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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是一部近90万字的煌煌巨著，其中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吕思勉的治史门径、学术功力、考证成果和史学见识。该书立足于精致的历史考据，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地理、文化、社会生活、中外联系等各方面的历史内容，体现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吕思勉考史，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发现和论证了不少史籍上的讹误。他重视历史理论的修养，考证历史善于探本求源和运用辩证方法，因而史识通明并撰成多种中国通史、断代史等专著。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对历史研究具有启迪作用：一是要坚守治史求真的准则，二是要具备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三是要精思善疑，四是要兼具宏远史识与微观考察。 《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吕思勉(1884—1957)是近现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撰述等身，学术渊博，专心治史，中立不倚，学理自明而不卷入派系博弈。他撰成多种独具特色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功力源自认真研读史籍，扎扎实实做读史札记。今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两册，全书内容立足于史料辨析和史事考证，同时具有宏观研讨的宗旨，即不仅取得历史考据的丰硕成果，而且在考据之中也映射出精深的史识，成为历来史家读史札记之书中别具一格的佳作。  《吕思勉读史札记》(以下简称《读史札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按时段及分类编辑，1982年出版发行，全书总括了曾出版和未曾出版的所有札记，而且为作者最后的修订稿，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吕思勉的治史门径、学本功力、考证成果和史学见识。全书共有527条目，篇幅长短不一，其中多有属于专题论文者，为作者精心撰写，并非读史中随手记述。全书总计约近90万字，可谓一部煌煌巨著。《读史札记》涉及的历史时段，以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最为丰富，隋唐、宋元包括辽金各代，条目显著较少，明清时期的内容基本阙如，在72条通代性的历史考论内，同样较少涉及明清时期的史事。这表明吕思勉撰著《读史札记》，并不是在读史中随机记录史料和解说、判断，而是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学术著述，按历史时代顺序，进行系统、全面地考核史料、判断真伪和解析历史。《读史札记》与吕先生的通史、断代史著述是伴生的关系，即写作中互动、互补，不能将之仅仅看作为通史、断代史撰述的准备工作。《读史札记》的写作，仿从顾炎武《日知录》的撰述宗旨，即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按完美的目标细致斟酌，反复加工，以至于直至逝世，没有来得及将笔触伸展到明清历史的考察。 《读史札记》对中国古代史的考察，内容上达到多视角、全方位的水准，政治、经济、民族、地理、文化、社会生活、中外联系等无不囊括，许多重要问题如刑法、理财、借货、经史之学、民族风情的考释，构成较为系统的系列条目，钩玄发微，探索辨析，细致深切，显示了既全面考察社会历史的宏视野，又深入到具体史事的解析，往往指陈数语，就将复杂问题的实质点明，令人有豁然明朗、瞬间领悟的感觉。如关于图谶与纬书之间的区别，有七篇札记，以疏解图谶的发展源流为主。其中提出：“谶，自古所有也，谶、纬相附，则王莽之所为也……谶虽妖妄，纬则多存经说，后人卒不忍弃者以此。”在另一条目也指出：“纬书之名目虽妄，而其为物，则固为今文经说之荟萃；使其具存，其价值当尚在《白虎通议》之上也，乃以与谶相杂，尽付一炬，亦可哀矣。”此皆要言不烦，为重新认识汉代谶纬问题开一门径，拓展了视野和深度。 据吕思勉的自述，他于16岁之前就在父亲指导下精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其《读史札记》深受顾炎武、赵翼二书的影响并超越之。顾炎武撰《日知录》，以考释精湛为鹄的，自视为传世之作。吕思勉则以顾炎武为榜样，欲将状似碎金的《读史札记》写成传世的学术精品，其中系列性的经济史考索如《管子轻重》四篇、《古振贷》六篇、《唐代市舶》五篇、《官家出举》两篇以及散见单篇的《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田亩隐匿》《元时献田》《庄田》《职田收租之重》《豪强占田之害》《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民间借贷》《质典》《借贷利率》等，对历史上经济现象，无论事体巨细，凡世人未能明了者，一经发现即作梳理和考察。