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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恕的情况，《宋史·文苑六·刘恕传》中称：“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刘恕原本在史学上就有很深的造诣，英宗让司马光选人时，他首先点到的就是刘恕，司马光认为朝中的学问家虽然数量众多，但专精史学者他仅知道刘恕一位。而刘恕不负其所望，其果真在很多史实上有独到的见解。关于刘攽的情况，《宋史·刘攽传》中称：“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儁，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关于范祖禹的情况，司马光在《荐范祖禹状》中称：“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今年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为本末，无如臣最熟知，臣于熙宁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资州龙水县事同修《资治通鉴》，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顽固，编辑此书久而未成，致祖禹淹回沉沦，不得早闻达于朝廷。而祖禹安恬静默，如可以终身下位，曾无滞留之念。臣诚孤陋，所识至少，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  祠堂标牌 可见，这三位助手是何等之有才干，他们对《资治通鉴》一书的完成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关于这些人的分工协作，司马光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写道：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呈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多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由这段话可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一书，其先作丛目，也就是大量搜集相关史料，而后作长编，最后再定稿。他认为在作长编之前，搜集材料最重要，这些材料不仅包括正史，也包括各种史外资料。其具体做法是将这些有关的史料按照年月排列，这些资料多多益善。资料搜集齐全后开始作长编，其作长编的方式乃是将有用的资料命书吏一一抄录下来，而后剪成一段一段的，之后将不同时代的资料分给不同的人。将西汉到隋代的资料分给刘攽，将五代的资料分给刘恕，将唐代的资料分给范祖禹。以此可见，此三人的大致分工。  文保牌 对于作长编的方式，司马光在此《修书帖》中又提出如下办法：“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但是这种分法涉及到一些年号的书写问题，因为皇帝的去世很少会是在某个年号的最后一天，其在某年去世后，该年剩余的这几个月一般而言新皇帝登基后会沿用几个月的旧年号，将转年改为新年号。而司马光在《修书帖》中则称：“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三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元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敬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于略，千万！切祷！切祷！”  祠堂入口 司马光将旧年号剩余的几个月，直接以新年号来书之，有人不同意这种书写方式，比如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通鉴》里还有很多例可商量。如记年号，一个皇帝在一年中间改年号的很多，不是定到明年开始改；而《通鉴》所记年号，都以最后一个做决定。这样就有很多毛病。如在十月十一月改的年号，而《通鉴》却提前在一月二月就都用这新年号了。” 但从便利而言，司马光的做法其实更接近史实，虽然前一任皇帝剩余的旧年号还沿用了几个月，但此时其实已经是新皇帝掌权，如果以新年号来记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将长编改为定稿，这仍然是个大工程，而这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由司马光亲自来操刀。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称：“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可见该书的成稿确实是靠司马光一人，对于具体的工作过程，《文献通考》卷一九三所载，司马光所写《与宋次道书》中称：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广场前的司马光塑像 看来《资治通鉴》所作长编乃是书写成了卷轴装的形式，然其卷轴却很长，故司马光将长编稿每四章裁为一卷，他规定自己每三天修订一卷，若有他事耽误了修书，事后也要补上。而该书中仅唐史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将其删订为八十一卷，可见删改工程是何等之庞大。而该书的长编使用到了大量的史料，高似孙在《史略》一书中称：“如司马公《通鉴》则不然，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工处，固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 高似孙说司马光等人编《通鉴》一书使用了二百二十多种书，而今《四库全书总目》则称该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今人陈光崇先生在《通鉴史料略说》中认为该书引书数量不在330种之下。可见，《资治通鉴》一书的长编所用史料之丰富。时保吉在《<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一文中写道：“《通鉴》所修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通常要参考3一4种书才下笔写作，由于史料的广征博采，成为《通鉴》文献可信价值最高的重要因素。加上所引图书'已半亡佚’，因此《通鉴》所收史料便更加宝贵。”  著书《资治通鉴》的样子 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中说道：“西方的国家档案处（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有年轻学者的牢狱之称，其文献以件数计，不知其几千万，以重量计，在千百吨以上。中国到隋唐时代，载籍已浩繁，唐太宗初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达二十万卷以上。