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日写完“吕思勉在苏州中学的教学遗产”之第二部分，现择出一些贴上。本月总数因此凑到9篇，希望下月能有所上升，以让自己的与史料相处的孤寂日子能多一些收获，亦可为关注我的人们多送去些新年的“礼物”。
民国史学“四大家”中，论“名气”，吕思勉（诚之）远不如陈寅恪、陈垣和钱穆，其中原因，如钱穆弟子、史学家严耕望所言，乃是由于：
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者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而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步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①
严耕望继续说道：吕思勉的国学、史学功底并不在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之下。他完全有资格任教于北京著名高校，而且他也有机会。严耕望引吕思勉学生黄永玉的回忆为证：抗战前，胡适曾有意邀请吕思勉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被吕思勉拒绝了，依旧留在学界“排不上号”的光华大学。吕先生不去北京大学的理由是：
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
淡薄名利，友情、信义比名利重要，乃是吕思勉一生为学为人谨守的基本原则。显然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垫底，吕思勉会被严耕望视为“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的典范；而黄永玉亦不禁感叹：“为了帮助老朋友办好学校，甘愿放弃北大的优厚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②
另一位后辈史学家王家范则将吕思勉誉为“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并责问现在有几个人能像吕思勉不为“名利”，不为“应用”，“尽心”阅读史籍。王家范认为，现在之所以没几个人（并自谦说包括他自己）能像吕思勉那样“尽心”，总是被名利、交谊缠身，或者为发表论文而去阅读史籍，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心”不能“平”。与之不同，吕思勉在这一点上的要求则是：
予谓遇事弗克尽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也。③
惟心“平”才能“尽心”治学。吕思勉说这话时是在1933年，有此心境，当时的胡适如何能将他请到北京大学去。可见，除“忠义”外，“心平”也是支撑吕思勉偏居东南一隅、埋头治学的内在精神力量。而在吕思勉看来，这些其实都是一名“真正的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此即如他在评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学人的一篇长文中所言：
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①
不知道吕思勉1946年写这段文字时有没有思考过，胡适、顾颉刚等“显以为名者”同样也会被人誉为“真正的学者”，甚至“追名”恰恰就曾是胡适、顾颉刚等“学界名流”埋头治学的内在动力。②不过，无论胡适等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学问，也不管他们能得到多少人的拥戴，吕思勉都不会“心动”，而始终能做到以心中的“真正的学者”所必须具有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因此拒绝与“学界名流”来往。
毫无疑问，吕思勉这样要求自己，必然会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正是“名气”及“势力”远不及胡适等人，但其收获亦会非同一般的丰富。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远离了名利纠缠与势力较量，吕思勉才得以收获“名流”们难以企及的时间、精力与成就。提起吕思勉的学术成就，后辈学人尤为津津乐道的倒常常首先不是他的一系列断代史专著，而是他的史学功底，尤其是吕思勉究竟读过多少遍《二十四史》，更是几乎成了学界的一大“公案”。王家范说“不止三遍”。③黄永玉说“四遍”，且曾听人说是“七遍”。④
吕先生自己的说法是：
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⑤
不过，即使按吕先生自谦的说法，只读了两遍《二十四史》，亦是很难达到的成就。吕思勉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之间，第一次读完一遍《二十四史》，更是学界少有。况且在首次读完《二十四史》之前，吕思勉还读了《资治通鉴》、《明纪》、《通典》、《通考》、《日知录》等许多正史之外的古史典籍。诚如庄崴所言：“早在二十二岁以前，他读的史籍就已非一般治史者所能尽读了。”⑥
因为吕思勉青少年起便将阅读《二十四史》当作自己的日常生活，《二十四史》记载的人事与体制变迁近乎成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以至别人问起《二十四史》的细微内容，他也可以做到如数家珍一般。黄永玉记得，有一次，吕思勉的女儿问元代的“知院”指什么，吕思勉马上回答：“知院”就是知枢密院，在元代，知枢密院是主观军事的机构。一旁的黄永玉听后，去翻《元史·职官志》，发现吕思勉说的一点也没有错。黄永玉还记得，当时他看过一位“颇为知名的史学家”在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望文生义地将“知院”解释成了“和尚”，可见那位“史学家”写文章时根本没有去查《元史》，⑦更不要说把读《元史》当成业余爱好了。
有趣的是，那些“浮谈无根”的“史学家”反倒“瞧不起”通读《二十四史》的“通人”，认为后者没有“理论”、“思想”，只不过记诵了一堆“史实”而已。面对这类“浮谈无根”的“史学家”，吕思勉的立场非常坚定：在《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中，他强调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必须静下心来，阅读《二十四史》，直到成为中国历史的“通人”。将这类言论与之前提过的“尽心”、“平心”等自励话语放在一起，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吕思勉的心目中，一名“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学术心境、学术功底与学术行动。
如果看一下吕思勉的生命存在状态，则会发现，吕思勉对于“真正的学者”的想象实际上皆来自于他自己的学术生活经验。言外之意，吕思勉的学者理想与其自身的现实生命存在完全合而为一了。如其再传弟子姜俊俊所言：
吕思勉先生一生不喜交友，自甘孤寂，为的是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不管是在沈阳高等师范、常州府中学堂，还是光华大学，他除正常的教学外，每天清晨即起，埋头于阅读和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分寒暑，五十年如一日。①
那么，吕思勉于几十年的“自甘孤寂”处境中做了多少研究呢？从方德修的整理结果来看，②吕思勉从191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苏秦张仪》开始（当时吕31岁），到1948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晋南北朝史》，民国时期33年的学术生涯中（吕去世于1957年），吕思勉一共出版了39本著作。此外，他还在《东方杂志》、《建设杂志》、《宇宙风》、《时事新报》、《正言报》及《沈阳高师周刊》、《光华大学周刊》等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③
