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侵华日军屠杀全纪录1
抚顺平顶山大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从开始踏上我国国土的时候起，就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屠杀，1932年9月16日，震惊中外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就是日军屠杀东北同胞的一例。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西露天煤矿东部，距市区约4公里。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小土山，由于西露天矿向东延伸开拓，这块荒地就被利用起来。日伪当局允许矿工在这里搭盖简易房屋居住，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起先大家对新的村庄叫不出名子，后来几位老人说，这里原是小土山，慢慢被挖平了，大家就把这个堡子叫平顶山了，平顶山由此得名。这个堡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500多人，大多数是矿工，还有钟表铺、当铺、杂货店和其他饮食业等店铺，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日军野蛮侵华行径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激怒了东北爱国同胞，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了抗日义勇军，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2年9月15日，即农历中秋之夜，一支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中路自卫军），路经平顶山村，袭击了日寇杨柏堡采炭所，并处死了日本杨柏堡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捣毁了日本侵略者用来掠夺抚顺地下宝藏的采矿机械，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驻防日军气急败坏，大施淫威，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抚顺日军守备队制定了血洗平顶山村的屠杀计划。
第二天（16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分遣队长小川一郎和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率领大群日本鬼子秘密进袭平顶山村。大约这天上午11时，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近200人全副武装包围了平顶山村。先是以照像为名哄骗群众，继而以刺刀相逼迫，将平顶山村400多户3000多无辜居民，全部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同时，纵火烧毁了全村民房。在熊熊烈火和冲天浓烟之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大家不顾一切地往包围圈外冲去。突然，原来罩在6挺机枪上的黑布揭开了，刽子手们开始向人民群众疯狂扫射，步枪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弹雨之中，赤手空拳的老弱妇孺纷纷倒毙，霎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不知是谁大声呼喊：“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死，跑啊！”愤怒的人群，又一次企图冲出重围。可是北面有铁刺线杖子，西侧是二、三丈高的陡崖峭壁，南面架着机枪，东边是持枪射击的日本兵，手无寸铁的人们，怎能摆脱日本鬼子事先布下的罗网！转瞬之间，一排一排的人群倒下去了，老弱妇孺的哭叫声和受伤者的惨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整个平顶山淹没在疯狂的大烧杀之中。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3000多赤手空拳的同胞的鲜血流成了河，整个屠场变成了一片血海。
枪声停止后，鬼子兵听到杀人场没有什么动静，以为群众全部死光了，蜂涌上车准备开走，当最后一辆车刚刚开动，突然发现死人堆里还有低微的呻吟声，于是，日本鬼子又重新开进屠场，进行了第二次屠杀。手持刺刀的鬼子们不管倒地的死人活人，都往腹部深刺一刀。有个兽兵以杀人取乐，专在妇女的阴部猛刺，把肠子都挑了出来，有的则专挑孕妇的肚皮，把腹内没有出生的婴儿挑出来，甩到半空中。尤其残忍的是，有些孩子呼爹唤娘，爬来爬去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日本鬼子走过去“哈哈……小红胡子，往那儿爬！”，一刀插进去，高高举枪往后一甩……。就这样，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历时3个多小时。
第二天一早，日伪汉奸雇了一帮人，用火钩子把全部同胞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垒起来，其中还有没死的重伤号，也同死人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尸，之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崩，掩埋未烧尽的尸骨，以掩盖他们万恶的滔天罪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平顶山惨案的真相。这次惨案被枪杀的3000余人中，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灭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
