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 30 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在校勘与考订、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参与编纂者、引书数量、对标点本错误的纠谬、史源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也存在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广、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总结性著述的缺失的问题，需要学者共同努力，以促进《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入发展。司马光千古名作《资治通鉴》( 下简称《通鉴》) 历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成果众多。宋衍申《〈资治通鉴〉研究概述———为〈通鉴〉修成九百年而作》曾对有关《通鉴》的研究成果作过评述，但所评述成果到 1982 年为止; 翟福清《近四十年来台湾〈资治通鉴〉研究概述》一文也介绍了台湾地区有关研究，此后近 30 年来，学术界对《通鉴》仍展开比较深入的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分为几个方面对大陆地区有关成果作一综述。
校勘与考订方面
对《通鉴》进行校勘、考订，历来是一个重点，近 30 年来出了许多成果。时间考订方面，1983 年之前有些学者曾作过一些考订，如陈光崇《〈通鉴·唐纪〉标点本校误》用范祖禹《唐鉴》与中华书局本《通鉴》相校，列出 44 处异同之处，其中包括时间的考订。此后，李裕民《〈通鉴〉魏晋部分记时订误》、《〈通鉴〉隋唐纪记时订误》对《通鉴》魏晋和隋唐部分的纪时进行比勘，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张弓《〈通鉴·晋纪〉干支月日订误拾零》指出《通鉴·晋纪》中以干支纪月日的 6 处错误。庞天佑《〈资治通鉴〉系年错误六则》、邹建达《〈资治通鉴〉系年辨误一则》、以及王觅道先后发表的《〈通鉴〉纪事失误举例》、《〈通鉴〉记时纠谬三则》、《〈鉴〉记时纠谬一则》、《〈资治通鉴〉纠谬三则》、《〈资治通鉴〉纠谬二则》、《〈通鉴〉纪事纠谬二则》、《〈通鉴〉纪时纠谬十则》等数文、都就纪时问题展开研讨。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以疑年录的形式，共列出《通鉴》纪时上的 888 条疑误之处，该书前言中对《通鉴》正文纪事时间错误的六种情况、八项原因及前人对《通鉴》纪事时间校勘失误的七种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这是近年来对《通鉴》记时考订方面的最重要成果。对《通鉴》所载具体史事进行考订，是学者比较关注的方面，也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陈仲安《〈通鉴〉记莫折天生二次下陇事考辨》根据《梁书》、《魏书》、《北齐书》有关记载，指出《梁纪》大通元年所载“莫折天生二次下陇”是错误的。李步嘉《〈通鉴〉记杨难敌事考辨》据《晋书》、《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的记载，对《通鉴》杨难敌数事进行辨析，断定是《通鉴》混二事为一事而致误。马俊民《唐代民间养马盛衰考——〈资治通鉴〉辨误》用《新唐书》、《唐律疏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料考证了仪凤三年载魏元忠上书一事后，指出司马光所述“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是错误的，并简要叙述了唐代民间养马的盛衰过程。谭世保《〈资治通鉴〉误合“国师”与“助教”为一职》，指出《通鉴》的混淆国师、助教的错误。裴传永《孙权决计抗曹过程考——从〈建康实录〉、〈资治通鉴〉有关描述说起》对《建康实录》、《通鉴》所载孙权决策抗曹过程的不同进行辨析，认为孙权一开始态度就是明确、坚决的，只是由于急于与群臣商讨对策，致使诸葛亮形成了孙权犹豫不决的错觉。赵君尧《〈资治通鉴〉“围魏救赵”邯郸存降考》指出《通鉴》公元前 353 年“围魏救赵”中的“邯郸降魏”的记载是错误的。姜维公《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安东都护府记载的不同》认为两唐书与《通鉴》对安东都护府记载不同，不是史事差异，是记载不同时期的都护府。于学义《〈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证误各一则》指出中华书局版《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与契丹主阿保机约为兄弟”的史事是错误的，应与耶律德光约为兄弟。叶振华《〈资治通鉴〉点校本勘误一则》认为《隋纪》恭帝义宁元年《考异》记载“刘子玄《唐高祖实录》当作《唐高宗实录》”。王雪玲《〈资治通鉴〉刘希光受贿数额勘误》指出《通鉴》卷二三八所载刘希和受贿二万缗应为二十万之误。穆渭生、侯养民《李白何处识子仪——兼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地名一误》考证李白与郭子仪相识之处，并指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一处地名错误。郭秀琦《〈通鉴〉所记“除汉宗室禁锢”辨误》举例论证魏朝未曾对汉宗室实行禁锢，《通鉴》因袭《晋书·武帝纪》“除汉宗室禁锢”的错误。阎爱民《〈资治通览〉“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习俗》辨析考证了关于“乳翁”这一习俗的记载。此外，傅义《柳玭贬泸考——〈通鉴〉质疑一则》、谢忠明《〈通鉴〉辨误一则》、雷近芳《召齐丘之使者考——〈资治通鉴〉勘误一例》、丁福林《〈资治通鉴〉正误一则》、黄大宏《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东波《〈魏书〉〈通鉴·梁纪〉勘误各一则》、李云《〈资治通鉴〉史文勘误》、刘玉《〈资治通鉴〉史事一误》也分别纠弹《通鉴》记载之误。吴玉贵《〈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考证《通鉴》有关突厥史料的一些错误，分为“与编写体例有关的错误”、“粗疏或理解失误造成的错误”、“《考异》的失误”三个方面。
