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装剧中的帮派，很多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比如丐帮、明教、少林寺，又如本文将要说到的漕帮。说漕帮，自然要从漕运说起。 漕运自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成规模，还是在隋朝大运河开通之后。随着元朝定都大都，明、清后继，六百多年间的漕运都是直通北京。漕帮出现于清朝前期，顾名思义，这是因漕运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纤夫所形成的组织，他们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
罗教信仰：水手凝聚为漕帮的精神依托 永乐年间，明成祖营建新都北京、对蒙元残余势力用兵，粮食消耗极大。为了提升漕运效率，明朝在卫所军户的基础上，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人数超过十万。漕军与国家财政关系重大，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而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槽米受潮、官吏盘剥等情况，军户动辄家破人亡。漕军军户大量逃亡，使政府不得不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至明朝中后期，负责漕运的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佣。 清朝定鼎中原，一度希望恢复明制，但力不从心。时人称，“康熙初每船运军十名，至三十五年改定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寻签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也就是说，到了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是有军籍的运军外，剩下的9个都是临时招募。此外，运军还可选一亲属为副手。 每年漕运前后八九个月，长途奔波，但工钱只有六两银子，所以不是全无出路的人，就不会去做船工。江浙乃富庶之地，谋生手段很多，当地人不必投身漕运，所以朝廷雇佣的舵工、水手主要是山东、河南的流民。 在漕运中，各地的运军和漕船，按所属地区营卫划分为不同的“帮”，如德州帮、兴武三帮、凤中二帮、赣州帮等名目繁多，数以百计。每帮所拥有漕船数量不一, 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过二十多艘。 众多船帮能在名义上变为统一的水手行帮，借助了秘密宗教——罗教的力量。罗教即罗祖教，又称无为教，创始人罗清出身漕军，突然有一日“遇邪师, 授以法门口诀,静坐十三年, 忽见东方一光, 遂以为得道”，他综合道教与佛教教义，建立罗教。罗教信奉“心造一切”，即一切苦难都是因心中的欲望而生，因此主张“无为”。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罗清的同事们成为最早的一批教徒，奠定了罗教在漕运水手们中的地位。传至明末，有姓钱、姓翁的两个密云人，一个姓潘的松江人，在杭州聚会，相约共兴罗教，他们后被尊为罗教“三祖”。不管古今中外，传教者大都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治病。钱、翁二人也在漕船上“为人治病舍药, 讽经祈禳, 劝人持斋守法, 死者敛钱瘗之, 久而相率皈依。” 这三人还在停泊漕船的杭州北新关外各建一所庵堂，供奉佛像、吃斋念经。当第一年漕运结束、第二年漕运未启之时，水手就吃住在庵堂。后因水手教徒越来越多，庵堂在浙江即发展到七十余处。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当一年漕运结束，“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还有“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来供养看守庵堂的教徒，二来也作为水手死后的墓地。罗教信仰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为水手提供实际利益，水手们自然相继皈依。 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水手间的互助团体，主要是与官府谈判水手酬金、与同行竞争工作机会。但罗教声势日益壮大，还是引起朝廷的警觉，其时“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广、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必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并蓄有兵器……聚众行凶，一呼百应”。雍正五年（1727年），时为浙江巡抚的李卫下令，将罗教的庵堂改为“水手公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查封苏杭地区依旧在传播罗教的水手公所，“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逮捕罗教为首的守庵人、水手教徒数十人，其中有的被发配、斩首。
漕帮如何成为大运河的“犯罪集团” 经过雍正、乾隆父子的这两次打击，水手罗教失去了陆地据点，改在船上活动。每一个船帮都设有一个“老堂船”，相当于旗舰，供奉罗祖神像。负责打理老堂船事务的人被帮众称为“老管”（通常由数人轮流担任），监理全帮财物账目，制定帮规，即是“当家的”。至此官有的漕船成了各帮的私有财产。 各帮内部组织严密，老管具有无上权威。有帮众犯错，会依帮规，处以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各种酷刑。帮中定有联络信号，遇事传出“红箸”、“溜子”，就“人即立聚”。这种组织调度能力，真不次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帮派。 此后，各船帮虽还采用罗教的仪式，要求“凡投充水手, 必拜一人为师”,但其宗教性逐渐淡化，变为较为单纯的行业组织——水手行帮（漕帮）。与此同时，罗祖也蜕变为水手这一行业的“祖师爷”。至道光时，信奉罗祖的漕帮“不下四五万，而沿途所雇纤手尚不在此数内”。 以原有罗教翁庵、钱庵、潘庵三大分支为基础，漕帮也是“翁庵呼为大房, 钱庵呼为二房，潘庵呼为三房”。