全国解放后在抚顺露天煤矿工作的方素荣同志，就是在平顶山惨案中死里逃生的一个。那时，方素荣是个不过7岁的女孩子。她究竟怎样逃出来的？
请听听她向采访者①的控诉：一天夜晚，日军驻扎抚顺的兵营遭到袭击，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当他们知道袭击日军的义勇军曾在郊区平顶山村子里住过，并在这里作了袭击前准备工作的时候，日军驻抚顺的守备队长大发雷霆：“土匪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报告？村民肯定都是通匪的，把他们通通杀掉！”他下了屠杀全村的命令。
日军宪兵和守备队为使村民无一人逃跑，他们制定了狡猾的毒计：“全体到广场集合，给你们照像！”
日本鬼子兵包围了整个村子，宪兵们挨家挨户地搜查。人们刚刚吃完午饭，突然看到武装宪兵闯进家门，都吓坏了，有的想法逃跑，被当场打死了。
方素荣的父亲从窗户跳出来，想冲出去，不料鬼子已团团围住家门，没跑出几步就被枪弹打死了。她的妈妈伏在血泊中的爸爸身上痛哭失声。爷爷为了孙子、孙女的安全，左手领着方素荣，右手领着她的弟弟，跑到外面随乡亲奔逃，妈妈看到爷爷走了，也只好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跟了出去。
全村男女老少一片哭喊声！男帮女，老拉幼，向广场走去。广场已被手持刺刀的日本兵严密地包围起来，看来连个蚂蚁也爬不出去。广场中央，立着用黑布蒙上的像是照像机似的东西，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包围圈内坐下来。
已经听不见村里野蛮的叫骂声，全村的人全部集合在广场了。随着队长的口令，蒙在“照像机”上的黑布被拿掉了，露出来的原来是一挺挺黑油油的机关枪。大家不约而同的“啊呀”一声！当大家意识到上当的时候，机枪的子弹已经不停地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倾泻，喷出一串一串火舌。人们发出悲惨的喊叫，在雨点般的枪弹下纷纷倒下。
方素荣的妈妈怀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背对着机枪站着。她和婴儿的胸部都被无情的子弹打穿，倒了下去。爷爷拉着孙子、孙女正回头看时被打中，咚地一声倒在孙女身旁。枪弹打中了爷爷的腹部，但爷爷挣扎爬到方素荣身上，把她压在自己的肚子底下。爷爷的鲜血流在方素荣的脸上、手上。
还有许多子弹穿过爷爷的尸体把方素荣打伤了7处，幸亏都是擦伤。方素荣幼小的心灵，是那样地恐怖，但她忍着疼痛，晕死过去，躺在那里。
在震耳的机枪声中，数千条生命在不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死亡。广场变得宁静了，成了一片血海。又过了一会，广场里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日军队长又下了一道命令，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尸体中挨个的捅。日本兵的皮鞋所到之处，又传来“啊！”的惨叫声。为了保存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装死倒在那里的人们，在被刺的一瞬间，忍不住又惨叫起来，这是无辜居民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
一直抱着爷爷大腿的刚满三岁的弟弟，看见日本兵，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跑上来的鬼子兵用刺刀一下戳进弟弟的脑袋，把他从方素荣面前扔了出去。方素荣说：“……从我弟弟头上喷出的是鲜红的血和豆腐脑儿似的血色脑浆汁。这惨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不久日本兵的脚步声消失了，只听到没有完全断气的轻微的呻吟声。入夜后万籁俱寂。苏醒过来的方素荣，在爷爷冰冷的肚子底下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肚子底下爬出来，顺着山坡下了山。为躲避日本鬼子，她踏上了荒僻的小路。她一步一步向前走着，感到分外悲伤和疼痛，又放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走，不知走了多少路，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遇到一个赶马车的大叔。他看到浑身血迹的方素荣，马上就知道她是从平顶山上逃出来的，立即把她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带到家里。
从此，方素荣开始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大叔给他的伤口敷上药，还亲切地问了她爷爷的名子，然后说：“是方老的孙女吗？那就不要害怕，你伯父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方素荣被送到伯父家。但是，伯父是个很贫穷的佃户，没有一个孩子。如果突然增添一个小孩，怕被伪满人员怀疑，报告日本鬼子。因此，伯父在白天把方素荣藏在高粱地里，晚上再背回家。如果正巧家里来了人，就把她藏在贮藏室里，她连一声也不敢吭。7岁的孩子，就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方素荣的伯父家生了一个小孩，她才以被雇来看小孩的身份公开在人们面前露面。
