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思想、有态度、有品位，更有情怀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们
刘恕、刘攽于治平三年进入书局，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奏请范祖禹同修。而熙宁六年（1073）进入书局的温公养子司马康，则是负责检校文字，尤如现在报社的校对工人，与文笔无涉，应该说对《通鉴》的贡献不是很大。后期参于文字检校的还有黄庭坚，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奏请同校，是时《通鉴》全书已完稿。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手稿塞满二间屋子，其尝阅数百卷，无一笔作草，可见温公编书的严谨与督责的仔细。 黄庭坚自是北宋一名家，然根据史料记载，司马康当年于文笔尚欠功力。温公居洛，范祖禹俨然是他的秘书，应用文字，一出范祖禹之手。一日，范祖禹对司马康说：“此弟子职，岂可不习。”司马康辞以不能，范祖禹答应帮他改窜。经过磨练，“一再撰”，司马康的文笔才稍稍过得去，然也只是“可用”而矣。（《司马光年谱》259页） 范祖禹与司马康的交情，似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温公的报答。书局三人中，刘恕、刘攽早已卓然有成，独范祖禹进入书局时还是无名。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人。幼孤，育于从祖范镇。而范镇与温公，那是铁哥们，据说议论如出一口，范镇在《东斋记事》中尝说：“君实与余，莫逆交也。”（《司马光年谱》元丰五年记载）但这并不等于说温公就乱搞裙带关系。范祖禹早年闭门读书，嘉祐中进士甲科，所结交皆一时闻人，遂为温公所赏识。温公尝论范祖禹为人，“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尽管坯子很好，但范祖禹初入书局时，还是生手。于是温公手把手教他如何收集材料，如何整理材料，如何写长篇，考据文章应该怎么着笔，如此等等，俱见温公《贻范梦得书》。此封书札重要之极，不但成功带出了范祖禹，也使后人赖此而识得温公编书的整个流程，真是善莫大焉。 而刘恕、刘攽二人，入书局之前，对史书俨然有心得。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江西省）。少颖悟，八岁时，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道：“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作为全局的副手，刘恕与温公配合最为默契，《通鉴》的很多重要义例，温公多与刘恕商榷敲定。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说：“臣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通鉴学》35页）是以修书数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温公自谓，光但仰成而矣（张须）。而温公与刘恕的相知，则在皇祐元年（1049）。仁宗诏进士有能讲经义者，听奏别名。刘恕所对最精详，最具章法：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得出自己的论断。凡二十问，所对皆如此。主司惊异，擢为第一。温公时为贡院属官，以是重之。温公后来写考异文章，多用此法。是时温公31岁，刘恕18岁。 治平三年，温公受诏编撰历代君臣事迹。英宗授权司马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温公对曰：“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关于刘恕的官职，有二个说法，俱出温公之口。上文所引和川令是温公后来的追述，而治平三年，温公在奏札中称刘恕是翁源县令。《四库全书》之“刘恕《通鉴外纪》提要”则折衷之，称刘恕“初授巨鹿主簿，迁和川翁源二县。”余同意《四库全书》的说法。黄庭坚评价说：“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黄庭坚这个评价确实不谬。《宋史》载，刘恕一日同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时一列将，人所不知名者，而刘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因此，大才如温公亦曰：“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 《宋元学案》将刘恕列入涑水门生，而刘攽则系欧阳修门人。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与兄刘敞同登庆历进士第。刘攽专精汉史，与刘敞及兄子刘奉世并称三刘，著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多所辨正发明。然据后人考证，《汉书标注》虽署以三刘，实贡父之用力最多。贡父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以上三人，实温公编修《通鉴》之得力助手。温公依据三人平素专长，具体分工如下： 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则唐代。 温公《与范祖禹书》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粘，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观是言，则书局三人之分工可谓明确矣。然后人对书局诸人之分修，亦有不同的看法，其原因起于司马康的一句话。司马康尝对友人说：“此书之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由此而形成了三派观点，清人全望祖作《通鉴分修诸人考》，专主以手贴所云为信。《四库全书》之“《通鉴问疑》提要”，主信司马康所说。而张须折衷之，认为书局三人先是按第一种方案分修，后调整为第二种方案。余通过诸种材料分析，主意是第一种分修方案最为妥当。 只要我们论证得刘恕确实分修五代史，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不成立了。《通鉴》一书修成后，温公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就明确说刘恕专职五代史，并不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相涉，这应该是最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温公《与刘道原信》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鉴》，得细观李延寿书，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朝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词。窃谓可亚陈寿，恨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若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此信载《司马光年谱》治平四年“夏四月辛丑，诏编历代君臣事迹”下。具体写信日期不可考，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亦不难推考出，温公写是信的大体年代。 根据《通鉴各卷写作时间》一文，虽然南北朝66卷的具体完成时间不可考，但隋之前的完成时间却可以断定，即完成于元丰元年（1078）之前。温公写是信时，南北朝史尚在编著中，其写信时间理应在元丰元年之前，中间隔了一个完整的隋朝。而温公说“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这句话很重要了，编撰隋朝史，少说也得一二年吧，而“不日”，是短时的称谓，时间不会过长，这是基本的语感。而刘恕自治平三年（1066）入局，即已着手写作五代长编，温公称为“广本”。温公《与范祖禹书》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范祖禹初入局，刘恕的“广本”就成了他的范本。而“广本”作为五代长编，在温公的《通鉴考异》中亦得到证实。《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特别是“广本”一词多次出现，如《通鉴考异》卷二十八梁纪上：“（开平）三年四月，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条下曰：“《编遗录》、《五代史》作彦容，今从刘恕广本”。至元丰元年九月病逝，刘恕前后有十二年的写作时间，理应把五代长编作成。 道原晚年身体不行，疾病缠身。张须引述温公《十国纪年序》（《十国纪年》，刘恕撰）里的话，“每呻吟之际，辄取书修之”，认为是修五代长编；“病益笃，乃束书归之书局”，认为是以未完之五代长编归书局。然后引“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既成”一句为证，认为刘恕未能如期编完五代长编，其意当是范祖禹续成之。我认为，张须的所谓“确证”不是确证。《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讫五代，之前之后事，《通鉴》均无记载。刘恕感觉有些缺憾，因发心要写《通鉴前后纪》，自“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通鉴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为《通鉴后纪》。可是熙宁九年，刘恕遭母丧，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不能执笔，只得口述让儿子刘羲仲书之。“卧病六百日”，才了得《前纪》，遂绝意《后纪》，乃更《前纪》为《外纪》。（刘恕《通鉴外纪自序》）他在给温公的信中说：“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余读刘恕是信，亦是心生凄凉。由此可证，刘恕束书归局，最有可能的就是《通鉴外纪》而不是五代长编。 我认为，司马康的话当作他的误会可也，因为他并不实际参与修书的工作，而身在书局，备闻温公与刘恕讨论最多的便是三国至隋之事，遂生歧义。刘羲仲便依据他所听到的温公与刘恕之间的商谈，撰成《通鉴问疑》一卷，所记载亦皆三国至隋之事。然这不足以成为刘恕分修三国至隋的证据。刘恕作为全局的副手，而三国与南北朝之乱局，不亚于五代十国，其间的义例问题弄清楚了，五代十国的义例也就不难解决了。因此，他们才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刘羲仲也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实为有力之证据。温公亦尝说：“凡史事之纷错难治者，皆以诿之，光但仰成而矣。” 刘恕病逝元丰元年，温公《五代纪》尚未动手，之后得范祖禹协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以为这也是司马康之所以致歧的原因之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