翁、钱是同乡，关系很好，由他们传下的两支能和睦相处，被一同称为“老安”（“安”即“庵”）。潘庵势力则与他们相对，号为“新安”。 老安收徒不多，但收的都是船上的“揽头”、“荐头”，亦即是包工头。老安通过控制一条或几条船上的头目，就很容易地能他们名下的漕船收入麾下。新安则不同，又如是《封神演义》中天通教主门下，不管是神仙妖怪，还是三教九流，结果是门人不少，控制的船却不多。 这些水手、舵工联合在一起时，原本作为雇主的官府一方，也成了“弱势”。在道光年间的一次漕运途中，浙江嘉白帮、杭三帮声称船上代表官府的旗丁贪污了朝廷的饷银，公然向他们勒索银两。还有的直接围困粮道官员，要求“涨薪”。漕帮活动如果限于此，那真不失于是大清朝航运业的“良心公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小说、看电视剧，江湖帮派大都以行侠仗义的己任，现实恰好相反，从丐帮、天地会以下，没有一个是做好事的。漕帮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既在大运河上活动，自然要“靠河吃河”了。 所谓漕运，那是驾着官船，为皇帝押运粮食。漕帮帮众们索性就扯起虎皮，仗着这一重身份肆意敲诈。比如他们会用漕船故意撞上运河中的过往船只，然后就说对方毁坏大清朝的国有财产，要求赔偿。还有的帮众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人家偷盗给皇上的槽米。最肆无忌惮的的漕帮，敢于将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拦住河道，公然讨要“买路钱”。 要是说在大运河上“碰瓷”一下，设设路卡，或许还是“情有可原”，但漕帮的违法乱纪可不止于此，甚至不乏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的。如道光年间，有一伙儿以丁朋铃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都是漕帮帮众。他们所犯下的大案包括：在桃源县抢劫李姓一家，打伤多人；在沐阳县抢劫时，用棍子打、用火烧，以迫使被抢者交出家中财物；流窜到宿迁县作案时，他们还动用火枪，打死一人。丁朋铃集团东窗事发，是因一次抢劫后分赃不均，几个漕帮“兄弟”打了起来，以致引来官兵围捕。 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上半年，有四名水手被处死，七名水手被判死刑、二十余名水手被判发配、流放，另有二十多人听候发落。漕帮杀人越货的恶性事到后来已被朝廷特别关注，林则徐即发现，槽船经过的运河河面，往往漂浮有一些残肢断体，这“皆由水手裁害所致”。
青帮：没有了大运河漕运的“漕帮” 不言而喻，有漕运才有漕帮。然而至晚清道光年间“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漕运改走海运。工作机会的减少，使漕帮各派系间矛盾激化的最重要因素。自道光年间起，朝廷漕运开始逐步启用海路，运河上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失业的危机面前，同行当然更是冤家中的冤家。不同的行帮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老安”与“新安”间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械斗。如道光五年（1826年），双方在浙江秀水县城外，为了争夺几艘新造的漕船，打了整整三天，事后“捞获尸身五十九躯”。 很快，可供争夺的工作从少到无，所有的漕运水手都失业了。朝廷也知道，这些惯于违法乱纪的舵工、水手，一旦流落到社会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拨付给他们遣散费，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地过上“新生活”。如江苏漕运荒废后，“由地方官查明籍贯, 每人酌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地方上，“民间恐其逗留滋事, 绅士富户各捐己资, 每名给制钱三千文, 官为押送回籍”。 这些投身漕运的水手，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身无长物，甚至无家可归，没有办法回去务农。怎么办呢？当然是兄弟们重新结集，以前船上的大哥到陆地上当“瓢把子”。清末时，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很多都是青帮礼、大、通三辈的元老，网上追溯，他们多少都有些漕帮的履历。 这些舵工、水手们回到路上发展后，漕帮就逐步变身为我们常说的“青帮”了。青帮, 又称“安清道友”，他们“号称潘门, 亦曰潘安, 又别称庆帮, 俗讹为青帮”。前面已经说过漕帮中潘庵一系门徒最多，因此成为青帮的主要力量。 青帮延续了漕帮旧有传统，入帮弟子不仅要拜翁、钱、潘三祖，还要在香堂仪式上教授关于漕运、码头的知识。这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传统”，另一方面，这些专业知识也能成为帮中一种特殊的暗号。试想，一个少林弟子会有漕运知识？ 这些漕运水手，在当初有工作的时候，尚且不免敲诈勒索、杀人越货，一旦连这份工作都失去了，除了变身为专职的流氓外，别无出路。因此，在光绪年间，史书称“安清道友多在江北, 所有劫杀重案及包贩私盐、掠卖妇女, 皆其伙党所为。”《清稗类钞》也说，“青帮者，其徒本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船北上时夹带南货，南下时夹带北货，所谓粮船帮者是也。既改海运，艰于衣食，乃秘密结会，以贩私盐为业，亦有专以赌博及诈欺取财度日者。江浙为多，淮、徐、海尤盛，皖北亦有之。” 自明末清初，至于晚清民国，大运河上的舵工、水手走过了一个从漂泊无依，到共同信奉罗教，成为漕帮的过程。一批无产者为求生存当了船工，后为了获得一点保障，而皈依罗教。在这个基础上，水手行帮脱颖而出，将水手们结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没有想到的是，漕帮还在，漕运已无，水手成了流氓。三百年间的运河故事，归结到最后，都只是生计二字。 （参考资料：《漕运通志》、《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曹金娜《清代粮船水手中的罗教》、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的兴起的历史考察》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