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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史学，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它的高峰。宋代史学途径宽广，气象博大，方法至密，不仅集前代史学之大成，也为后代封建史学所不及，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资治通鉴》则是宋代史学的一面旗帜。 一、史学思想、当代史、“正史”的繁荣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宋太祖在大乱之后，为了防备军阀割据事件的重演，建立了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并一反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重视文化，重用文人，而且以高官厚禄奖劝文人，这种政策为宋代史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政治条件。宋朝列代帝王努力振兴文化，提倡史学，关心史书的撰述，对学术风气的形成和持续极为有益。宋代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印刷术的进步，对史学的繁荣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撰写史书必须凭借大量资料，以前人们读书都靠手抄，现在书籍大量印制，给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繁荣的宋代史学，在史学思想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政治性更为明显，这既表现在正统论的盛行上，也表现在专为帝王服务的几部大部头类书和《资治通鉴》的编撰上。 正统论源于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三国时正式用于争作合法政权的理论。南北朝时对史书的编撰有重要的影响，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即留辫子的野人）[ 《宋书》卷1《武帝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页。]，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即住在水上的蛮子）[ 《魏书》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页]。宋代外患不断，所以正统之论、华夷之别尤严。宋代正统论发端于殴阳修，到朱熹的《通鉴纲目》正式确立。朱熹认为，只有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王朝，才是正统。因此，自周至五代的1362年中，正统的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其他都不是正统，而是僭国、篡贼或无统。其实，正统论是统治者用以欺骗人民的工具，从人民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统治压迫人民的，都不是人民的正统。但是封建社会的正统论，是封建大一统专制主义思想的体现，故而对宋朝及其以后史书的编纂有重要影响。 在宋初帝王都爱读书的影响下，当时学人都以多闻博记为上，为了有系统地整理资料，给帝王提供统治术的教科书，宋太宗下令李昉等人为他编了《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宋真宗又令王钦若等人编成了《册府元龟》1000卷。这四部类书，被后人合称为宋朝四大类书。其中，《太平御览》以引证广博见称，所引古籍达2579种，现存者不过十分之二三，是研究宋代以前历史和校勘辑佚古籍的宝库。《册府元龟》于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编成，册府是典策渊薮的意思，元龟即大龟，是古代占卜所用的宝物，因为占卜可以预知未来，作为借鉴，所以称可以用作借鉴的事是龟鉴。命名之意是说这部书是君臣鉴诫的大书，可以作为将来的典范。该书专辑上古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所采事迹不仅包括《十七史》的绝大部分内容，还兼取唐、五代实录等，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和校史、补史、辑佚等都有重要价值，也为宋代人修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与此同时，私人编纂类书的风气也很盛行。著名的如：王应麟《玉海》，祝穆《事文类聚》，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高承《事物纪原》等。其中《玉海》200卷，分21部240类，多录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和吉祥的善事。书中不仅抄录材料，还多用提要概述的形式撮叙事实，并常常略作考证。该书包括了涉及文史的多方面知识，被古人称为“大有裨益经济实学”的“天下奇书”[ 清刻本《玉海》，胡助、熊本二序。]。 后来，学风发生变化，新派的学问是以《春秋》为榜样，贯通古今沿革当作借鉴，于是出现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名著。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奏疏中说明了编书的目的，是为帝王作历史的参考。他说：“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 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9607页。]所以，他要将历代有关国家的盛衰和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善良可以学习的，恶劣可以诫备的，帝王应该知道的史事，编成《资治通鉴》一书，供帝王阅读之用。 公私齐动手，大规模地进行当代史的编修和史料整理，是宋朝史学的一大特色。当代史的编修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魄力。宋朝政府建立了庞大而且健全的史官组织，设置专门史官，分别撰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当时，史官各有专职，分头记述。编修院（后改名史馆）负责修国史，起居院负责修起居注，日历所负责修日历，中书省和枢密院分别撰修时政记，实录院负责修实录。这些书的数量都很大，如日历达4102册，19个皇帝的实录达3833册。 宋朝的国史和实录充许人民传抄，而且朝廷对士大夫比较宽容，因此，宋代私人撰修本朝史的很多，其数量之多、卷帙之大，都是空前的。虽然其中有的因内容涉及社会现实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流传至今的仍很可观。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九朝史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的和战关系；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专记北宋九朝的史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专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熊克《中兴小纪》，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专记宋高宗至宁宗的史事；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专记宋理宗到宋灭亡的史事；王称《东都事略》，北宋九朝纪传体史书等。