对《通鉴》胡注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张焯《〈通鉴〉及胡注勘误一则》认为标点本《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中关于“入典六屯”记载是错误的，应以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入典八屯”的记载为准，同时指出胡注也是错误的。华林甫《〈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把《通鉴》胡注中出现的错误归为 11 类，并举例 64 条予以阐释。李国伟、秦竹《〈通鉴〉胡注纠误一例》指出《通鉴》卷二六工开平三年六月胡注“急趋自西门入”为误注。
政治思想、史学思想方面
八十年代初，牛致功、李之勤瑏瑥等人对司马光政治思想、立场、历史观问题，基本予以否定，认为司马光撰《通鉴》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其核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强调他是封建地主阶级保守派，贬低商鞅变法、甚至诬陷和攻击改革派，体现出保守、反对进步的政治立场。此后，既有基本坚持这样观点者，也有提出新见解者。
扆晓红《司马光传统历史观一例》也认为扆晓红《司马光传统历史观一例》也认为司马光未能把握某些历史现象的实质，显现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张玉勤《也评王安石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存在分歧，司马光因反对王变法被迫退居洛阳而致力于《通鉴》编撰工作，因而他不仅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对历史上的其它变法也予以否定。陈光崇《司马光与欧阳修》对两人在仕宦经历、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他们虽未有书信、诗歌等文字上直接的来往，但不代表两人没有任何交谊，两人的学术思想具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如“正统”问题、佛教问题、天人关系上等等。当然也有不同见解。周征松《论司马光——纪念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一文简评司马光一生功过，认为北宋是一个需要被人们理解的时代，司马光是一个需要被人们理解的历史人物。雷家宏观点更为明确，他发表《略谈〈资治通鉴〉对变法革新的史事述评》一文，强调《通鉴》没有忽视对变法的记载、没有歪曲客观史实，而且还肯定了变法人物、积极总结变法经验教训，反驳了那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否定历史上的其它变法的观点。
司马光（1019-1086）
与此相关的是司马光的史学思想。1983 年之前，苏仲翔、陶懋炳曾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过一些论述。1983 年之后，学者们对司马光史学思想进入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程郁《求实——司马光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认为司马光编修《通鉴》体现出求实的目的，这首先反映在直笔写史，同时在治史态度和文风也反映出他求实精神。孙方明《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一文既批评了司马光的英雄史观、天命论等思想，同时又肯定了司马光“史学鉴借”、“反对正闰之说”等思想，对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给予较高评价。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对《通鉴》求通思想、借鉴意识、史料价值、历史文学价值及史学思想进行详细分析。张全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从《通鉴》在“纪年”、“君权神授”、“春秋笔法”、“民族关系”等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论证司马光“不仅不重视正统论，而且突破了当时已经盛行很久的正统论思想的藩篱”，“坚持写真求实”。施丁《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认为《通鉴》体现出司马光治史旨趣有三点: 探讨治乱兴衰、分析人物品德、为君主提供历史经验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与评价。庄昭《〈资治通鉴〉初议》对司马光本人及编修《通鉴》的目的作一介绍，并对司马光史学思想进步性和局限性作了评价。夏祖恩则有 不 同 意 见，他 的《资 治 与 垂 鉴 不 是 做 史 的 宗 旨—评 司 马 光 的〈资 治 通鉴〉》一文认为资治与垂鉴是司马光修《通鉴》的宗旨，因而是书在史学思想与理论上没有可以歌颂之处，同时这一作史目的也损害了《通鉴》本身的成就。于瑞桓《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角度讨论了《通鉴》的撰述，认为司马光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有不少学者从《通鉴》的具体史论入手来探讨司马光史学思想的各个侧面。施丁《司马光史论的特点》认为司马光论政中有论史，论史中有论政，并对有关史论或政论进行分析。类似者有王天顺《漫议〈通鉴〉史论》，该文从《通鉴》史论与前史论赞、《通鉴》史论与经筵讲义、《通鉴》史论与温公学术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通鉴》史论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刘小林《从司马光对君臣关系论述看他的辩证史观》通过梳理《通鉴》记载“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三个方面史事，论证司马光具有辩证史观，并探讨其辩证史观形成的原因。