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从表面看来，《资治通鉴》也是奉诏编纂，设局修成，似乎也是一部官修的史书。其实不然。自唐代确立史馆制度以后，修史分成二途:官修与私撰。官修史书成书快，卷铁大，但质最差，缺乏创新精神。私撰作品便于发挥个人的创见，成一家之言，常有较高的质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丰窜复杂，个人要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又是越来越难以胜任。 司马光的置局修《资治通鉴》，是把私人修史和史馆修史结合起来了，取其所长而去其所短。
第一，他是在皇帝的支持之下，“自选辟官属”设局修史的。他得以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图书资料来作修史之用，具备了史馆修史的种种方便条件，但却没有监修之类的人物来牵制和干涉他。他可以自己物色人员，在史局人事安排上不受干涉。他组织的修史局里有“编集”‘(主编)，有“同修”(编辑)，有“检阅文字”(校对)，有书吏等等。主编就是司马光自己，他又挑选刘教、刘恕、范祖禹来任同修，作为他的主要助手。这三人的政治观点都同司马光一样，又都笃好史学，有很高的史学造诣。《宋史》记载，刘恕(1032一10了8)字道原，摘州(今江西高安)人，举进士，官至秘书垂。“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
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日:‘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率纷错难治者，辄以诱恕‘恕于魏晋以后事，参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放(1023一1089)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举进士，为州县官二十年，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效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这是一位汉史专家。范祖禹(104粤‘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举进士，任知县事，“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先荐为秘书省正字.”后曾兼国史院修撰，又为礼部侍郎，官至翰林学士。著有《唐鉴》等书，“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这是一位公认的唐史专家。可见，司马光的修书局同一般的史馆不同，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著史班子。
第二，这个著史班子又制定有一套良好的编纂方法，分工明确，人尽其长，充分发挥了集体修史的作用。.南宋李点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披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可见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步默，是先由助手们收集各种资料，按年、月、日的顺序排列起来，叫傲“丛目”，然后再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考订，写成初步的稿本叫做“长编”。司马光要求“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以便进一步修改，做到由粗到精，由繁到简地组织材料。这是一种科学的编篆方法。丛目和长编的制作，“汉Mll刘分父，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之选也。”所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认为:“《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 第三，和史馆中一般监修者往往是徒挂虚名不同，司马光在修书局中充分发挥了主编者、定稿人的重要作用。他踏实认其地、一丝不苟地对助手们制成的长编进行考异、删削，润色、加工，并在他认为适当的地方，以“臣光日”的形式加进评论，说明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就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人手的史料，能够熔铸于一炉，贯穿在一起，成为一家之书。刘忽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曾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可见司马光确是名副其实的主编者、定稿人。
这就是司马光的编撰《资治通鉴》的方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