另一位死里逃生者叫任成玉，请看她在全国解放后的1964年所写的“控诉书”：我叫任成玉，今年64岁，平顶山惨案距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当年我家住在平顶山村，家里有6口人，有孩子他爹，3个儿子和1个女儿。孩子爹有病在家，靠大儿子在日本岗楼当“小孩”，听电话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无恶不作，到处镇压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国人民不断的抗日斗争。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晚上，抚顺的抗日组织大刀会直奔永安台的日本住宅，路过平顶山村后，打死了值班鬼子，烧了鬼子的卖店和岗楼，给大伙出了气，可惹翻了鬼子，说：“平顶山人统统都是胡子！”第二天，灭绝人性的鬼子就开来了汽车，端着枪，对平顶山3000多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俺家当时住村南头，农历八月十六这天上午1O点多钟，我大儿子上村北头，就看见鬼子挨家挨户的赶人，说是叫搬家，堡子四周都给卡上了，里不出，外不进。我大儿子一看就急忙跑回家送信。我寻思让搬家就搬家呗，小鬼子啥名堂都干得出来，这会儿还是逃命要紧。我赶紧收拾眼前的东西，连鞋都没来得及提，抱着我三个多月的小儿子，领着孩子，一家人往外走，一直被赶到西山根底下牛奶房子跟前停下来。俺们一出村，堡子里的房子就被鬼子放火点着了。
我这才停下来喘气，正提鞋呢，眼瞅着一个30多岁的妇女，因为是小脚走得慢，鬼子就用枪把子使劲的往她身上打，我往东一看，日寇守备队端着枪，逼着人群一个挨一个站成排，把人都围在里边。这时人们预感到不好，鬼子要下毒手了，人群里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喊叫声连成一片，想跑也跑不出去呀！当时我公婆在大官屯住，听说八月十五晚上平顶山出了事，第二天领着外孙子和外孙女来看俺们；结果也同样没有逃脱这场不幸的灾难。
大伙一家一团的聚坐在一起，等待这场即将降临的祸殃。一会儿的功夫，四周的机枪就哒哒的向人群扫来，人们就一个压一个的倒下去。枪一响，俺们就趴在地上，当时我大儿子压在我的身底下，二儿子离我不远，头朝东，老伴和我女儿头朝南，我抱着三个月的小儿子头朝北，一动不敢动地趴着，枪打响之后，我睁眼一看，由于人太多，一个压一个，我们一家除了我大腿被枪子擦破一块皮以外，谁都没有受伤。这时孩子他爹睁开眼透过缝隙一看说：“这鬼子才狠哪，杀人了。”我怀抱的小儿子，连吓带饿哭叫起来，二儿子对我说：“妈，你给他吃奶吧。”我说：“吃什么，鬼子杀人了。”正说着，鬼子就过来了，一刺刀就挑死我的老伴，接着一刺刀挑在我大儿子身上，他没动弹，鬼子看了看说：苦力，又一刺刀下去，我大儿子哽哽两声就不行了。这些没有人性的畜性，就连三个月的小孩也不放过，他们把刺刀从我大儿子身上抽出，照我的小儿子，扑哧一声挑下去，挑了起来，嘴里说：“小孩！”把他甩到山上去，血流得我满脸满身都是，鬼子以为我死了，用力蹬了我一脚放过去。轮到我女儿，鬼子大概是捅累了，以为我女儿死了，就把枪把触在她的脊背上歇了一会，我当时又气又恨，恨不得一下子起来和鬼子拼命，可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鬼子一个多小时来回扎了两次，死的就更多了，直到下午，鬼子才走。
鬼子走后，我女儿和二儿子就爬起来吆喝我：“妈，咱们快走吧！”我答应着，由于脚不听使唤，挣扎着爬了起来，往南一瞅，人死的一大片呀，死尸直拌脚。这时断脚、折胳膊没死的，都挣着住外逃。有个姓冒的老头，两口子，一个10多岁的男孩，被刺的下半身不能动，渴的没办法，对他妈说：“妈，给我弄点水喝。”冒老太两只手腕都被刀刺伤，忍着痛，强挺着回去提了一壶水给儿子喝。这一壶水，就有20多个伤员喝着！老冒头已死了，老冒太又受伤，背不动她儿子，一直陪到天亮，一看她儿子活不成了，又怕鬼子再来，只好含着眼泪逃走。
我站起来踏着层层的尸首往前走，我看见有往山上爬的，我也朝山坡上爬，忙乱中和二儿子走了两岔，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逃出来后，就住在我姐姐家，每天给别人做饭，洗衣服干活，维持生计，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过上了幸福生活。
惨痛的历史是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悼念被日本帝国主义枪杀的3000多名平顶山同胞，于1951年修了纪念碑。1971年，抚顺市委决定兴修“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重修“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40周年时，遗骨馆正式建成。在遗骨馆前，沿着平顶山的断崖，修筑了宽阔的石阶137级。顺石阶而上，满山碧绿，鲜花争艳。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开阔的平顶山上。碑身用白色花岗石修成，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的碑文。碑高19.32米，象征着抚顺人民对1932年平顶山殉难同胞的沉痛悼念。
1973年3月5日，正式对外展出。十多年来，已接待了国内外观众309万多人次。其中仅1977年以来的统计，就有日、英、法、美等12个国家及港、澳、台同胞7181人次。在国外观众中，大多数是日本人，其中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参观后曾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参观遗骨馆，看到了侵略战争是怎样的残酷，我们要为争取和平作出努力，不能再使这类事件重演。”一位日本知名人士参观后留下了诗句：白骨累累，盖地表。
母抱婴儿，壮扶叟。
勿忘邦人，昔年债。
惩前毖后，劝友好。
注释①方素荣同志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作了录音，这是根据她的谈话录音整理的。
