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国瑜，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县人，1903年旧历正月生。幼时因身体比较羸弱，故九岁才开始发蒙，就读于本县小学。在学校中，他因年龄稍大，加之不懂汉语，学习困难很大，但他能知难而进，终于取得优等成绩卒业。进入中学后，他深感自己的国学底子不坚实，又常在假日里跟随当地耆儒和让（德谦）先生学习旧诗词，但却一直未能得到一篇尽如人意的作品，他曾为此而感到苦恼。在他离家赴北平之前，德谦先生引《沧浪新话》之言：“诗有别裁，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他生性质朴，“学”“理”有余，而“オ”“趣”不足，并建议他今后可专力从事学术间题的探讨而少在诗文方面花工夫。这一席话对他启发很大。 1923年他到北平升学，兼治疗眼疾，寄住于当地云南会馆。会馆是滇垣人士荟萃之地，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个方面的人物，交往中不断受到启迪，眼界逐渐开。 1924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预科。在当时“读书不忘救国”的感召下，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并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未几，一场大病迫使他休学接受治疗。疗养期间，读书仍未稍有间断，以是两年后复学，即转入文科本科学习。在大学学习时，他曾先后得到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吴承仕（检斋）、马衡（叔平）、高步瀛（阆仙）、黎锦熙（邵西）诸前辈指导，具体从事音韵、目录、校勘、金石、训诂及名物等项目研究，深入探寻清代乾嘉学派的精髓。其成果除在当时期刊上发表过的部分零散文章外，还留有《广韵声汇》及《困学斋杂著五种》二书的存稿。其后因感到国事日非，应该以自己的所学服务于全社会，遂又投入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等名师门下治边疆史地之学。除去一般史学名著，他还广泛的阅读了大量的时人论述，从而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扎下了牢固根基。 1933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在离开北平之前，所长刘复（半农）先生，曾与他多次谈论纳西族象形文字，并鼓励他回乡钻研，认为此项研究很有价值，不仅能从其字义深入了解纳西族人民的社会生活，还可以从其字形考查人类文字的原始。本年秋他途经昆明，这时正值省政府主席龙云聚集省内通学之士重撰云南省志书。通志馆诸公知道他谙习边地史事，邀共参与编写。他以所学得献之桑梓甚为高兴，遂概然允诺。回到丽江后，他为了不负刘复所长的嘱托，潜心研习象形文字，在东巴教长老和士贵及教士和宗道的帮助下，数月之间翻译了《人类来源》一书和一些其他经文；此外还搜集到大批字音、字形的资料，做成卡片。次年六月他携带着这批初步整理出来的草稿匆匆北上，拟再次向刘复所长讨教。但因刘先生时已身陷病中，不数日即去世了，书稿亦未曾寓目。悲痛之余，又由友人董作宾介绍转赴南京，寄居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所内的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并继续整理、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从而使这种世界上通用文字中所罕见的纪录得以传之于世。 在逗留南京的一年里，他不仅得以熟读史语所内丰富的藏书，而且还能够饱览南京国学图书馆内所藏的善本，由是有意识的辑录了不少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对于边地历史，历来封建史家多乘承《春秋》“异内外”及“夷夏大防”之说，在叙述上均语焉不详；尤其是谈到西南地区时，他们更是以班固《汉书·叙传》内的“西南外夷，别种殊域”作为立论的依据，动辄以“蛮烟療雨之乡”，居民“有尾”“吃人”等字样，横加诬蔑。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曾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多次撰文给予批判。 1935年夏，中、英会勘滇、缅界务事又一次提出来。由于事涉云南疆域，他因之极为关注。他痛感中国历史自进入近代以后，皇朝昏聩庸懦，军事上软弱无力，外交上丧权辱国，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欺凌。不数年之间，国威荡尽，割地赔款，藩篱全失。即就云南而论，法、英两国的侵略，不断深入，土地被蚕食鲸吞，金融事业大部分被垄断，矿山资源被攫夺，关税大权被控制，甚至筑路权也被两国把持着。一些帝国主义学者们，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狺狺然大有吞并云南之势。以上情况，辛亥革命后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全局仍然可虑。为此，他结合着界务问题，一再地在报刊上进行呼吁，以期引起当局对边地事务的重视。与此同时，他又怀着一腔热爱家乡的心情至苏州拜谒云南硕儒腾冲李根源（印泉）先生，向其请教云南地方史事。当谈及中、缅界务问题时，李印老对他畅叙了自己在边地时的见闻和对边事的看法，并力劝他亲自到这些地区去观览一番。通过访间，增益新知，这样既有利于今后地方史的研究，也可以避免在谈论界务问题时论据的空泛。这次谈话，他感到得益良多。此后不久，他便经李根源先生举荐，参与了这次中、英勘界事宜。同年九月，他自北平返昆，稍事耽搁，即转赴滇西边地考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攀越了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足迹遍布其所经云南境内傣族、拉祜、景颇、崩龙和佤族的村村寨寨。通过调查访间，他了解到当地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经济、地貌风物，同时也记录下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物质资源，写下了《滇西边区考察记》《班洪风土记》及《倮黑山旅行记》等著作。 1936年夏，方国瑜复至昆明。原拟回北平任职，但往晤袁嘉谷（树五）先生时，因树五先生强留，遂于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其后并被聘为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等职。此时学生不多，授课之余，仍然着重于云南史地学科的研讨。