此外，宋人的大量笔记、文集中，也记录当代史实成风，有不少珍贵的资料。 二十四史中，宋代撰修的有《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三部。《旧五代史》是由宰相薛居正监修，于973年（开宝六年）完成的五代纪传体史书，共150卷。该书仿《三国志》体例，梁、唐、晋、汉、周各自为书，各有纪传。《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所修，宋人多有非议，认为其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于是，由宋祁、欧阳修主持，于1060年（嘉祐五年）修成《新唐书》225卷，该书与《旧唐书》比较，史事有所增加，而篇幅却有所减少。而且新书是用散文写成，取材生动丰富，又增加了表、志，反映了宋代正史编撰的新气象。《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在编撰《新唐书》时，欧阳修认为薛史繁芜失实，便着手搜集五代史料，独自重新编撰，到1053年（皇祐五年）完稿。因为这是私人撰修的，故密藏于家，直到他死去5年后，家属才奉命奏上书稿，由国子监刊行。全书74卷，它改变五代各自为书的体例，打破朝代界限，按时间编排史事，以表示维护大一统之义。它仿效《春秋》笔法，注重于正名分，寓褒贬，书法谨严。它强调直笔记史，对史料进行了考订。它议论不苟，反复慨叹五代的黑暗，以反衬宋朝的太平。该书一出，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二、编年体通史和其它各种史体 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繁荣的里程碑。它的修撰，使编年史体达到绚烂美备的程度，影响所及，作者纷起。南宋时，袁枢在《通鉴》的基础上，写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不仅为人们阅读《通鉴》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且为史书的编纂开辟了新途径。自此以后，各朝纪事本末体史书陆续有人修撰，成为继纪传、编年以后的又一种贯通古今的系列历史著作。 政书是分门别类地记述典章文物沿革变迁的专书。通代政书始于唐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是继《通典》以后的第二部通代政书巨著，该书有本纪、世家、年谱、列传及记典制的二十略。有人将其归为通史纪传体。但其纪传部分多为抄撮旧史而成，二十略却颇为精粹，故一般将其归于政书体。专详一朝一代各种典制的史书称会要。会要体虽创始于唐，但以宋人所著规模最大，体裁也最为完备。当时，首创由政府设官撰修会要，在秘书省设会要所，专司其事，前后成书10种，总数达2441卷。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字，成500卷的《宋会要辑稿》，达800万字，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史料都是《宋史》中所没有的，为今天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项典制沿革变迁不可缺少的资料。同时，还有许多私人撰修的会要，如：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李攸《宋朝事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此，会要便成为一种独具系统的断代典制体史书通行于世。 唐朝刘知几《史通》开史评风气，宋代史评继而勃兴，分为三支，各有专书。一支是以郑樵《通志总序》为代表的评品史学体例义法的著作，一支是以范祖禹《唐鉴》、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对史事的是非得失进行详尽论断的著作，一支是以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志疑》、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为代表的对历史事实的正误异同进行严密考定的著作。宋代的历史考证学使史评由注重书法疏于考证变为专书考证异同、批评史料选择，使历史著作所述史实更趋于真实，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金石学起源于宋代，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宋代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从而古代文物大批发现。宋代学者悉心对殷周礼器、石刻、泉布、汉简、陶器、石器进行搜集，整理鉴定，考释金石文字，并用来考定历史记载，称之为金石学。主要著作有：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遵《泉志》、龙大渊等《古玉图谱》、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等。 目录一名始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别录》，到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显学，有辉煌的成就。一是宋仁宗时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人修成的《崇文总目》66卷，著录中秘藏书30669卷，每书都是先书名，次卷数，后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简略考证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二是郑樵《通志·艺文略》，创12分类法，特别是他提出书籍编类后不需加以不必要的注释，对后世目录书的编撰影响很大。三是开创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图书目录，成为专书，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 校勘，古称校雠。五代社会混乱，书籍散失严重。宋初书籍不仅少，而且错讹较多。由于当时将《五经》《三史》列于科举取士，需要有标准读本，更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大量书籍需要印制，于是宋代君臣都努力于经史的校勘、刊印。其中官校史书工程浩大，方法进步，选请专家从事工作。从太宗淳化年间到北宋末，先后由知名学者杜镐、陈尧佐、宋祁、曾巩、范祖禹等人精校刊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以后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不算《旧唐书》）合称十七史。在校勘书籍的同时，宋人不仅写了许多校史专书，而且正式创立了校勘学理论。郑樵《通志·校雠略》就是我国第一部校雠学专著，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它承前启后，所撰方志数量远远超过前代，编撰体例和内容也进一步完备起来，为以后方志的发展奠定了规模。首先是国家三次编撰全国地理总志。