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关于安乐垒与正定城的关系，似乎已经认定，安乐垒就是正定城的前身。对此，笔者在查考多种史料分析后认为，安乐垒不是正定城的前身，而是另有其地。本文力图通过对安乐垒地望的考察，厘清这个正定历史沿革中重要的问题。
一、“安乐垒即今正定城”不能自圆其说
在现所刊行的地方志研究丛书中，多位学者持有“安乐垒即今正定城”的观点，现就其所持论据辨析如下：
1、“安乐垒即今正定城”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一书，其恒州条下曰：
两汉恒山太守皆理于元氏，晋理于真定，即今常山故城是也。后魏道武帝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理之，即今州理是也。周武帝于此置恒州。
其后，五代《旧唐书.地理志》、宋代《元和郡县志》、《舆地广记》等地理书籍均从其说。
不知何故，李吉甫并没有采用魏收所著《魏书》的记载。如前所述，《魏书》明确记载，北魏时期九门县同时存在常山城、九门城、安乐垒。常山城即当时的常山郡治所在地（亦应为九门县治所在），九门城为九门县治所在（似应为旧九门县治，下文有述），安乐垒则是慕容恪所筑的军事堡垒。如此重要的材料不采用，却想当然认为安乐垒就是“今州理”，是很难让人认为其“说法能自圆其说”的。也许在李吉甫的时代，安乐垒已不可见，其所著《元和郡县志》一书亦本有“所叙沿革间或失简”的缺陷，这可能是造成其不采魏收之说的原因。
2、或曰不论是正定城西南十八里，还是今九门村附近都没有发现任何城垣遗址，但正定城内同样未发现任何与安乐垒有关的线索，故没有考古发现不能作为否认安乐垒单独存在的证据，现在没有发现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现；再者，历史上的古迹，湮灭者十之七八，也许永远不会有考古发现，不能据此否认它的存在。就安乐垒来说，也许将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会有所发现，但首先是基本位置要正确，南辕北辙必定一无所获。
3、有学者非常推崇谭其骧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集第四册北朝魏时期50-51页相、冀、幽、平等州图所标注安乐垒即是今正定城位置，便认为可辅证《元和郡县志》所载可信。事实上此图集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关于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记载十分匮乏，且记载相抵之处甚多。就在同一幅图中，常山郡被标注在了“安乐垒”正南、“真定”正东的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地方，此地明显不实；其第三册三国魏时期11-12页、西晋时期39-40页冀州并州图中，常山郡均标注在了今正定城西南方向，明显是采信了《读史方舆纪要》所载：
常山城，府西南十八里……
此处显然没有经过详细考证，不仅位置标注错误，甚至混淆了时代。故就安乐垒与常山郡、真定县的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不足为证。
4、清代考据之学兴盛，学者治学之严谨跟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光绪版《正定县志》实乃正定史事集大成者。忽略正史而轻信后世之地理著作、轻言光绪版《正定县志》所载牵强附会，都是有失公允的。
光绪版《正定县志》序中比较前朝之县志，曾明言：
网罗散佚其间，订讹者十之一二，扩充者十之三四，补亡者十之五六……
另：卷九城池下记：
常山故城，在正定县东南，本汉九门县地，晋永和中慕容俊攻冉闵，筑垒于此，曰安乐垒，……《一统志》常山故城在县东南十八里。
其只言东南，又说《一统志》常山故城在县东南十八里，而不自言在东南十八里，其修志之严谨可见一斑。
5、在同时存在安乐垒在“安乐垒在县东南十八里”和“安乐垒即今正定城”两种说法的情况下，后一种说法明显是把正定城的历史沿革简单化了。
县志通常为一地历史最详实之记录，万历版《真定县志》不论多么简劣，仍在古迹下列明“恒山郡城”另有其地。光绪版《正定县志》经过辨讹，明确记载了常山故城的地望。
6、《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恒山郡下：
恒山郡（后周置恒州），统八县，……
真定（旧置常山郡，开皇初废郡，十六年分置常山县，大业初置恒山郡，省常山入）
滋阳……
《一统志》载：
常山县即古安乐垒也。
如认定常山县即古安乐垒，则开皇十六年从真定分置出常山县，可以说明当时安乐垒已属于真定县。现存正定隆兴寺的《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龙藏寺就在正定城中，说明今正定城在隋初为恒州治所所在，亦即恒山郡郡治所在（隋初废郡后复置）。《隋书》恒山郡郡下首县为真定，则隋代真定县就是今正定县无疑。