而如《论吴越文化》《洪范庶民惟星解》《论经学今古文之別》《诗序上中下》《左氏不传〈春秋〉上中下》《清谈》五篇等，无论篇幅和议论结构，都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见解独特，理据充实，是《日知录》所不具备的撰写方式。都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见解独特，理据充实，是《日知录》所不具备的撰写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归纳不同时代类似历史现象，似与《读史札记》中专题论文相仿佛，也许吕思勉正是受到赵翼札记写法的时代类似历史现象，似与《读史札记》中专题论文相仿佛，也许吕思勉正是受到赵翼札记写法的启迪，但赵翼此书不精于考核，史实讹误俯拾皆是，这在学界早经揭出，与吕思勉《读史札记》之求真考实无法媲美。 吕著《读史札记》能够对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法律史、少数民族史等各方面的史事，予以成系列的考释和评议，既是得益于古代前贤的治学典范，更具有新时代赋予的宏阔眼光，他最早接受过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观点，也曾流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说，历史理论的浸润必然在治史活动中打下烙印，使其考据不单单是要弄清具体的史实，而是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历史研究。他自言：“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他一生撰成中国通史和多部断代史以及其他专门史著，其中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撰述，成功地实践了宏观性、综合性研讨历史的意愿。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吕思勉明确提出： 讲学问固不宜豫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我所认为读史之先，应该豫先知道的，略说几条如下：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以经济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可见吕思勉很早就确立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观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断，他在《中国通史》著述中设立诸多经济类专题予以述论，在《读史札记》中有许多精心考证的经济史条目，纠正旧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的流弊，乃是具备历史理论、史学观念上的自觉性，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吕思勉对于历史学的宗旨，是以求真为准则，《读史札记》的撰写，本身就是要探求历史之真实状况，并且要将考实后的结论运用到系统的史著。在《历史研究法》中他曾指出：“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等，“用之太过亦有流弊”，因为可能“昧于事实的真相”，“无益于求真”。在《读史札记》全书中，他是兢兢业业考求史实，基本不言鉴戒之论的道德评议。当然，在其他系统的通史、断代史中是富有历史评论的，撰述宗旨与专意考史的《读史札记》有所区别。但其议论，必依据业经考据的史实，史实不明，就不随便发论。因为确切的史实是评议的基础，吕思勉对历史考据始终十分重视，他指出：“凡治史，固然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读史札记》的特点，就是在严谨、精密的历史考证中，融汇广阔的历史视野，其中的治学方法和考史结论，对今日的学人仍然具有取之不尽的滋养和启迪。 在读史中产生疑问，是治史进入研究状态的重要起点之一，进而怀疑古史记载的真实性，甚或怀疑某些史籍出于伪造或久被窜乱，都符合学术研讨之逻辑。当然怀疑是否可以确立，应须审慎研究。吕思勉早年接受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学说，史学观点贴近于“古史辨派”，曾经与童书业合作编辑《古史辨》第7册，但后来自我感觉康有为之说的明显失实，也不再融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取独立治史、自主思考的治学态度。然而，吕思勉保持了对于历史记载和古代史籍的怀疑和辨伪精神，但轻易不发表激烈论说和不卷入论辩争议。 吕思勉治史的怀疑精神，从《读史札记》多篇条目的论述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例如他对世间现存的汲冢《竹书》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指出：“汲冢得，固实有其事，然世之所传，谓其出于汲冢者，则不徒明以来之伪《竹书纪年》不可信，即其早于此者，如世所谓《古本竹书纪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尝不相等也。”