包括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总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李宗谔等修撰的《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1085年（元丰八年）王存等修撰的《元丰九域志》10卷。其次，由于朝廷三令五申要求各地编修图经、图志，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编修。《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的书籍共407部5196卷，其中州郡志书约占十分之七八。这些方志书分门别类十分仔细，文辞也很雅赡。宋代方志中，最受历代史家推重的，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等。 传记、学术史，大体包括名人年谱及其事迹的编撰，均为宋代创体。以年谱言，宋代有胡舜陟（zhì）父子《孔子编年》5卷，赵子栎（lì）《杜工部（甫）年谱》2卷，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1卷，对后代影响很大。名人事迹编撰，最重要的有：杜大圭《名臣碑传宛琰集》107卷。该书撰成于1194年（绍熙五年），收集了自建隆、乾德，迄南宋建炎、绍兴，大臣们的碑、铭、传、状，共著录碑传文254篇，不仅材料极其珍贵，而且开创了传记的新体例。再如佚名的《京口耆旧传》，则是采录镇江一地名人事迹的传记。 十七史自《后汉书》以后，有不少缺表、志。南宋初，熊方自题其书室为“补史堂”，以全力撰《补后汉书年表》10卷，开创了后代史家补作前史表志的道路。其后有钱文子撰《补汉书兵志》等。 宋代史学的繁盛还表现在私人文集、野史、笔记的大量撰集及其内容的浩博上。宋人文集流传下来的很多，仅《四库全书》别集类著录的，就有388部5000余万字。宋人流传下来的笔记，《四库全书》中著录的有151部。其中，如司马光《涑水纪闻》16卷、沈括《梦溪笔谈》30卷、洪迈《容斋随笔》74卷、陆游《老学庵笔记》12卷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三、司马光生平与《资治通鉴》的编撰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他20岁为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由奉礼郎迁至天章阁侍制并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升翰林学士。当时，正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与其政见不同，是反对派的头领，受到排斥。1070年（熙宁三年），司马光自请作外官，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宋神宗曾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坚决推辞不就。次年，王安石为相，司马光又自请改为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以后六任冗官，在洛阳15年，专门从事于《资治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的宰相，于1086年（元祐元年）九月一日逝世。 司马光自幼爱好历史，7岁读《左传》，就能给人讲解。其后，终生手不释卷，甚至不知饥渴寒暑。他非常博学，音乐、律历、天文、书法、数学都很精通，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他自幼家教很严，五六岁时，家中有一些新核桃，姐姐无法去其青皮走了，姐姐的婢女用热水将青皮脱掉。姐姐回来后，问他：“是谁将皮去掉的？”他回答：“是我自己。”他父亲正好在外边看见，大声训斥道：“小子怎能撒谎？”从此以后，司马光再也不说谎话。他做事踏实谨慎，一生中从来没有写过草字，全是一笔不苟的楷书。他的性格又很坚强。这些，对他终于编成《资治通鉴》大有好处。司马光在仁宗时就计划编这部大书，以后又得到英宗、神宗的大力支持，神宗不仅为该书赐名撰序，还将颍邸藏书2402卷送给他，又供给纸笔，允许他以书局自随。特别是他编撰该书时，正当王安石变法，他以政见不同而居闲职，得以有时间专心写作。总之，司马光既有抱负，又有能力，又得到皇帝强有力的支持，又有闲功夫。这就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早在1064年（治平元年）以前，司马光就编成了一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大事年表及评论，名《历年图》，进呈给仁宗。在此基础上，他又仿《左传》体裁，撰写了一部起三家分晋至秦二世的编年体《通志》8卷，进呈英宗。英宗对该书十分赏识，于1066年（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马光设书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并给予他自行选择助修人员和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和三馆秘阁书籍的方便。神宗即位之初，给该书赐名《资治通鉴》，赞扬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1066年四月到1084年（元丰七年）十一月，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包括1362年史事，共292卷的编年体巨著。书成两年以后，司马光未及看到该书刊出，就去世了。他在《进书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9608页。]司马光为编成《资治通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四、三大助手及编修方法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司马光编书的三大助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光的书局有主编，有协修，有书吏。刘恕、刘攽（bān）、范祖禹是三大协修，他们各有专长，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特别是刘恕（1032—1078），字道原，由县令被司马光看中，称他“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 《乞官刘恕一子札子》，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第5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00页。]，任为实际的全局副手，主要负责魏、晋至隋朝和五代十国，为编书费尽心力，年仅47岁，在书成7年以前就去世了。刘攽（1023—1089），字贡父，是《后汉书》的专家，知识渊博，善作文章，与其父刘敞、侄刘奉世合称“三刘”，他主要负责两汉部分。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一字淳甫，他追随司马光在洛阳15年，倾全力于编书，放弃了升官的机会，为该书耗力最多，主要负责唐代部分。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从1078年（元丰元年）起，负责该书的文字检校工作，也做出了贡献。这些年龄差距达30来岁的人，和睦相处，各进所长，互为补充，分工合作，协同奋战，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的写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也得力于它有一套严密的编撰方法。