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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冬梅 自从熙宁四年（1071年）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光辉。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了司马光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有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第二，有皇帝的支持。宋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 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书局所有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以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 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在宋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熙宁五、六年（1072、1073年）间，书局和司马光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有人开始散布谣言：“司马光这部书修了七八年了吧，为什么还修不完？很明显啊，书局的人贪图官府的笔墨绢帛，还有皇帝御赐的水果点心和赏钱啊！”书局的特权是先皇御赐、今上恩准的，竟然敢有人挑战？他们当然不敢挑战先皇和今上，这些势利小人从司马光的外放与赋闲中嗅到了特殊的味道，他们断定，司马光在政治上已经被神宗抛弃，那么既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项目，就必须予以打击——落井下石正是小人的专长。怎样打击司马光？就是要利用司马光在道德上的洁癖，让他主动放弃书局，切断他和皇帝之间最后的直接联系。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祐八年（1063年）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群龙无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当时，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和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有实权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 字如其人 最终，神宗保留了书局，并且允许书局迁往洛阳，追随司马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担任书局通信员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结论是“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也就是说，皇帝答应给书局御用笔墨绢帛和果饵金钱，但是司马光并没有领过。皇帝给的这项特殊待遇停留在口头上。书局风波，有惊无险，给司马光猛敲了一记警钟，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影响到修史事业的。从此之后，他“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加快了修书的进度。 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进献给神宗。它的最后定稿，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囊括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盛衰的皇皇巨著终于成书。此时，距离英宗皇帝下诏开设书局，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司马光扪心自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对于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问心无愧。 一部史书为什么修了这么久？最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就够了——认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起草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不怕烦琐，就怕漏落。司马光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斟酌删减，把草稿上无关宏旨的内容删去，让历史叙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资治通鉴》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司马光的审定，他绝不是“空头主编”。 司马光亲手改过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个房间。后来黄庭坚参与《资治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在上面写的批注，“讫无一字草书”，每一个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 刘恕之死 《资治通鉴》成书之日，除了给皇帝上表交卸任务，司马光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范祖禹请求升迁。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助手之中，刘攽是最早完成任务离开书局的，范祖禹最后进来，司马光手把手教会他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整理资料，为《资治通鉴》准备草稿。这个年轻人在书局十六年，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十三年，司马光希望宋神宗能够让范祖禹入朝供职。 另一件事关思念，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早逝的助手刘恕。刘恕是司马光曾经最倚重的助手。最初，英宗让司马光自己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里的文学之士的确很多，可是对于史学有专门研究、精于此道的，我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刘恕！” 刘恕的政治倾向也与司马光相同。他和王安石是旧相识，王安石爱惜刘恕的才华，想要让他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刘恕反对王安石理财为先的主张，坚辞不受，又多次当面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和作风，最终，二人绝交。熙宁三年，司马光离京外放，刘恕说：“我得罪了宰相，现在我的长官也要走了，我怎么能安心留下呢？况且我父母都老了，我不能久留京师。”刘恕的父亲是欧阳修的同年，性格耿介，不愿委屈心志迎合上级，五十岁弃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刘恕主动请求回南康军老家做了一个监酒税的小官，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坚持修史。 有一段时间，书局的三员主力分在三处，司马光先在长安、后在洛阳，刘恕在南康军，范祖禹在开封，所有的讨论工作都必须靠通信完成，充当邮递员角色的有时候便是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这样的艰苦境况在熙宁六年范祖禹随书局迁往洛阳后得到很大改善。可是，刘恕仍然被阻隔在南方。 司马光回到洛阳六年之后，刘恕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之事。刘恕水陆兼程，赶了几千里的路抵达洛阳。七年未见，当风尘仆仆的刘恕站到面前时，司马光忍不住老泪纵横。 刘恕在司马光的独乐园里住了几个月，和司马光、范祖禹一起讨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事宜。到十月，刘恕假期已满，不得不启程回南方。 回到老家不久，刘恕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刘恕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修书，“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但凡有一点好的时候，就要工作。后来实在觉得不行了，才让人把所有资料打包送回洛阳的书局。 如今《资治通鉴》成书，司马光怎能不格外怀念刘恕？可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杯浊酒，向南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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