其后记注制度益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急骤盈积，唐玄宗一朝的起居注，即达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之多，史料浩瀚如此，史学家以一人的精力与时间，无法遍阅这些史料，客观可信的历史，又如何据此以写出？于是从一人写史演变至集体写史，为历史写作（history-writing）的大趋势。”杜维运认为《资治通鉴》能够将大量的史料汇为一书，正是其价值所在：“通鉴的撰写，兼具了一人写史与集体写史之长，而不见其弊，这是中外史学史上很少见的例子，值得珍视。” 所以他将该书誉之为“世界最成功的编年史”。同时其称：“世界上出现过的编年史，以通鉴记载的时间最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史事，遂年记载（甚至逐月逐日)，一气衔接，在史学上，这是创举。”  砸缸 对于司马光在整理《资治通鉴》长编时所作的工作，钱穆认为司马光不只是删减，同时他还加入很多新材料：“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在他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但是，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他的得力助手也有着不同的意见，晁公武在《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唐鉴》中称： （范祖禹）为温公《通鉴》局编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书，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也，虽得罪于君子亦所不辞。”观此，则知淳夫之从公，决非苟同者。  司马府君墓表 范祖禹撰写史书喜欢用孔子撰《春秋》的笔法，因此他不承认武则天当皇帝的那个阶段，所以他把武周在位的21年历史编在中宗的年号之下。显然他的这种观念不被司马光所接受，但是范祖禹坚持自己的态度，他在《资治通鉴》编纂局工作了15年，而在此阶段他把自己不同的观念另外写成了《唐鉴》一书，而该书颇符合程颐的观念。《程氏外书》卷十二《晁氏客语》所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以此可见，二程的观念也与司马光不同，《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载有如下一段对话：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神道 而《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也载有这样的对话： 司马温公修《通鉴》。伊川一日问：“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肃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复何疑?”伊川曰：“魏征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与之。某于魏征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业，此圣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征只是事仇，何所取耶?”然温公竟如旧说。 唐太宗、唐肃宗同样是篡位，如何来解释这种做法，对于魏徵的问题同样如此，但司马光认为魏徵背弃太子转投到李世民这里，其做法跟管仲的选择一样，但是他们转投新主后都有很杰出的表现，所以司马光认为对管仲和魏徵都应当给予正面评价。而程颐不同意司马光的观念，他认为魏徵和管仲不能进行类比。 对于司马光与二程之间的观念冲突，孙颖涛在《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一文中，谈到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概念，他认为这组概念有助于来理解程颐跟司马光在观念上的不同。该文首先解释了这两种观念的内涵：“信念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完全取决于行为者的愿望，而与该行为可预见的后果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信念伦理视道德价值为绝对的、无条件的，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持守信念伦理原则的人选择无视。而责任伦理在评断政治行为的价值时，除了考虑行为者的愿望外，还将该行为可预见的后果纳入考量。”而后他将这两种观念分别用在了程颐和司马光这里：“很明显，在对魏征的评价上，程颐采取的是信念伦理原则，而司马光采取的是责任伦理原则。程颐追求的是道德的至上完满，执意于对魏征进行道德判断，无视其后来良好的政治表现。而司马光则将魏征的变节与其结果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评断，从而对魏征给予肯定。”  墓园 二程是理学家，当然他们的观念更以理学家的姿态来强调事情的绝对化，而司马光更看重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在《资治通鉴》中谈论完玄武门之变后，就太宗继位问题有如下评价：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蝶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司马光墓 司马光先从名分和等级的礼制角度来批评李世民杀兄取位之所为，而从另一个角度他又肯定李世民的才干。但司马光也同时指出太宗的所为开启了后代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等以“兵”来取得皇位的先例。而司马光在撰写史书时很少受他人观念的影响，即使是程颐与其争辩，他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宋吕本中所撰《轩渠录》中载有这样一段趣事： 司马温公居洛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内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 司马光在洛阳居住时，在某年的上元节，他的夫人想出外赏灯，司马光却说家里点着灯何必要出去看。而其夫人又说，也想到外面看看游人。司马光就回答说：我难道不是人，是鬼吗？以此可见其除了写作，几乎不想做任何的闲事。  墓后情形 关于本书的编纂过程，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而对于他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劳，该表中又写道：“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了该书的编纂前后用了19年的功夫，他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使得他过早衰老，以至于身体消瘦，眼睛昏花，牙齿也没剩几个，而该书完成一年多后他就去世了。