋鲤处之”与《小雅·鱼丽》诗句“鱼丽于罶，鰋鲤。” 又如石鼓的《车工》诗句“吾车既工，吾马既同。”与《小雅·车攻》诗句“我车既工，我马既同。”再如石鼓的《作原》诗句“柞（zuò）棫（yù）其□”与《大雅·皇矣》诗句“柞棫斯拔”。还有石鼓的《霝雨》诗句“或阴或阳”与《大雅·行苇》诗句“或献或酢（zuò）”等等不胜枚举。通过石鼓文与《诗经》的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证明《诗经》的基本可靠，同时也能纠正《诗经》中的一些错别字。另一方面也证明石鼓文的诗文是《诗经》同时代的作品。
从文字内容与史实比较分析来看，反映出如下特点。一是石鼓的《而师》篇有诗句“□□而师，弓矢孔庶。”郭沫若认为这是天子的命辞，犹如《尚书·文侯之命》言“其归视尔师，宁尔邦”。同篇还有诗句“□□来乐，天子□来。嗣王始□，古（即故）我来□。”又是天子、又是嗣王、又是我来等，考之史料，只有秦襄公最合适。《史记·秦本纪》载：“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因此可以认为《而师》篇为秦襄公出师送周平王东迁凯旋归来所作（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二是石鼓的《吾水》篇出现颂扬周天子诗句：“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既止，嘉树则里，天子永宁。”秦伐戎救周有大功，周天子赐秦岐以西之地，又封秦襄公为诸侯。诗文明显流露出的感激之情，只有秦襄公最吻合。
徐宝贵在《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中对石鼓文的文字笔画作了大量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难能可贵。不过他得出石鼓制作于与《秦公簋》同时代的结论，我却不敢苟同，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字笔画的点划有继承性，不能拿笔画的增减作为绝对标准，否则会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在细致分析后，从整体风格上去把握。二是内容上与秦景公时代不合，这点他也看到，只是没有足够重视，而作出诗歌是秦襄公时作品，但石鼓制作于秦景公时（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的判断。襄公、景公两者时间上差了二百年。景公所处的春秋末期，周天子已威信扫地，甚至各诸侯国的诸侯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卿大夫的威胁。在这样的世风下，景公不可能废那么大功夫，也没有兴致去制作颂扬周天子的石鼓。
综上所述，我认为还是郭沫若的判断最有说服力，即石鼓制作于秦襄公八年出师送周平王东迁凯旋归来，即公元前77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