陆振兴《〈资治通鉴〉史论体系概说》从《通鉴》史论内容与史论形式两个方面对其史论体系进行阐述。房鑫亮《评〈资治通鉴〉的史论》对《通鉴》中的自论、引论进行统计，认为该书重点在两汉晋以后，唐代部分用力尤甚，其史料之翔实可靠，常于著述中熔入自己见解，因此，史论明显减少; 而两晋以前因袭较多，故多发议论，以阐明观点，弥补所引著述之不足。姜桂芳《略说〈资治通鉴〉的史评格式》区分出《通鉴》史评的三种格式，一是摘引前人评论，二是摘引前人评论基础上自己再做评论，三是自己单独评论。李建《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认为《通鉴》史论以“礼治”思想为核心来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来论述致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来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述史事。类似论文还有刘丽丽《〈资治通鉴〉“臣光曰”评介》、周方高《司马光人才思想述论——以〈资治通鉴〉“臣光曰”为中心》等。
铮甫、杨肃《评〈资治通鉴〉褒美吴兢直笔写史》通过《通鉴》生动记载“吴兢直笔写史”之事，分析评价了司马光对史学的贡献。邬国义《〈通鉴〉影射变法问题商榷》一文对胡注产生后形成的司马光以史论的形式影射变法进行了驳斥，作者从编撰时间、史论内容及编撰目的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还有一些文章研讨了司马光思想的其它侧面。崔凡芝《谈司马光的治学》侧重论述司马光的治学思想，认为他讲求诚信、博学多识，精通经学，又灵活变通、不因循守旧，谙熟史学并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是修成《通鉴》的主要原因。武国权《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反佛教思想》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指出司马光具有明确的反佛思想，并具体分析其三个特点。魏鸿《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对他的边防思想分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铮甫《汉成帝之死与“荧惑之心”——从〈资治通鉴〉关于天人感应的一则记载谈起》认为该书记载的汉成帝之死一事，反映出司马光的天命论思想。其它还有杨东《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史学通识思想》、郭学信《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等论文。孙文泱《〈通鉴〉年代学方法举例》从《通鉴目录》的作用及《通鉴》的历法划一两个方面对其年代学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司马光所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体现出其摆脱了正闰观念，同时也指出在“历法划一”方面的不足之处。
编纂方法及参与编纂者方面
对《通鉴》编纂方法的研究历来是热点。大致说来可分两类。
一类是综述性的论文。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陈光崇曾从编写方法、史学成就、及附论等三个方面对《通鉴》进行过分析研讨；柴德赓则从《通鉴》的作者、史料、编纂方法、评论、胡注及版本等几个方面对《通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1983 年之后亦有学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进行研讨。范兆琪《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对《通鉴》在体例、内容、取材等方面的优点和局限作了评价。戴继华《〈通鉴〉“总叙法”漫议》认为司马光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创造了“总叙法”，介绍了此法的表现形式，并对其影响做了简单评价。黎仕培《〈资治通鉴〉和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简要叙述了《通鉴》的编撰及《通鉴》前后编年体史书发展概况，阐发《通鉴》在我国古代编年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其它还有邱居里《从〈通鉴考异〉看〈通鉴〉的史料来源与选材特点》、曹喜琛、耿建军《〈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任楚威《司马光对编年体史书的创新》、时保吉《〈资治通鉴〉——历史编纂学史上的丰碑》、郭争鸣《略论〈资治通鉴〉对编年体史籍的传承》、韩慕愈《〈资治通鉴〉与应用史学》、张金龙《〈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德才与勤奋的结晶》诸文，分别从某一侧面讨论了编纂学方面的相关问题。吴漫《司马光学风三论》认为《通鉴》不取《春秋》笔法、立足考参群书和不语神怪，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另一类是某一侧面或从某一具体事例来评价《通鉴》的编纂学。高蕴华《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从“参据史料”、“考证详实”、“史论精当”三个方面，对《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牛致功《〈资治通鉴〉和隋唐史研究》、王云裳《从汉元帝初元年间纪事看〈通鉴〉系年》、李锋敏《从〈通鉴〉与两〈唐书〉比较中看〈通鉴〉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诸文分别从某一断代来评述《通鉴》的史料价值。陈舒平《经验世界的推绎——谈司马光写人》、崔岩《以隋唐为例驳“〈通鉴〉不载文人”说》诸文则讨论《通鉴》在写人方面的成就。
