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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全套六种十一册： 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 本书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它如皆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 《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 先秦史 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秦汉史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 两晋南北朝史（全两册） 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本书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隋唐五代史（全两册） 《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最后一部。本次新版，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为十五章，记录了隋唐五代的历史。本版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本书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次新版《隋唐五代史》，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章节标题及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除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必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外，还改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其他如习惯用语、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必动。 吕思勉读史札记（全三册） 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曾有部分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订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文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程。 名家论吕思勉 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堂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掺入，而时有鸿议创论。 ——钱穆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先生许多精彩通观评论，直击要害，能传达出常人轻易看不出的历史意韵，让读者享受知性旅行的愉悦，得益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丰富，更是增进了对社会状态和社会变革的认识。 ——王家范 媒体评论：重新发现吕思勉 被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其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作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为何不受“追捧”？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严耕望的那段著名评论现在已被屡屡征引，严氏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通贯的断代史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然而，吕思勉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究其原委，除了吕思勉自己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学风尚偏于仄而深的专门研究，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二、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严氏揭示的这两个方面，虽还不足以解释吕思勉何以不受“追捧”，但却道出了吕氏治史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 二、严耕望为何以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近代以降，中国史学界受西方学术影响日深。进入民国，先是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章太炎门生弟子夺取京师学术重地，其后以胡适为首的新派人物异军突起，于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傅斯年的史料学派相继成为史学界主流，所谓科学的治史态度、目标与方法一时主导了中国史学界，至今不衰。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史家却与主潮并未合流。在钱穆看来，“高抬考据，轻视义理”的清代朴学即已流于琐碎而不识大体，而号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提倡窄而深的专门研究，“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民国史学主流，更是植入了近代欧洲史学方法的结果，业已远离“究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治史精神。抗战期间，钱穆等人即已试图扭转专尚考据的学风，努力形成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此外，陈寅恪、陈垣等人也明确地显示了与傅斯年等主流派在治学路径上的差异，他们极其重视正史与《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其为目的，强调在考证时不可不明义理，在专精时应有博通的识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严耕望以吕思勉与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实是在同一个评判标准下认定的。这样一个评判标准的形成，或许与严氏的师承有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对与民国史学主流旨趣相异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体系中，吕思勉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的学术主流，吕思勉也与其他一些人一样并不认可，批评“专家的时髦性”为“今日学术界的最大的流弊”，因为“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而“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孤岛青年何以报国》）。严耕望对吕思勉在运用材料与为学蕲向两方面特色的概括，应该是触及到了治史路径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当然，吕思勉似乎比二陈走得更远，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 1949年以后，内陆学术曾一度日趋政治化，“前辈史学四大家”的治史趋向实际上已经中断。改革开放后，学界迎来的是新一轮的西化浪潮，“新史学”再度受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对治史途辙的深入思考，也在一些学者中间展开，于是陈寅恪、钱穆等人再度进入大陆学人的视野。而在海外，如果说所谓“中国中心史观”依然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中心而置之不论，那么钱穆弟子严耕望、余英时等人的历史观念与治史实践，则接续并深化了民国以来并非主流的那种以中国史学传统为本位的探索。在学术研究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吕思勉重新受到重视也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三、重新出版吕氏史著具有怎样的意义？ 正因为吕氏著作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所以，重新出版吕氏史著的意义，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体会。他的著作与钱穆、二陈的一样，标示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可能是一个更为中国化的方向。这次列入《吕思勉文集》重新出版的一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氏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属于吕思勉的最主要的著作，也都是已成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经典的著作。《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下至1922年，乃名副其实的通史，当然极能体现吕思勉博通周赡的为学蕲向，也是其历史识见的成功实践。《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后一再重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有言：“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而受顾氏赞许的“较近理想的”，也只有三四位先生的书，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即在其列。吕著断代史初版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虽断代为史，然吕著断代史的基础仍在于“通贯”，对此严耕望有着贴切的认识，上引严氏文章的标题即为《通贯的断代史家》，以“通贯”修饰断代史家，凸现吕氏史学风格。（作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系钱穆先生于抗战期间写成。书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及各时期的特点的阐述在中国史学界无出其右。富于文彩，读之荡气回肠。此书曾被列为国民党统治者史学的代表而受到抨击。史学爱好者亦可一读，高下自然在心。 全书五十余万字，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有两万字的导言(引论)，于全书出版前，先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曾经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盛赞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以后全书印行前，又被当时重庆审查机关认为“洪杨之乱”应改为“太平天国”始可通过，后经作者坚持，才得以原样出版。 钱穆，字宝西，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年八月逝世。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 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周公》、《墨子》、《中国文化史尊论》、《国史大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论语新解》、《庄子篡笺》、《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中国文学论业》、《双溪独语》、《晚学盲言》、《师从杂意》等约六十种书。  《陈寅恪集(13种套装14册)(繁体竖排版)》包括《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集:书信集》、《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集: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和《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14本。《陈寅恪集(13种套装14册)(繁体竖排版)(精装) 》内容简介： 一、所收内容，已发表的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经作者修改过的论著，则采用最后的修改本。未刊稿主要依据作者手迹录出。 二、本集所收已刊、未刊著述均于校订，凡体例不一或讹脱倒衍文字皆作改正。引文一般依现行点校本校核，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尚无点校本行世的史籍史料，大多依通行本校核。少量作者批语、论述系针对原皈本而来，则引文原貌酌情于以保留。以上改动均不出校记。 三、凡已刊论文、序跋、书信等均附初次发表之刊物及时间，未刊文稿尽量注明写作时间。 四、根据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丰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丰，保留少数异体字。引文中凡为阅读之便而补入被略去的内容时，补入文字加[ ]，凡属作者说明性文字则加（）。原稿不易辨识的文字以口示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后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带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后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后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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