其编写程序为三步： 第一步做丛目。就是由分修各人按照历史事件的年月日的顺序，列出标题，围绕标题将有关史料剪贴排列起来，叫做丛目。丛目要求尽可能详备。 第二步作长编。由分修各人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的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日和事迹互相抵触的地方，就加以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这样出来的东西，叫做长编，实际就是初稿。长编要求尽量详细，而不能太简略，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第三步删成定稿。由司马光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司马光一般是先对长编进行粗削，再作细删、改写。他对于全书的书法、体例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甚至字句的锤炼，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史料，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自成一家。例如，《唐纪》的长编原为600卷，司马光花了4年多时间，仔细删改，定为81卷。司马光死后，洛阳还有两间房子的《通鉴》残稿，其中多半是长编的底本。现在还存有一卷司马光手写《通鉴》永昌元年的提纲，上面的字一笔一划，非常认真。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万字，篇幅浩大。司马光考虑到该书一般人难以全部阅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修书的同时，围绕《通鉴》，编成了《通鉴目录》30卷。它与《通鉴》配合，既是《通鉴》的索引、目录、补充，又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一部浓缩的《通鉴》，一部多功能年表体例的简明中国古代政治通史。 同时，司马光还编成了30卷的《通鉴考异》，把对《通鉴》中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汇编到了一起。《通鉴考异》考证鉴别史料的方法主要是博引典籍，予以分析取舍，实际考订中既有反证法，又有推历法、推理法、择优法、常识判断法等，特别是注重用碑碣墓铭证史，开创了史书考异之路，还为后人储存了丰富的史料。 司马光还撰成了《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都是《资治通鉴》的简本。又有《通鉴释例》1卷，记述修史凡例和与刘恕、范祖禹等人往来的书信，为后人研究《通鉴》提供了方便。 五、不朽的史学丰碑 杰出的史学著作，来源于历史家优秀的史学思想。《资治通鉴》中反映的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主张据史直书，不取正闰之说。正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司马光却不以为然，他说，那些所谓正统的标准，都是偏颇的个人意见，不是大公的通论。他认为，只要没有统一九州的都不能说成是正统，而不在于其是否华夏天子。他排除正统观的偏见，根据帝王功业写史，甚至对曹操这样一位当时被骂为奸臣的人，也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二、反对神鬼怪异之说。司马光在开始编修《通鉴》时，就对助手们宣布，除了个别有警诫作用的以外，有关神鬼怪诞符瑞的记载，一概不加采录。反之，书中却有许多揭露迷信虚妄的材料。他本人也从来不信迷信，曾经写过一篇《葬论》，现身说法，驳斥阴阳家关于必须择地看风水葬先人的胡说。他也不信宗教，在书中说信佛教是“事胡神”，老庄之书是“矫诬之说，不近人情”。 三、注重治乱原因的探讨。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标出发，他注重从历史研究中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他提出治国之道在于用人唯贤，德才兼备，让官吏有职有权，不可猜忌功臣。他在书中反复赞扬那些持法公正、赏罚严明的君主，谴责乱行赏罚的帝王。强调要使法令行之有效，君臣上下执法如一，真正体现法令的权威，实行法治。 四、从根本上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从另一条战线与王安石作斗争。所以，书中特别强调维护纲常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认为礼治道德关系国家的安危。将帝王的意志看成是历史的主宰，说：“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 《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第46卷，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55页。]大讲历朝祖述祖宗之法的情况，而删削历代变法的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卷100《缀言二·资治通鉴上续左传》。]究其特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1362年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书材料零散不相联接的弊病，开辟了编年史体的新纪元。使读者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是古代史书中最信实的一部。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的书早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史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比较详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书。 三、作者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以给统治者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书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的记录。书中敢于揭露历代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四、《资治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脍炙人口。 《资治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体和纲目史体。《通鉴》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 1996年撰，部分内容《以划时代的史学丰碑——资治通鉴》为名发表于《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理论周刊史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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