1938年冬、由于通志馆同人知其学有专长，因而又聘请他兼任《新纂云南通志》的分纂员，具体负责编写《地理考》中的建置沿革部分及《金石文字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此后又连年在通志馆中兼任编审、审定、续修之职，一直到解放前夕。在此期间，他还协助李根源先生编辑过《永昌府文征》，写过一些诸如题跋之类的文字。研究云南历史地理，他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以，在撰写《通志》的建置沿革时，他便用大量历史事实来论证：云南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其政区设置以及汉代以后几次大的改变，都与全国的形势息息相关，并不是孤立的外国。这样，便驳斥了那些帝帝国主义分子伪造我国历史，妄图把云南与祖国割裂的谬论。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著名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播迁西南，昆明更是学者云集。眼看大好河山竟遭铁骑践踏，爱国之士莫不悲愤填膺。这时，他与诸友好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人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刊物纵论边政，颇具特色，但由于种种限制，出版了十八期便停止了。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征集当时研究边疆问题的专著，并且商定自筹资金编印《西南边疆史地丛书》，校长熊庆来让方国瑜主持其事。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先后印出了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李拂一《泐史》、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等十一种。 建国后，方国瑜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并担任文法学院院长及文史系主任。（1951年，方曾任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云南省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多所贡献。）在党的关怀下，1950年至1953年均被举为昆明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接着他又被选为第一、二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间归来，途经昆明，顺便视察了云南大学。在谈到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时，总理指出：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分，教学和科研都应当突出这个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才能加快边疆的建设。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史教研室。他主动承担起《云南民族史》课程的讲授任务，除讲义之外，还编写了《云南民族史料目录题解》一书，刻印成册，从而开创了这门学科的体系。在此基础上，系内又相继设置民族史、东南亚史等专门课程。教学中，他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在目前四化建设中起骨干作用的人才。 1956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研究组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在建国前后历次调査的基础上，继续调查各少数民族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则是调查各民族的上层建筑，并追溯共历史发展过程。结合各时期文献纪录，系统地进行研究，以便为各兄弟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作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的方国瑜先生，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此项工作，带领同学们连年奔波于哀牢山区及大、小凉山之间，编写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彝族史长编初稿》。 十年动乱中，方国瑜先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受到残害。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心始终不渝。每一次“改造”归来，他都是俯首案头，继续修改前不久编好的《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理考释》旧稿。1969年10月，被下放到弥勒农村“改造”。次年春，由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负责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国务院的关注下，又再度把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安排到日程上来。方国瑜是该委员会委员，自然被指名要求参与其事。就这样，他便被批准转回昆明。 在新组建的绘图组里，他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历年搜集所得的资料。经过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巨著——《中国西南地理考释》。在论述中，他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史料，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一严肃的命题，详细地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揭示疆域区划及地名建置的本质。就云南地区而言，他认为这里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以各个王朝的统治势力是否达到而有所改变。因此，他反复强调：王朝的版图不等于中国的版图，王朝的分合不等于中国的分合。中国历史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应是历史的主人。本书共分八卷，约计百余万言，凝聚着他潜心治学的血汗和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 《中国西南地理考释》脱稿后，从1971年开始，他又把工作转入另一部专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整理。 