对于《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记述的《毛诗》传授系统、《尚书》传习学统等，一概否定，认为其诬妄不实。指出其说乖异，“而所举人名，又无一有行事可征验者，安得不令人疑而不信乎?”对于《史记·儒林传》叙述《尚书》的传习源流，吕思勉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什么壁藏古本、什么伏生90岁口授《尚书》二十九篇等，其记载显得自相抵牾，均为妄人窜乱《史记》之文，于是发出诘问：“伏生藏书，晁错断无不识之理。即谓不识，而伏生以《尚书》教，已非一日，岂并别写一本而不能？至晁错奉诏往受时，犹出壁藏之书以授之邪？”因此，吕思勉认为今本“《史记·儒林传》之文，盖后人所窜”，不可据信。接着又考辨关于鲁共王拆孔宅墙壁得古文《尚书》之说的荒诞无稽。似此与今文经学家疑古文经学造伪之说一致的见解，尚有多处，可见吕思勉虽然已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倾向有所疏离，但仍然认为其中具有正确的主张，在学术上予以承袭和发扬。 认为古书记载并不可靠，是吕思勉的既定理念，于《读史札记》中反复强调“周初所传，本无信史，后人称颂，悉出文饰，虽诗人所咏，已非其实也”。“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久之乃著竹帛，不审谛处甚多”，“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审，而又好为附会，故其说愈晚出者，则其失真愈甚”。讲到史籍所记载的汉末名士时他说：“夫史之不可信久矣，亦何尝不多载虚誉？”可见无论是对古代史籍纪事的整体估量，还是对具体史事记载的判断，吕思勉的怀疑精神，某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古史辨派”中的诸多学者。 然而在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中，于史料的怀疑精神之内，还多具一股谨慎，特别体现于面对史料缺乏和众说纷纭因而难于判定的较大问题上，多不轻易主张持怀疑和否定。他说：“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这句话最能体现吕思勉在史料考释中的审慎态度。《尚书》中曾有一篇比伏生传授《今文尚书》更晚出现的《太誓》，自东汉时即被指为伪书，几无异议。但吕思勉综合梳理各种相关资料，却感觉“《太誓》固不存于经，然未尝不见于传也”。这固然难成定论，但足以自立一说，其谨慎护惜古籍旧说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疑古派学者重点质疑的上古圣王，即黄帝至尧舜禹，是否真曾存在？极少看到吕思勉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表态。观《读史札记》开篇对远古君王的考述，如《盘古考》《儒家之三皇五帝说》《炎黄之争考》《禅让说平议》《共工、禹治水》等，广引文献记述资料，其中神怪荒诞之说充斥，然不见作者的批判否定，反而试图从中挖掘可供采纳的“素地”。例如《炎黄之争考》在罗列古文献关于炎帝、黄帝、蚩尤之间战争的资料之后，结论是：“吾昔谓炎帝为耕农之族，好和平，黄帝为游牧之族，乐战斗，其说虽武断，然谓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则亦不尽诬也。”这就甩开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而试图谨慎地利用传说材料做出另外的历史认识，对那些明显荒诞的传说、神话的资料，不忍举而废之。这种对待远古史料的态度，虽至今被许多学者认可和承袭，但其中有些主张，又极似为了摆脱康有为思想影响，或显示有别于“古史辨派”，因而刻意所为，这使其历史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留待后文加以论析。  在历史学研讨中，无论历史事实的清理和考订，还是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评判，都存在许多疑难之处，这或因史料缺乏，或因记载纷纭。吕思勉在读史、治史中，面对此类问题，往往采取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求得别开生面的见解，是其学术特长之一，在《读史札记》中多有体现。 探本求源地考察历史事物，方能了解研究对象最初的状态，清晰地梳理其后来的演变，从而得出新的学术见解。例如《读史札记》中有《儒术之兴》三篇和《汉儒术盛衰》两篇，对中央集权条件下儒术的处境，从秦始皇时期探索，发现秦朝并非不用儒生，汉代自开国之始，儒学即逐渐发展，文帝、景帝时均有重儒行为，因而认为“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儒术之兴，实不自武帝始矣”。经一番循流溯源的研讨，吕思勉指出：汉武帝其实并非推尊儒术的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出于掌权儒臣卫绾、窦婴等人，当时武帝年仅17岁，未必明白什么是儒术。“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公孙)弘一人而已”。