一些学者较为关注《通鉴》编辑学的现代价值。任楚威《试论司马光的编辑思想》、胡益祥《司马光的主编作风》、赵连稳《论司马光的编辑思想》等论文揭示《通鉴》对现代编辑学的启示意义。张新民《良史风范 千古永存——从〈资治通鉴〉看地方史的编纂》通过论述《通鉴》编纂成功的原因，揭示其对地方史编纂的启示。
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了《通鉴考异》的一些问题。王仲荦、郑宜秀《〈通鉴考异〉的史料考订价值》从《通鉴考异》入手，讨论它在保存史料及考证史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通鉴》在史料方面的成就。孙永如《论〈通鉴考异·唐纪〉的史料价值》从保存史料、为研究两《唐书》史源提供线索、校勘有关唐史史料、有助于研究唐代目录学等角度阐述了《通鉴考异·唐纪》的史料价值。王文涛《〈通鉴考异〉著作凡例分析》则把《通鉴考异》近 60 条著作凡例分为四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作一举例分析。王德保《〈通鉴考异〉考辨释例》从《考异》“考辨异说”、“考证谬误”、“保存异说”、“综合众说”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其体例及考证方法。王德保还撰写过其它数篇文章，汇成《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书，涉及到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与成书的关系、史学观与《通鉴》、从政经验与《通鉴》、文献学成就与《通鉴》、文学成就与《通鉴》、《通鉴》史源等几个方面。类似论文还有吕美泉《〈资治通鉴考异〉二札》等。
邬国义《〈通鉴释例〉三十六例新发现》一文很值得一读，作者对学者们忽视了的《通鉴释例》一书的编修、流传予以介绍，并对三十六例逐条进行阐释，该文对研究《通鉴》纪事纪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通鉴》编修分工、有无编纂提纲上，历来意见纷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早在五六十年代先后发表了翦伯赞、卞僧慧、赵贞信、张传玺、李正中、阎简弼、覃保霖等人的文章，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近 30 年来，这一问题仍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刘恕参与编纂问题上。王曾瑜《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主要讨论魏晋南北朝部分与五代部分长编编纂者问题。仓修良《〈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详细论说了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问题，并与王曾瑜提出商榷。范兆琪《参与编修〈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刘恕》也论述了刘恕参加编修《通鉴》等情况。李明山《刘恕与〈资治通鉴〉的编纂》不但强调刘恕参与了撰述，而且他是“选题酝酿的第一与谋”，是编辑《通鉴》“长编”的第一功臣。姜鹏《〈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认为“两汉、魏纪长编由刘攽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对范祖禹等参与编撰《通鉴》者的研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曹家琪、陈光崇、袁伯诚曾对范祖禹等人参加编撰事作过一些研讨，此后，周原孙《范祖禹与〈资治通鉴〉》、施懿超《范祖禹与〈资治通鉴〉》等文也都论述了范祖禹在《通鉴》编修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殊少突破。对其他参与《通鉴》编纂者的研讨论文有彭久松《〈资治通鉴〉五代长编分修人考》、周征松《〈资治通鉴〉编撰论略——为〈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年而作》、《〈资治通鉴编〉撰论略( 续) 》等。梁太济《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一文别开生面，它根据《通鉴》每纪结衔的不同，参稽宋代职官制度和涉及司马光官衔的诸种文献，考定诸卷各纪撰进的比较确切的时间。
关于《通鉴》编撰过程中有无编写提纲，上述提及的翦伯赞、卞僧慧、张传玺、曹家琪等人都讨论过这些问题，另外，杨正基也撰文论述，认为“丛目”是《通鉴》的编纂提纲。九十年代则有李立《〈通鉴目录〉浅探》一文，认为《通鉴目录》是编纂提纲，并且有很大价值。
《通鉴》对后世影响，学者一般都倾向于肯定。裴汝诚《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的〈长编〉》阐述了《通鉴》长编法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具体分析了司马光编撰《通鉴》所采取的长编法和在它影响下产生了李焘的《长编》，并指出其在历史编纂学上产生的影响。类似论文还有周荔《论〈资治通鉴〉对中国史籍编纂学的贡献》、吉家友《〈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宋馥香《〈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最高峰》、王秀彦《〈资治通鉴〉成就的原因浅析》等。解生祥、孙丽萍《〈资治通鉴〉在金朝的历史地位》则考证了《通鉴》在金朝的地位及产生的影响。李春光《〈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推测了《通鉴》传入日本的大概时间，并叙述其在日本产生的影响。