阳高城惨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有多少无辜的男儿被屠杀，有多少妻女被蹂躏，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请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仇恨。这里记述的是山西省阳高县城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事件，它是千万个惨案中的一个。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什么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依靠天镇县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国防工事，据守抗战。全城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本县的商会动员米面店加快磨面，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师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好不狼狈。”
日寇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正沿着平绥路进犯。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少时20多架次，多时60多架次，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可是时隔不久，县太爷、达官贵人带领员属们，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乎也。更令人不解的是，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但人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下乡狗也要咬，只好呆在家里看看再说。”也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日寇入侵，烧杀抢掠，奴役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应下乡暂躲一时，避其锋芒，尔后再说。
这时，前线的战况频频传来，就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72师的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三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
9月8日，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也有一些胆大的男子汉，三五成群地蹲在街头巷尾，谈论着即将临头的大难。人们对前线和驻城守军的退敌问题，已经毫无幻想。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个别下级军官也在一旁参加议论，有的气愤地说：“守城，守个屁！当官的都是怕死鬼。
敌人进到盘山地区，据守国防工事的阎军，整连、整连地由当官的带头爬出工事，屈膝投降，结果都做了日本鬼子的活靶子。如果他们带头抵抗，哪个当兵的不和鬼子狠狠拼一场。“
骚扰和动乱，把人们的心捣碎了。稍有主意的收拾收拾钻了山，没主意的象断了线的风筝飘流在街上……
“咳！阎长官，算是黑疸了，等着谁来了给谁纳粮吧！”
一座两万人的城镇，象死一样的沉静。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早已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守门的狗好象也有灵感，似嗅到了什么不祥之兆，不敢妄吠一声。……在这可怕的寂静中，紧张、慌乱、恐惧，象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腥风血雨的到来。
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东洋强盗的坦克、汽车、摩托车，把阳高城包围了。顷刻，枪炮齐鸣，喊声大作，敌人开始攻城了。
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屁滚尿流，越城夺路而逃。阳高，就这样落入日寇侵略者的手中。
然而，就在城陷民危之时，有个叫孙存仁的人却演出了一场欢迎日寇的丑剧。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钻营之徒。1927年，他带头欢迎过奉军，得到奉军头目的赏识，赐他一顶支应局长的头衔。数月的光景，孙存仁的腰包里也满了，一个穷光棍转瞬间变成了小富翁。这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以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便早早地跑到大街上，又敲门，又喊叫，让商店铺户张灯插旗欢迎日本兵。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存仁，昝大个，拿着旗旗欢迎日本兵”。现在听起来好象荒诞离奇，可当时不少善良的百姓却受这个跳梁小丑的蒙蔽，从东街、南街到西大街，一路上聚集了数百人，跟着他向西门而去。
9月9日，日军人城，在西大街，商民遇上鬼子的先遣队，孙存仁带头呼喊口号，“欢迎大日本皇军”，日军不了解孙存仁的“好心”，立即警觉起来，如临大敌，疏开队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他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的名叫阎友，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鬼子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
