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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纵观中华文化史，在那些以学术文化为志业的大师学人中，的确有不少是“舍身求法”、“为民请命”，有的甚至是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来自居。 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直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自居，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他在给夫人汤国黎的一封信中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也！”当时章太炎以绝食来反抗袁世凯，很多人劝他进食，他誓死不从。后来，他的一个弟子说：“你若是饿死了，谁来传承华夏文化？”章太炎一听，顿时从床上一骨碌爬起，令人拿来饭菜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梁漱溟，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身上始终有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他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抗战时，他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偷渡离港，船在海上遭遇风暴，同船的人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只有梁漱溟泰然自处，若无其事，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脱险后，梁漱溟给儿子写信：“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名士刘文典学贯中西，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他恃才自傲，狷介无比。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正好从此公身边经过，刘见状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刘文典藐视沈从文固然不对，但他以“保存国粹”为己任，却未尝不是一种大使命。 哲学家冯友兰八十岁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很多人都很担心他不能完成。为激励自己冯友兰在医院里吟诵《古诗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他用平静的语气对女儿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正是凭着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终于赶在逝世前半年将《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 当代学人夏志清为人开朗，但颇自负。他很看重生命，患心脏病后尤其如此。他在给学者陈子善的信中几次说道：“你能不能多吃点维生素，保证营养？我就吃很多维生素。”夏志清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我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定要多活几年，这就是对文学史做贡献了。余英时先生更干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这些身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以“中国文化托命人”而自居的文化大师们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孜孜矻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才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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