安乐垒原属九门县，最晚至隋代已从九门县分出而入真定县。如果移治后的真定县治于安乐垒，那么从真定县分置常山县治安乐垒，真定县去了哪里？而后省常山入真定，这个真定又是哪里？总不可能真定县与常山县同时治安乐垒，故这是讲不通的。除非真定县与安乐垒是不同的两个地方，方可言分真定置常山，后省常山入真定，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综合以上几点，安乐垒即是今正定城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一些考辨文章对于“安乐垒在县东南十八里”的记载的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安乐垒另有其地
史料中关于安乐垒与正定城的记载并不多，相关关键材料如下：
1、《晋书》卷十四地理上，常山郡条下：
常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二万四千。
真定、石邑、井陉、上曲阳、蒲吾、南行唐、灵寿、九门。
众所周知，两晋之前常山郡治在真定县，即今石家庄东古城村；历代史书均有“郡下首县即为郡治所在”的不成文体例，此条即是一明证，下文将依此体例进行考辨。
2、《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上，常山郡条下：
常山郡，领县七，户五万六千八百九十，口二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二。
九门（二汉、晋属，有常山城、九门城。有安乐垒、燕赵神、受阳垒、明台神。）
真定（前汉属真定国，后汉、晋属。故东垣，汉高帝十一年 改。有赵朔祠。）
行唐……
《魏书》成书于北齐天宝五年（公元554年）左右，此时距离慕容恪筑垒不过150年，作者魏收为北魏相州巨鹿郡下曲阳人（今石家庄晋州市西北），距离正定城不过几十公里，如此接近的时代与距离，作为官方修史者的魏收在此问题上理应有准确记录。
《魏书》将常山城、九门城、安乐垒分列，说明常山城与安乐垒绝非一地，而诸多学者在采用此材料时只采“九门，有安乐垒”，即使完整采用，亦有意无意忽略了“常山城”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对此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此条材料至少能说明三点：其一，九门列于首位，说明北魏时期常山郡治确已迁至九门县境内，；其二，九门县下将常山城列于首位，说明常山城必为郡治所在，且既不在九门城内，又不在安乐垒；其三，九门和真定分列，说明真定县治所没有随郡治的迁出而迁出。
故此条是常山郡城和安乐垒处于不同位置的有力证据。
3、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北直五，真定府藁城县下：
安乐垒，在（藁城）县西北，魏收志（魏收所著《魏书》志）：九门县有安乐垒。盖慕容俊攻冉闵时筑垒于此，后燕亦为戍守处。
宋代九门县就已并入藁城县，故顾氏把安乐垒列于藁城县下（以今之行政区划，安乐垒地处现正定县境内，见下文）。慕容恪筑安乐垒一事虽不见诸于任何正史，但历代对此并无异议。《晋书》卷一百十慕容俊传载其详，然未提及安乐垒：
俊遣慕容恪及相国封奕讨冉闵与安喜（东晋时位于今定州市东南），慕容垂讨段勤于绎幕，俊如中山，为二军声势。闵惧，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泒水（今定州南部沙河）。……及战，败之，斩首七千余级，擒闵，送之，斩于龙城。恪屯兵呼沲（今正定城南滹沱河）。闵将苏亥遣其将金光率骑数千袭恪，恪逆击，斩之，亥大惧，奔于并州。恪进据常山，……。
此战史称廉台之战，冉闵主动出击战前燕慕容恪，进驻中山东南的安喜县，为前燕二军声势所惧，向常山方向撤退至今沙河南岸的廉台（今定州境内最南端，与无极县交界地），为慕容恪所获，而后，慕容恪过泒水，屯兵滹沱河北岸。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慕容恪屯兵筑垒之地究在何方？
有战史研究者认为，冉闵之前十战皆胜，从士气上来看并无惧战心理，故其应为策略性撤退，目的是扬长避短，将慕容恪的骑兵引入适合己方步兵作战的树林地带，只是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慕容恪诱至平地作战。研究者的此种说法不无道理。滹沱河流域在古代曾经拥有广袤的森林植被，宋代吕颐浩《燕魏杂记》记载：
真定府……，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
九里之潭园，古木参天，必曾有茂密森林相伴，吕颐浩所见到的潭园，应该是古代森林的遗存。唐代及以后的城市，已通行“北朝南市”的格局，衙署位于城市的最北边；“府治后有潭园”，府治后，即城之北城墙之后，潭园紧邻北城墙，可以想见，正定城是在一片森林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北面留有森林的遗存，其它三面则必然开发成农田。