这一学术特见，理据充分，驳正学界历时甚久、流传极广的说法，实为以探本求源方法治史的显著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读史札记》中《论吴越文化》一篇，发掘有限的资料，以作文化的探源，据殷代之前用贝为货币，判断古民族起自海滨，据用火、结巢等传说资料，指出“南方巢居，北方穴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起源于南方，初植于扬州，后来西迁与北移。这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挑战了历来视中国文明起于黄河流域的说法，惊世骇俗，且与现代的考古发现切合，因为诸如良渚文化以及广东、广西古人类遗址，年代比中原考古遗址更为久远。其他如《儒家之三皇武帝说》《周先世世系》《皇帝说探源》《九品官人之始》，谋篇立意就是为了探查具体历史问题的源流，《古振贷》等多篇涉及经济史问题的考述，《拓跋氏先世》上、下和《宇文氏先世》等关乎少数民族发展始末，均为梳理历史、考镜源流之杰作，显示了作者多方面追索和思考历史本源问题的治史风格。 对史料予以辩证的分析，可以打破直观考释局限，开辟认识历史的新境，是一种基于理论思维上的研究方法，适度运用，可以促成学术创新。吕思勉《读史札记》对辩证方法的运用相当谙练，如《古振贷五》条，列举《史记》所记述的春秋时孟尝君史事，孟尝君既以粟放债，又以钱放债，从中取息用来补充招养宾客之赀。吕思勉认为“此等说自不足信，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得造作此等说也”。意思是说孟尝君不一定有这种放债的行为，但春秋时此类放债的现象必然存在。这样的推断撇开对人物事迹的考证，直接将其中史料引向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考察，而关于具体人物事迹的记述是否确实，已经无关紧要，史识顿显深切。从不一定真实的记载得出更宏观的真知，具备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辩证思维特征。 吕思勉的辩证思维方法，还表现在对历史上对立或并行事物的分析，他不绝对地否定或肯定哪一方，而是依据事实考察二者的关系，以及彼此的消长。例如在经学今文学和古文学之间，《读史札记》中固然严词批评古文经学，认为“毕竟今文之价值，较大于古文”，但对今文经学并不一味回护，在《汉儒术盛衰下》中，吕思勉将古文经学的许多弊端，皆解析为来自今文经学，连续论证“古学家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古学之弊，今学实启之也”，“古学之分争，今学实自启之也”。为什么不同的学派会互相传染弊病？因为今文、古文经学皆成末流，此为汉代经学衰败的根由，“宜乎儒术极盛之时，即其衰替之会也”，这超越了学派之争，客观地考察儒学衰退的内在缘由。在分析《春秋》三传的记述史事之区别时，吕思勉认为： 古事之传于今，有出史官之记载，士夫之传述者；亦有出于东野人之口，好事者为之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辗转传述，乃行简册者，由前之说，其言恒较雅，其事亦较确。由后之说，则其词多鄙，其事易芜。《左氏》所资，盖属前说，《公》《谷》所本，则属后说也。以记事论，《左氏》诚为近实，然以义论，则公羊子独得圣人之传已。 这段论述，在论述上古史籍形成的本源以及评议《左传》与《公羊传》各自的特点时，都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而且将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有机地结合于一起。 在吕思勉的通史著述中，也随处表现出辩证思维的特色，因而能够将历史讲得生动活跃，颇有特见。例如谈到宋代统治者的腐化，认为“虽其一部份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在论说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时，提出可以将之划分先秦诸子、魏晋至唐代的玄学和佛学、宋明理学等三个时期，“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他接着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了较长篇幅的解析。这里不必敷陈和评析吕思勉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得知作者对辩证法的观念和术语，早有较深的领悟。考订历史、论述历史都运用辩证方法，是吕思勉具备高超史识的原因之一。 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充满精辟的考据，成为研习、查核历史典故的渊薮，上文已经多所列举，此处谨摭取若干具体史事的考释条目，以再示其例。 《史记》为先秦的老子写有传记，称其官任“周收藏室之史”。自古解释这个官制，皆言“守藏史”为管理图籍和记录史事之职。但《读史札记·守藏室之史》条以极简要的篇幅，否定了传习甚久的附会之词，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之记述：“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这里的“守藏者”是保管某些财物的人员，由未及成年之人担任，可见职位低下，吕思勉指出老子主管的“守藏室”，就是收存财贿之处而已。