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游宦生涯让苏轼为中国文坛留下了无数文学瑰宝，而与此同时，一部史学巨著也在洛阳完成了。此前说过，司马光除了反对变法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撰《资治通鉴》，他的书局和编撰团队就在京师开封。当时，司马光麾下的编撰团队主要有三个人：刘攽、刘恕、范祖禹。刘恕，字道原，江西筠州人，生于仁宗明道元年（1032），皇祐元年（1049）进士。刘恕记忆力超群，属于最早加入书局的成员，事实上，他一直承担着《资治通鉴》副主编的角色。刘攽，字贡夫，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人，生于真宗乾兴元年（1022），庆历六年（1046）进士，刘攽是三人中年龄最长者，只比司马光小三岁，他最擅长汉朝历史的研究。范祖禹，字淳甫，四川成都人，生于仁宗康定二年（1041），嘉祐年间进士，主要负责唐朝历史的编撰。在司马光离开京城之前，《资治通鉴》的编纂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完成《汉纪》六十卷和《魏纪》十卷，加上书局成立前编成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五年之内，合计完成七十八卷。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变法，离开京城任知永兴军，后又马上被任命为判西京留台。在这大半年时间里，司马光一直忙着搬家，根本没时间处理编书的事情，书局竟然差点因此夭折了。司马光离开后，刘攽也因为反对变法被外放了。刘恕虽然名义上仍是书局成员，但因为要奉养父母，回到了老家江西南康，边照顾双亲边修书。如此一来，书局里只剩下了范祖禹孤零零一个人。三位编写，一个在洛阳，一个在南康，一个在开封，平时想讨论一个问题都很困难。范祖禹年龄小，级别低（九品），又刚到书局不久，完全没经验，见到这个局面，顿时慌了手脚。此时，书局的其他服务人员也开始人心涣散。苦撑一年多后，范祖禹实在没了信心，遂向司马光提议：书也别修了，解散书局，大家各顾各吧。自从政坛失意以后，编修《资治通鉴》已成了司马光生命中唯一的寄托，范祖禹想学猪八戒分行李，他肯定不答应。于是，司马光向赵顼打了报告，申请把书局迁到自己的工作地洛阳，赵顼很快答应了司马光的请求，并给他安排了办公地点。 熙宁五年（1072）正月，范祖禹押着十几辆马车，带着书局里的一大堆书和资料到达了洛阳。《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终于在洛阳重新开工。司马光是一个非常认真固执的人，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易于走向保守偏执，但是用到治史上，却是弥足珍贵的甘坐冷板凳精神。司马光之所以能和司马迁并称史学“两司马”，不仅仅在于他主编了《资治通鉴》，更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科学的治史方法，一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按现在眼光来看，那简直是一种自虐式的修书。第一个是编“丛目”。所谓“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首要的就是把握时间顺序。同时，梳理相关资料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排列规则，能精确到日的史实自不必说，无法精确到日的，就记在当月中；无法精确到月的，就记在当年；连年代都不清晰的，就要估算时间安排在一定年份中。反正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基础工作，一点马虎不得。有学者研究指出，《资治通鉴》成书过程中，共引用了正史十九部、杂史三百余种，合计约六七千万字。三百多万字的《通鉴》就是从这六七千万字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许多所引用的史书现在早已失传。可以说，没有《资治通鉴》，没有司马光的严谨治史程序，我们就再也无法见到这些宝贵的史料。比如，唐朝五代部分的引用史料，仅见于《资治通鉴》的就高达二分之一！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是一种史学专用名词，或者也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比如我写的这部宋史，最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便是南宋李焘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简单地说，长编就是史书的粗稿，注意，这里说的是“粗稿”，不是“初稿”。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对每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史料梳理，综合归纳史实，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如果说编丛目是在考验一个编撰者的史学广度的话，那么写长编则是在考验一个编撰者的史学深度和工作韧性。据北宋词人黄庭坚描述，为编成《资治通鉴》，前后所撰写的书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可想而知，那是一个大浪淘沙般的艰巨工程。最后一道工序才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比如范祖禹主修的《唐纪》，完成长编时有六百卷，但等司马光删定后，只剩下了八十一卷。正因为有司马光的严格把关，《资治通鉴》才做到了记史严谨和语言流畅的统一。为了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编书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唯一内容，没有休假、没有娱乐，长年累月地与枯灯黄卷相伴，十几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还原每一段历史真相，一丝不苟、工工整整地撰写每一卷书稿。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最年轻的范祖禹，自进入书局后，就彻底放弃了政治前程，修书凡十五年，连续五次缺席三年一度的文官例行考评，结果直到书成，依然是一个九品奉议郎。范祖禹牺牲了自己的仕途，而刘恕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人中，修书出力最大，功勋最为卓著者当属刘恕。《资治通鉴》编撰工作中，刘恕一人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及五代近四百五十年历史的长编。这些时段的历史，都属于战乱时期，动不动就是几个割据政权并存，史料庞杂，头绪百端、考据任务极其繁重。大多数时间，刘恕一直是在南康边监酒税边修书，只是在熙宁九年，到洛阳住了一年。清贫的刘恕一边照顾亲人，一边埋头苦干，繁巨的工作严重摧垮了他的身体。熙宁十年（1077）初冬，刘恕在重回家乡的路上收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一度悲痛晕厥过去，醒来后身染重病，以致半身不遂。而即便如此，回到家乡的刘恕依然坚持带病编写最后的五代史，手不能写，则由自己口述，儿子代为记录。元丰元年（1078）九月，年仅四十七岁的刘恕因病去世。同年，他的宝贵书稿被送至洛阳书局。此后，书局的工作主要由司马光和范祖禹维持，同时，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被叫来帮助“检阅文字”。元丰七年（1084）冬，历时十九载，耗尽司马光一生心血的《资治通鉴》终于编撰完毕！同年，司马光郑重地呈上《进<资治通鉴>表》：“（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为目录三十卷，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书表呈上，立刻引起满朝震动，赵顼着即表示：下诏嘉奖，令人刻板印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不过，它的作用很快超越了安邦治国参考书的范畴，终以其史料丰富、考据严谨、语言精当的特点，成后世学史者的必读之书。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南宋史学家王应麟前有《史记》，后有《资治通鉴》，是为史家双璧！在此，让我们再次铭记，那几位一千多年前，默默无闻、不计名利、甘以毕生精力为后世著书立说的伟大史学家：同修奉议郎 范祖禹同修秘书丞 刘恕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 刘攽编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 司马光历史从未忘记。选自《宋朝进行时》岳麓书社202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