作为钱玄同、陈垣等前辈的学生，方国瑜对史料从来就是十分重视的。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们：要从事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根深オ会叶茂，本固オ能枝荣。为了做到这点，他根据前人的方法，首先从目录学人手，了解现存各类历史资料的情况，然后才是探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其真伪，以及分析史料的社会性、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目录学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他注重的是史部，尤其着力于云南史籍目录的整理。“记载滇事之书”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志·艺文志》中即记录过，其后谢肇淛《滇略》、刘文征《天启滇志》、清代的五种《云南通志》一直到李小缘1937年成书的《云南书目》都有刊载。只是这些书目，或受历史及阶级的局限，或囿于闻见，还不能称之为科学的整理，也很难满足研究云南地方历史的需要。正如他在《云南史籍目录概说·弁言》中说的：“史料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要求史学研究不断发展，有赖于基础一这门类例科目不断发展；而这门类例科目的发展，有待于积累知识，不断深入、提高。”为此，他把已经编次成书的《云南民族史料目录解题》，在体例、内容上，又作了重大改动，尽量做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求实的原则来看待史料，诸如书名的确定、伪书的识别、史事的年代及若干虚构史事的考校、史料的阶级内容、使用价值、甚至部分古籍字句的比勘等，无一不是用自己多年苦心钻研所得的知识来进行分析批判。当时，他正默默地承受着无情的批判。批判会后，他又悄悄地埋头奋力疾书。正是这种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才使他怀“别人怎么说由他，自已怎么干由我”的泰然心情，于1976年修改出这部堪称宏博精详的巨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从此，治云南史地的学人们才算得到了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目。 “四人帮”被粉碎后，祖国大地荡起阵阵春风，群情激奋，同志们都在考虑着如何对国家贡献力量，有所作为。方国瑜对于周恩来总理五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云大历史系要在教学、科研方面重视云南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的意见，拳拳于心，无时或忘。于是经他建议，1978年6月，被“文化大革命”冲散的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又重新得到恢复。他主持制定了研究室八年(1978~1986）规划，拟定了四个科研项目，即：一，以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入手，熟悉云南史料保存情况；二，以《丛刊》为基础，撰录《云南史料编年》；三，写出《云南地方史》古代部分初稿；四，为开出专门化课程，如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史，以及各民族的专史等作好准备。他在《滇史论丛·自序》中说：“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力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同道共商，拟定八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使有志于此者，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替国家迅速培养出一批人才，他连续招了三届硕士研究生。1982年，又招了一名博土研究生。地方史研究室恢复五年多来，他一边继续整理自已的旧稿，一边带领着研究室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地奋力拼搏着。除承担系上每年的教学任务外，还主编出《云南史料丛刊》五十六辑，共六百余万字，油印后内部发行；主编了《云南地方史讲义》古代部份约八十万字。 1983年12月23日中午，他刚刚放下工作，突感不适，送医院后，虽经医生多方抢救，终因脑溢血无法控制，于次日清晨八时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方国瑜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云南大学委员会，根据他生前提出的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 附：方国瑜教授主要著述目录 著作 《广韵声汇》三十六卷，附二卷。 《困学斋杂著五种》:《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证》《论学存稿》。 《滇西边区考察记》（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发行）。《新纂云南通志》:《疆域志》《疆域考》《疆域沿革表》《疆域沿革图》共十卷，《宗教考》八卷，《金石考》二十卷，《族姓考》二卷。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编（稿已交中华书局）。《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十卷（中华书局出版）。 《彝族史稿》（稿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滇史论丛》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出第一辑）。 《纳西象形文字谱》四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民族史讲义》。 主编刊物 《云南史料丛刊》原定七十辑，已油印发行五十六辑。《云南地方史讲义》三册，附参考资料一册（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出版，内部发行）。 主要论文共计九十篇，各目篇名从略。 录自《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一期辑者略有增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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