李玉梅《〈资治通鉴〉与传释学》将《通鉴》与诠释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通鉴》引书数量与标点方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称《通鉴》“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二百二十二种。”上世纪60 年代，易民根据《通鉴考异》所列书目，提出是 329 种，80 年代初，蒋见元统计为 342 种。八十年代中期后，引书数量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商讨，陈光崇认为引文共 359 种；高振铎以为 是 339种；周征松则统计为 356 种。李裕民分析各家之说，最终也认为是 356 种。总之，对《通鉴》引书数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准确统计《通鉴》引书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考异》所列书目仅是涉及到有关史实才提及的，并非司马光所引书的全部，因而纠缠于此不但很难真正解决引书问题，而且对深入研究《通鉴》并无多少实际益处。
《四库全书》书影
中华书局于 1976 年出了标点本《通鉴》，此后，对该标点本的标点、史实、文字讨论的论文层出不穷。较早关注标点的是吕叔湘，他对标点本《通鉴》提出了一些自己看法，稍后，黄加浩将标点本的错误分为“当断不断”、“不当断而断”、“断错地方”等 10 类，并分别举例说明。八十年代后，董志翘《〈资治通鉴〉标点疑误》指出了标点本中秦纪、汉纪的 28 例标点疑误; 朱玉龙《中华版〈资治通鉴〉辩证 30 例》对唐纪、五代部分做了校勘，指出其中包括胡注在内的标点、史实等方面的30处疑误。张剑光《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也对标点本的标点、原文、胡注进行质疑。陈明光《〈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商兑》对张剑光一文的两处札记进行商榷。另外还有邱进之《〈资治通鉴〉标点献疑》、丁福林《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记》、张维慎《〈资治通鉴〉标点辨误一则》等文章。
史源研究方面
张须《通鉴学》中已经对《通鉴》史源问题略有涉及，然限于各种原因，至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未得到很好地研究，成果极少。王德保《〈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对《通鉴》周秦汉纪部分与《史记》、《战国策》等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以期寻找其史源。其后，王德保《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书中列有专章讨论。汤勤福、张静《〈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汤勤福、张静《〈资治通鉴〉( 三国部分) 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两文围绕《通鉴》三国部分史源作了一些探讨。汤勤福还有《〈资治通鉴〉( 三国部分) 对正史史料的增补》、《〈资治通鉴〉隋纪部分对原始史料删省问题的研究》等文。李日升、董敏《〈资治通鉴〉梁纪部分纠缪》对《通鉴》梁纪部分史源进行了考订。硕士论文有张静《〈资治通鉴〉的史源研究( 三国部分) 》、杨英姿《〈资治通鉴〉的史源研究( 东晋部分) 》、余璐《〈资治通鉴〉宋纪、齐纪部分编撰及史源情况简论》、李日昇《〈资治通鉴〉梁纪部分研究》、吴晓琴《〈资治通鉴〉史源研究( 北周至隋朝) 》、袁凌杰《〈通鉴考异〉隋唐部分研究》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资治通鉴》三国至隋朝的史源问题，其中提出一些新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
存在问题与今后突破方向
通过上述对学界近 30 年来有关《通鉴》研究概况所做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通鉴》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研究范围，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多。如史源研究十分薄弱。自然，某些考证性的论文亦可看作对《通鉴》史源的研究，但毕竟不是专门性的史源研究。我们认为，《通鉴》史源研究是一个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的课题，史源研究将会为其他研究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成为推动其他方面研究进展的动力。当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探讨《通鉴》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方向，然而也需要仔细考虑这些学科理论对《通鉴》研究的可行性。
其二，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这主要表现在对司马光思想方面的研究和参与编纂《通鉴》者的研究上，不少论文观点基本相同，所发掘的新资料十分有限，新的结论不多，因此给人重复论述的感觉。
其三，总结性著述的缺失。众所周知，1981 年出版的张须《通鉴学》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通鉴》，涉及到它在编年体发展史上的地位、编纂过程、史料来源、编纂思想、编纂凡例、相关著作及影响等等方面，初步奠定了“《通鉴》学”研究框架，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30 年过去了，就数量而言，研究《通鉴》的成果也不少，但至今没有出现一部总结性的学术著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笔者以为，应该着手编写一部高质量的总结性著述，以便使有志于研究《通鉴》的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