然而此书的编纂却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吴怀祺在其所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中称：“在《资治通鉴》的影响下，一批有影响的编年体裁的史著出现了，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体裁史书的撰写出现兴盛的景象。” 祠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吴怀祺作出了如下的分析： 一、纪传体史书发展到隋唐，其弊病出现了，失却了史书编撰上的“圆而神”的创造精神，也失掉“方以智”史书编篡严正规模、网罗繁富的要求，加之史馆制度的束缚，纪传体史书编写“同于科举之程式”。事极则变，编年体裁史书再度崛起。二、近人刘咸炘说：宋人“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又说：“盖自中唐人惩藩镇之乱，喜谈《春秋》，已援以为史法。”“孙甫（之翰)著《唐史记》，且昌言纪传不如编年，诋马、班之失圣经之旨，亦沿自唐人者也”。而宋人的《春秋》学的发展，仿《春秋》经为史是一时风气，以为编年更便于鉴盛衰。基于此种情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的撰写，乃是当时思潮的一种曲折的反映。 关于《资治通鉴》一书的价值，清王鸣盛《蛾术编·宋以后史学有五》中评价说：“编年一体，唐以前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而其在《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中又称：“此天地问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可见，他对该书是何等之推崇，而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宋史新编>》中谈到了《资治通鉴》一书与十七史之间的相互补充作用：“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岑仲勉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序中，从编纂角度来评价《资治通鉴》的价值：“《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老柱 司马光祠与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岳村。2012年4月的几天，我在运城地区沿着不同方向探访历史遗迹，其中10号这一日前去朝拜司马光。在寻访完其他遗迹后，我退回到238省道，继续北行。开行不足10公里就到了岳村，右转穿过一很窄的铁路桥，前行20米再右转直行不足2公里，即在路边看到并列的五块高低大小不同的方石，上书司马温公祠，见此右转是一条较宽的水泥路，前行300米即是司马光祠与墓所在地。 祠的前面是一个下沉式广场，中间立着司马光的高大塑像，左右两旁红台阶上立着铜雕像，右边是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一老人做写字状，左边的写着司马光砸缸，上面的雕像是一个不及缸高的小孩举着一块大石头，在砸向一个大铜缸，缸中间还伸出两只向人求救的双臂，我本想登上去看看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但广场上有几个妇女带孩子在玩耍，就没好意思登台看缸。 司马光官服塑像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其最早出处应是北宋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的所言：“温公童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坠水内，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盖活人手段，已见于齠龀。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配享 该故事主要是讲述司马光在年幼时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思路，而《宋史·司马光传》中又记载其博闻强记：“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一切都决定了他能够在历史上做出大成就，可惜他跟王安石在观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以至于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等其晚年回朝当宰相时，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得长久一些，宋朝的天下会变成怎样的状况，这真不好估计。 涑水书院 买票30元进祠，左路是司马光墓，墓前的神道虽沧桑破旧，但基本保持完好，第一墓无碑迹，不知为何人，绕过此墓仍然是一段墓道，墓道后并列着三对坟丘，中间是怀马池、左墓则为司马光，右边是司马旦，墓前的三块碑都是新刻者，转回中路直行向前，是温公祠堂，一字排开地端坐着五位司马氏，旁边有一妇女在卖香烛及跟司马光有关的书籍，祠堂的右路则是我想找的余庆寺。 书院内景 在来探寻司马光墓的路上，司机一直给相熟之人打电话，打问余庆寺所在，所问之人均称不知，我本欲放弃，意外地在此找到。寺院很小，仅一进院落，大堂门口悬着告示牌，禁止拍照，里面有几个穿僧衣者，坚邀我进去，说有礼品相赠。这种把戏经历了太多，只能敬谢。正殿旁立着一个龟形造像方柱，很像古埃及制式，放置在一个中国的赑屃背上，两者相映，更加不伦不类。从碑上涂的泥土看似乎是做旧者，寺院的右廊正在搞徐肖冰、韩波摄影展，门口的铭牌说明此二人是毛主席的专用摄影师，里面展览着大量黑白照片，也都是毛泽东不同时期的照片。何以将摄影作品展到这里面来，似乎不太好理解，寺庙的侧面是另一不大的院落，门口挂着牌子——涑水书院，为司马光当年讲学之地。 香火 整个祠堂墓园占地面积极大，没能完全转完，感觉至少有几百亩，将墓园、祠堂、寺庙及讲学之处供为一体，这还是我寻访之后第一次遇到者，如此做法的好处是让寻访者能一地囊而括之，但这种做法是否合情理，则较不易推断。 造型奇特的刻石 瞻仰完司马祠已是下午五点，司机说再跑其他地方已来不及，只好回程，明日再做打算，我问司机是否知道夏县有涑水这条河，他说小时候县里的确有条河，但今天已干涸了，名字却不叫涑水，他说自己就是夏县人，并且说夏县人都知道司马光是他们的先贤。 余庆寺 晚上运城当地的朋友请饭，坚邀我喝当地酒，第一杯下肚，不叹息也肠内热，朋友才告诉我这是本地万荣县所产的原浆酒，酒精度数是66度，半瓶干下去，反而觉得这个酒喝得挺顺口，我知道自己喝多了，朋友也喜欢国学，已在清华读了三年，真让我起敬，毕竟还有人真心地喜欢所谓的国学，酒入愁肠化作相识恨晚泪，与之大谈晋南地区的名胜，朋友很惊奇我的记忆力。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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