另外，今正定城处海拔在77米左右，沿滹沱河向东南方向海拔迅速降至62米左右。正定城如此高的地势，在灌溉技术未有大的革新的时代，几无开发森林以耕种的可能，而距正定城东南二十五里处有九门城，地势地平；既有城，必有“外城”种植禾稻保障城内供给（拓跋珪就曾派将割取中山外城之禾稻而还，逼迫燕军因城内饥荒而仓促应战），故慕容恪筑安乐垒必考虑军队供给问题，自然应选择九门城附近的平地。
慕容恪获冉闵后，从廉台向常山进发，当时常山在廉台的西南方，滹沱河南岸，九门城在廉台的南方河北岸，今正定城在廉台的西方河北岸，若从筑垒攻城的目的来看，两军交战，必无时间开拓新地以筑垒，把垒筑在九门城附近，且接近目标——常山郡城的九门城西侧，如此方才合理。
4、光绪版《正定县志》卷九城池下：
常山故城，在正定县东南，本汉九门县地，晋永和中慕容俊攻冉闵，筑垒于此，曰安乐垒，……《一统志》常山故城在县东南十八里。
《一统志》所载常山故城在县东南十八里，乃源于《读史方舆纪要》，其卷十四北直五真定府真定县下：
常山城，府西南十八里，隋开皇十六年分真定置常山县，大业初复省入真定县，或曰即汉常山郡城也，隋因旧城置县。
又：
刘昫曰：后魏太武登常山郡城望安乐垒而美之，遂移郡治安乐垒，即今镇州城。误也。
河北地方史学者梁勇先生曾指出，正定城西南方向无论是十八里还是八十里，都不可能存在一个常山城。事实上，此处“西南十八里”乃是“东南十八里”之误。此条之后所记：“新市城，府西北四十里”亦为明显之误，而应为“新市城，府东北四十里”。故《一统志》在编篡时径改为“常山城，府东南十八里”，光绪版《正定县志》因之。
有学者认为只有正定城位于“常山郡城”的北部，且距其只有八里，故“北望安乐垒”所望只能是正定城，不论是东南十八里还是西南十八里均不符合“北望”，况且十八里也远非目力所及，其实非也。
所谓“北望安乐垒”，是以滹沱河为参照，由河的南岸向河的北岸望，不论正北还是东北，皆可称“北望”；今正定城东南十八里处位于今东古城村的东北方，故若安乐垒位于此处，“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另外东古城村海拔跟正定城相差无几，均比正定城东南十八里处高出十几米，在一千七百年前无任何高大建筑物阻挡，天气晴朗的话，从常山郡城望到其东北方向的偌大垒城是完全可能的。石家庄西南有个窦王岭景区，距石家庄西二环路十七公里，换算成古代的里，计有四十一里，关于窦王岭的资料记载，从窦王岭向东北可看到石邑县城。古石邑县城即今石家庄振头村，距离窦王岭的距离还要超过四十一里，那么从常山郡城北望东南二十里左右的安乐垒，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这里要提一下《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顾氏乃明末清初人，对于舆地之学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本人亦终身以此为业，历时三十年方成《纪要》一书，其治学谨严，考证精详，尽其可能进行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错误，虽后人也从书中发现了一些笔误和刊刻的错误，但终究瑕不掩瑜，其后官修的《一统志》大量采用了此书的材料，事实上，晚年顾祖禹亲身参与了《一统志》的编篡，故其有机会发现《纪要》的一些刊刻错误，而在《一统志》的编篡过程中径直改过。
故此，笔者认为，光绪版《正定县志》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由如上考辨，大致可得出安乐垒的地望：即今正定县城东南十八里处的滹沱河北岸。按照今正定城、古九门城均位于滹沱河北岸一里左右的成例，古安乐垒也应位于河北岸一里左右的位置。
河北地方志的编修始于明代，笔者查阅光绪版《正定县志》和明清《藁城县志》发现，《藁城县志》中没有任何关于安乐垒的记载，而光绪版《正定县志》卷四古迹下，却非常明确记载了城东南的常山故城即安乐垒。且自清以来，正定东部版图未有变动，故安乐垒位于正定县境内无疑。对照今天的正定地图和《正定县志》村社图，发现正定东南靠近滹沱河北岸的固营村，在《正定县志》村社图中未载，说明清光绪之前，这里尚未形成村落。
《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
固营村位于正定县东部，距县城7.75公里。该村北有岗坡，南临滹沱河，是历代军营驻扎之地，易守难攻，地势险要，为固定营盘，故村庄得名为固营。
按古代里制，今7.75公里恰等于古代的18.6里，与《正定县志》所载安乐垒位于正定城东南18里完全符合。故我大胆推测，以今正定城为轴心，以十八里为半径向东南方向画圆，靠近滹沱河北岸的地点及应是古安乐垒之具体地望，以此为标准，正定镇固营村南即应为古安乐垒所在地。
笔者以一古城文史爱好者之身份，真正是才疏学浅，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又非常有限，故仅就手头现有资料作此一说，求教于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