民国时期吕思勉完成的著述中，最令世人称道的经典之作无疑是《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和三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及《两晋南北朝史》）。④《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44年亦是由开明书店出版。对于《吕著中国通史》，顾颉刚在其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给予高度评价，如其所言：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即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的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他的书是《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又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⑤
顾颉刚与吕思勉因不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之间无甚交往，但即使如此，他在分析民国时期《中国通史》成就时，依然能做到就事论事，认为《中国通史》的写作真正发生质的飞跃，是从1923年吕思勉推出《白话本国史》开始。换言之，是吕思勉以自己深厚的功底与思想使《中国通史》具有了鲜活的“个性”，为人们思考数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变迁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吕思勉20年后完成的两册《中国通史》更是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对中国历史展开独立、深入的考察与思索。
至于断代史著作，顾颉刚觉得，吕思勉1945年前完成的两部著作（即《先秦史》和《秦汉史》中，只有《秦汉史》可以和劳干、其他民国史家的同期断代史成果相媲美，堪称“极伟大的新式断代史”。①需要指出的是，吕思勉的另一部断代史《两晋南北朝史》的出版时间是在1948年，而顾颉刚的史学评论专著完成于1945年，因此顾颉刚无法评论。不过，即使顾颉刚后来看到了吕著《两晋南北朝史》，恐怕也不会改变其对“中古”时期断代史著作的基本评价，因为中古史研究这一块有陈寅恪大师坐镇，其余人实在无法超越他的贡献。直到今天，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依然象征着中古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但是，吕思勉的通史与断代史著作能够得到顾颉刚非同一般的好评，显然说明吕思勉无论就功底还是就思想而言，都达到了民国一流学者的水平。而吕思勉的老师屠敬山虽在元史领域积累深厚，但其成果却少有人称道，这当然不能说明屠敬山的著作水平不高，而只能说明他的著作“过时”了，无法赢得民国顶级学界的欢迎。那么，看上去同样“旧式”味道极浓的吕思勉为何能获得顾颉刚等民国一流学者的认可呢？这其中的关键一点正在于吕思勉除了史实功底深厚之外，还非常了解彼时流行的“社会科学”及各种新理论，并且善于吸收“社会科学”及各种新理论来深化自己的历史研究，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顾颉刚为什么觉得吕思勉的史学著作“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对于“社会科学”及各种新理论，吕思勉曾有过长期的关注与吸收。早在1923年，即完成《白话本国史》那年，吕思勉就曾专门撰文，评论自梁启超主持《时务报》以来三十年的社会舆论走向，②而到1941年，早已功成名就的吕思勉仍在表示要像梁启超学习，学习“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③1945年抗战胜利后，吕思勉更是根据自己长期吸收社会科学及各种新理论的治学经验，写了一本《历史研究法》，其中所表达的精神依然是尽可能多地吸收新理论，以开辟史学新路径。
如吕思勉本人所言：
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要紧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④
毫无疑问，以上观点表明，和之前一节介绍的钱穆一样，吕思勉同样具备着在当时学界堪称一流的治学眼界，而且他们形成此一流眼界的途径也颇相似，都是通过认真领会梁启超以来顶级学界名流的治学进路，来摸索自己的史学发向。
至此，吕思勉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学术心境、功底与思想，都已大致做了分析。此刻惟需再补充一点，数十年间，吕思勉不断追求卓越的学术心境、功底与思想，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或仅仅是为了弄清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历史及其演变真相。在吕思勉一生的治学努力背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吕思勉为纪念蔡元培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所表露，其基本意思是强调，读书人身处国家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当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承担起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职责，以自己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为国家社会的兴盛做出贡献。
由此出发，吕思勉确立了“真正的学者”为学为人的“终极目的”，并以中国历代学人的学术教训及蔡元培的学术胸襟与责任担当为例，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明确“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直到像蔡元培那样，奋斗一生之后，能让后人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悲天怜人的苦衷”。总之，在吕思勉看来，“真正的学者”还必须具备一种以“国家社会兴盛”为本的学术情怀，或者换一种更感性的说话就是，“真正的学者”最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惨舒，社会上人的苦乐，是最足以激动我的感情”。①
① 严耕望。
② 黄永玉。
③ 王家范。
①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② 比如，胡适初登北大讲台时，就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学问、名望不够大，实在无法压住台下一群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因此他在头几年的时间里，埋头著述，以至“积劳成疾”。第一部书稿《中国哲学史大纲》完成时，还如愿请到蔡元培为其作序，以抬高新著的“身价”，胡适的“好名”以及籍此为动力由此可见一斑。对此，可以参见。
③ 王家范。
④ 严耕望。
⑤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
⑥ 庄崴。
⑦ 黄永玉。
① 吕思勉《吕思勉说史》。吕思勉有一弟子，名杨宽，杨宽后来成为新一代史学名家，姜俊俊即是杨宽的弟子。
② 方德修。
③ 与钱穆相比，吕思勉从未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京城学界的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或许也可以证明，吕思勉始终没有融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主流史学家的“阵营”，而情愿居于“边缘”。
④ 1957年10月初，吕思勉收到《隋唐五代史》的清样本，抱病校阅了几天后，于10月9日去世。1959年9月，篇幅长达百万余字的《隋唐五代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参见），因此吕思勉一共完成了四部断代史。而计划中的《宋辽元金史》和《明清史》一直没能完成，不能不说是吕思勉一生最大的学术遗憾。
⑤ 顾颉刚。
① 顾颉刚。
②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
③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
④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
① 吕思勉《蔡孑民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