这条考订简短精炼，意旨深远，道出老子如果真的身居管理政府图籍和记录史事要职，也就没有必要逃离职守去隐居撰书了。为《史记》作注释的古代学者，之所以形成许多望文生义的附会，一是总想用后人抬高了的老子形象来解说其事迹，二是对“史”字没有充分的理解，总将“史”看成政府内记录和保藏文学图籍的重要职官。实际“史”的最初原意，与“吏”“事”“使”通同，凡被任用的办事人员均可称“史”，“守藏室之史”也可写作守藏之吏。在《读史札记》出版多年之后，今号称研究“国学”之人撰文著书，仍然流行着对老子官职的讹误解释，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汉代大兴收徒讲学之风，经师名下弟子，动辄超百过千，延至魏晋南北朝，盛况不减。《读史札记·讲学者不亲授》以充沛的史实，考订出当时名师并不亲自讲解，而是由部分弟子间接传授，连郑玄这位著名学者，最初投师于马融名下，仍三年不得一见。更有些门徒只是挂名，“除借资声气而外，别无他益，不过为其虚名所眩而已”，有时举办讲学大会，大多也只是“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于学则无益也”。这一考订，揭示了自古学界就有的虚浮风气，读史之中，遇此类渲染历代名师广收门徒、开课讲学的盛况，当察其是否仅仅要名誉、广声气而已。即如当今的一些“名师”行为，亦当引为炯戒。 《尔雅》一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词典，而其产生时代，众说纷纭。国人研治传统文史，喜将古籍成书年代前移，以为书籍越古越有价值，是乃嗜古、佞古风气影响下的一种流弊。《尔雅》被看成周公旦作、孔子作、子夏作等，持此类说法者代不乏人，穿凿附会，全然不顾书中明显存在大量出于汉代的文词典故，实为嗜古流弊之一。《读史札记》有《论尔雅谁做》《释尔雅》两条考订，梳理各种观点，否定其书始于先秦的说法，认为汉平帝元始五年曾征求通《尔雅》之学者，表明其书最初形成于西汉后期。盖词典一类书籍，不断更新和增添内容，乃是常例。与吕思勉《读史札记》这一考证观点相近者，自古历历可数，宋代欧阳修、郑樵、叶梦得、朱熹，清《四库全书》馆臣、近代学者梁启超、罗常培、胡朴安、现代文字学家周祖谟、文献学家余嘉锡、汉语言文学家王力等人，都认为今本《尔雅》成书于汉代。吕思勉则具有新证据、新观点，如指出汉平帝征求通《尔雅》之士，是其书存在之最早的可信依据，就连“尔雅”二字之解义为“近古”，所谓“尔雅以观古”，其语意也是起自汉代。然而迄今芸芸学人，仍东拉西扯，喧嚣不已，将不成理据的闲杂素材纷乱堆积，非要将此书推入上古时代不可，其究竟意欲何为哉？ 魏晋选拔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身居州郡大中正者，是关键性的人物，对此职位认识模糊者、认为是官员者，在史学界恐为数不少。《读史札记·中正非官》标题即一语破的，考中引录确切史料指出“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所以中正并非官职，乃是择取有名望、威信的士大夫以裁定清议，品评人才。此虽为小小考订，然令人眼前一亮，加深了对初期的九品中正制与当时社会状态的认识。 《读史札记》之《脉法》条目，不足500字，然振聋发聩，授人以真知。开篇就指出：“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随之列举了史籍中关于诊脉的不同记述，辨析真讹，说明“脉法实不可深恃”，古来医者诊脉，“所以补望闻之不足也”。此项考证虽则简要，但值得深思的不仅仅在于诊脉一项，直至当代，世间仍然此起彼伏地惊现各类中式神医，其谈吐、运作，往往神奇怪诞，上当受骗之人不计其数。可知吕思勉之此等考辨，绝非雕虫游艺之技，但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太少，虽读得到却从眼前轻易滑过并无深思者，又不在少数，惜哉！ 吕思勉的考证之文，有些远非一锤定音之论，甚至有些观点尚值得商榷，论据也不够充足，但梳理文献资料，贯穿百家说法，提出问题并且为进一步探索奠定基础，仍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读史札记》戊帙收载的《胡考》《貉族考》，都是长篇论文，分别对中国周边重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考证，探源溯流，几乎穷尽历朝历代的文献史料，梳理解释，分析判断，今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者绝不应予以忽视。又有一些考释属于知识性的历史典故，其中关乎古代社会经济方面的术语和史实尤为醒目，如《古振贷》《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庄田》《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官家出举》《京债》《质典》《借贷利率》等，都提供了明晰、确切的中国经济史知识，阅之比研读原始史籍更能快捷、准确地领会，实为嘉惠读者之作。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叙述。 然而金无足赤，《读史札记》也有其缺陷和局限。如对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圣王，尽管引述的资料比后世史书内不实记述还要荒唐，但吕思勉仍然尽力回避其是人是神的判断，远逊色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明识和果敢。