数百名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4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西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叽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当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破死的罗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鬼子兵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他们用刺刀直穿，马刀横劈，白刃进去，红刃出来。人们红了眼，完全忘掉了死是什么？从血泊中，死人的身子底下爬起来了，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染在刀口上！
“中国人你们是杀不完的！”卖猪肉的老刘夺过敌人的枪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壮烈地倒在了地上。死难同胞的尸体横卧在洒满了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上。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的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有极少的人幸免于死。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他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在填写“良民证”的时候，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噪”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10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叽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敌人的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18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杀的是“便衣队”，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
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13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哪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皇军仁政”。在同胞血迹未干，亲人悲痛欲绝的时候，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状，谁能听日寇的鬼话，俯首事敌。但也有一些无耻的败类却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有个投机分子叫任子纲，自告奋勇当了伪自卫团长，整天带着一帮人，手持木棒，在县城里到处巡逻。他为谁自卫、为谁巡逻，难道还不清楚。他们对人民群众滥施淫威，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有一天，日寇宪兵队长在旧三府衙门的广场给老百姓训话，中心放了一排方桌，方桌上又放桌子，桌子上再放凳子，带着少校军衔的宪兵队长就站在最高的凳子上，下面以次站着三个人，二层是朝鲜翻译，三层是伪满翻译，最下就是那位所谓的自卫团长。
他穿着绸缎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神气活现地站在最下层的那个凳子上充当翻译。日本鬼子说一阵，先是朝鲜人翻译，然后是伪满翻译翻，最后是那个四等奴才翻译。他根本不懂得日本话，只得胡编乱造一气。宪兵队长嚷了一个多小时，可人们只听到他反来复去地说了两句话：“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谋福利——造幸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请看日寇汉奸是什么样的“仁政”！
直到三个月之后，死难者的家属花了不少运动费，除领一名死尸花洋50元外，还得承认：第一，“你的人是该死”；第二，“这是‘皇军’为了保护你们，才杀死你们的儿子或丈夫的”；第三，“不准哭叫”。老百姓咬着牙，吃苦咽泪地应允了后，才把那些血肉模糊、尸体残缺的亲人抬到了家里，把泪咽到肚里，把仇记在心上埋葬了。
每逢农历八月初五这个血腥的日子，敌人还无耻地满街张贴“喜报”：“皇军在该地为民除害，歼灭‘土匪’1000余……”老百姓和死难家属，闻言莫不翻肠挖心，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强盗。
1945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阳高时，正是农历八月初五这个悲惨祭日的前夕，群众知道八路军是抗日队伍，纷纷到政府请求：“许不许我们哭一场？”
人民政府赶紧答复：“可以哭！可以哭！”当他们免免强强蹩着气出了县政府的大门，便放声嚎哭起来。
农历八月初五的第二天，全县群众召开了追悼大会，西门外搭起了蓆棚，耸立着烈士纪念塔，摆着各机关团体送来的花圈。离会场不远便是那1000余人埋在一起的坟丘。坟的四周，放置了花圈，妇女儿童送来的纸花，象仇恨的种子撒了满地。死难家属代表，当地绅士张先生登上讲台：他讲到：“我全家5口人两个儿子被杀，儿媳妇给留下个小孙孙改嫁了，现在老两口守着五岁的小孩生活。”因伤心过度，泪从枯眼中流出，又从嘴里进去，哽咽说不出话来。当时马云章县长讲道：“同胞遭惨戮，令人寒心”时，全场群众同声大哭，八年来的泪，今天才算痛痛快快流出来了！千万个人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音：“报仇！报仇！报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