这可以说是出于平和、谨慎，但无疑是明显地放松了评判标准，与他对待后世史籍历史记载的严格审视，形成反差。前已提到：《读史札记》在考述炎帝与黄帝之争中，不言其人其事是否可信，而得出“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的看法，貌似撇开争议转而思考上古传说之更宏大的社会意义，但炎帝、黄帝是否真是上古人君以及所处的时代尚无着落，能够断言“为世变升降之会”吗？其他如考察商周之史，而基本不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研究的已有成果，使某些考订仅仅游移于文献资料，是对这些新史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心存过度的疑虑。 《周官》之书，又名《周礼》，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纂成，其中官职设置不仅不合于西周、也不完全符合春秋时期的体制，盖由文人吸取西周、东周某些官名，而不顾史实地按照理想化方案做出的主观设计，使之外形十分规整，却较多虚构内容。围绕《周官》真伪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辩，至今未得平息。《读史札记》有《周官五史》条目，按《周官》所言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及其职能，杂取春秋时各国官职与之对应阐释，甚属无谓。出土铜器铭文中史官名目繁多，但并无“小史”“外史”作为职官之说，盖编纂《周官》者为了大小、内外之对应整齐而造作。吕思勉虽不认为《周官》描述的是西周官制，却欲贴合于春秋时期，未曾研究金文史料，是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局限性在学界并不少见，即通晓金文史料之学者也有此误，因此根本上是观念的问题，是刻意不与“古史辨派”观点认同所导致。与顾颉刚、童书业有良好关系并且曾经通力合作，却在史学理念上着意疏离，是吕思勉治学历程的最大遗憾。 吕思勉著述宏富，成就卓然，学术影响深远，他的治史理念、治史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迪。扼要概述，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恪守史学求真的准则，将求真作为历史研究第一位的目标，绝不要因为其他任何原因，就稍稍舍弃务求真实的学术诉求。吕思勉无论是做历史考证还是撰写史著，都遵循求真第一的准则，他认为“史事贵乎得实，而欲求得实，其事极难”，除了必须做艰难的历史考据之外，某些社会压力与强权压制，是很难克服的，“此则仗气直书不畏强御者，所以究为可贵也”。 为了历史研究的求真目标，史料和参考文献的搜集应当力求全面，在各种异同记述的鉴别和不同观点深入比较的基础上，在无学术外因素干扰前提下，认真地决定取舍，吕思勉《读史札记》即按这样的原则撰写，故能成为传世名著。 第二，必须具有理论思维的培育，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史家最关键的史识。即使专做历史考据，具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学者，也强于单单掌握史料鉴定技能之人。如前所述，吕思勉特别提出治史之前需要树立历史向前发展的观念、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这是提倡高标准的理论修养，值得重视。吕思勉指出：基本历史观念的树立，“原只是入手时的一个依傍，并没叫你终身死守着他，一句不许背叛。”这就与观念先行的历史先验论划清了界限。至于历史研究方法，辩证法实际上优越于任何其他方法，这不是排除多种研究技能的运用，而是在辩证法的指导下，会将具体技能发挥得更加有力。 第三，应当树立精思善疑的治史理念与勤于质疑的治史风格，读史、治史不生疑问，欲图获得学术创新，难乎其难！吕思勉多次指出：古人撰书，缺乏精审和纯粹求真的意识，这必然导致许多历史记载的失实。只有精思善疑的研究者，才能及时发现更多的问题，推动历史研究的展开。正如上文所述，吕思勉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怀疑的精神不亚于“古史辨派”，这是他能够取得骄人学术成就的原因之一。而对于中国远古圣王的传说，则似乎着意克制怀疑和否定，成为一个学术遗憾，此中得失，治史者应予以深切体会。 第四，培养历史研究的宏远眼光，同时注意考察历史事物的细节，宏观研讨与微观考察兼通，方能史识通明，此乃成为优秀史家的学术素质。吕思勉在历史考证中不避巨细，大的难题不畏其难，流入对“貉族”亘古以来迁徙、发展、分化之历史源流的考述，小的课题不嫌零碎，《读史札记》中很多条目是对一个典故、一个词语的解释，如关于“守藏室之史”的破解，关于“中正非官”的阐明。大题目的考据固然力求精益求精，小题目的考释也蕴义深远。于考据之外，更撰著通史、断代史以及其他专著多种，成为独具特色的史学大家，是吕思勉学术素质优秀的体现，岂不信然！ 以上四点，再加之勤奋，治史者以吕思勉等史学界前贤为榜样，人人均可攀登历史学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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