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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的生平 乔治.奥威尔原名艾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降生到一个英国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他的家庭世代供职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政府部门。他实际上出生在他父亲工作的地方—印度。后来他进入英国最著名的贵族男子学校—伊顿公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攻读大学，而是跟他的父辈一样加入了印度殖民警察。同时，他被派往缅甸。5年的殖民地生活使得他非常排斥帝国主义的方方面面以及帝国主义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使得他从感情上更加靠近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
一种对社会底层大众的同情和身份认同使得他返回欧洲，游历于英国和法国。这期间，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赤贫阶层，并尽他所能的走入他们的生活。的确，他知道以他的家庭背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富足的生活。他之所以用乔治.奥威尔作为笔名，写下了这段经历，部分是因为他想使他的家庭免于尴尬，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他自己的贵族气质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做过私立学校的老师和书店店员，但他在这段时期更主要的活动是写作：小说，在缅甸，伦敦和巴黎穷人生活的记录以及书评。1937年他去西班牙参加了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的反对弗朗哥独裁统治的西班牙内战。后来由于颈部严重受伤不得不回到英国。这段时间他的作品使得他在左翼人士中闻名遐迩；他的作品表明他是一个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缺点的社会主义者，他也意识到了本应该向社会主义靠拢的普通人正由于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而远离社会主义这一现象。
二战期间他供职于BBC录制面向印度和缅甸的节目，同时他还是书店经理，并且写了政治评论。除了政治方面的作品外，他也写了一些描述伦敦的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的作品和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这期间在她开始写1945年出版的《动物庄园》以前，他已经开始计划《1984》。
在《1984》出版以前，奥威尔的妻子因一个小手术病死在医院里，这使得她没有见识到《1984》的成功和它所带来的谣言。虽然如果及早治疗的话她本可以活更长的时间，但是由于害怕花钱而没有及早看医生。奥威尔同样也不注意他自己的健康，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和文学评论，而拒绝去看医生。他早在1943年就已经写好了《1943》的大致提纲。但是截至1947年他开始开始写这部小说的第一版，无论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还是他的个人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关于将来的任何希望。知道他写完第一版之后他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他才去看了医生。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去了一家疗养院以便他可以接受肺结核的治疗。但只要他一觉得身体有些好转，他就开始用钢笔继续他的写作，因为他的打字机被医生拿走了。
他在疗养院里着手修改《1984》的第一版。虽然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每天一半的时间需要躺在床上，但他还是一离开疗养院就马上开始第二版的写作。最终版完成于1948年，正是他这部作品的名字的最后两位数字的反序。但是最终版的编写工作使得他的健康完全恶化，他又不得不去疗养院。
奥威尔本来希望他有希望作为残疾人继续活下去，他计划再婚，并且为了健康着想他准备去瑞士。他的确又结了一次婚（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去登记局），但是瑞士成了一个梦：
《1984》的背景 现代英语中专门有一个词--“奥威尔式”（Orwellian）：如果说一部作品是“奥威尔式”的，就表示这部作品表达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控制和组织的麻木而统一的世界的悲观看法。由于奥威尔在创作《1984》时，已经身患肺结核，而且他也最终也死于肺结核，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部垂死的老人在陷入现状的幻灭和对将来的绝望之中时写下的作品。这其实大错特错：《1984》（最初叫《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的提纲早在5年前的1943年，他的成名作《动物庄园》完成之前，就已经写好。
奥威尔虽然曾经读过扎米亚京（Zamyatin）的反乌托邦主题的小说《我们》，并且曾经引起过他的很大兴趣，但《1984》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思考和经历。在西班牙内战时他曾经亲身见识过新闻的故意歪曲以及虚假新闻的制造。他在后来的一篇杂文里写道：“我看到历史不是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依据过去应该是怎么样而被记录着，而这种‘应该’完全由党的意志决定；这种事情是我感觉恐惧。如果一个领导人说某某事件从未发生，那么这个事件就从未发生。如果他说2加2等于5，那么2加2就等于
他的另外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于语言室如何因为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和腐化的。在他在1946年写的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会写作》（Why I Write）中，他写道：“如果一个人要想以一种朴实无华而观点鲜明的语言来写作，他就必须得大胆地思考；如果他大胆地思考，他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是正统的。”贯穿《1984》的主题之一就是政府如何用语言来加强对使用语言的人们的政治控制。当时，有许多政治写手们，特别是支持并为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和所作所为辩护的人们，正在扭曲语言以使得奥威尔认为不正义的东西变为正义。为警告和鞭笞这种行为，奥威尔为这种因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和腐化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归宿--新话（Newspeak）。这基于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奉行的一种理论：思想依存于表达这种思想而使用的词汇，因此，一个语言中没有表达某些思想的词汇，那么就不可能用这种语言来承载这些思想。新话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不符合社会主义信念的思想都不能被该语言来承载，最终把不符合政治需要的词汇和意义从该语言中彻底清除。这个目的，在这部小说中塞姆（Syme）表达得非常清楚：达到语言在政治上的完全准确，正像塞姆所说，“旧语言的模糊和语义的毫无用途的影射”，连同由过去的许多伟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统统摧毁。对于信奉任何事情都能，也应该用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词汇表达的奥威尔来说，故意使用复杂词汇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无意识地使用复杂词汇则更恶劣，因为复杂词汇的使用者失去了同他所表达的真实的一切联系。
伦敦的战争时期生活的很多方面被写入了《1984》，如炸弹袭击，轰炸队城市本身的毁坏，以及新闻影片中的避难者的船被炸的场景。小说中的真理部的大楼的原型部分来自于二战中被情报部征用的伦敦大学的大楼，部分来自于BBC的主楼。同时BBC主楼好像也带给了奥威尔关于散发着大白菜味道的小卖部和唱歌的无产者女人的灵感；这个女人好像取自于BBC办公室的清洁工。奥威尔的妻子曾经为战时食品部工作，宣扬并鼓励大众吃“正确”的食品。这可能给了奥威尔在《1984》中使用薯片标语的灵感。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的领导者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也在《1984》中有所反映。在一篇文章中奥威尔预言世界将被划分为三个武装政权。虽然奥威尔希望普通大众联合起来抵制这种划分，但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抵制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他写道：“整体上普通大众仍然生活在绝对的善与恶的世界之中，而知识分子早已脱离了这种状态。”他对普通大众的本能的信心和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是《1984》的成因之一。温斯顿（Winston）不仅相信将来的任何希望存在普通大众身上，而且还甚至对茱莉亚说：“无产者是人类；我们不是。”
他见识了很多知识分子，不管是东欧的还是西欧的，只要对他们有好处能够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他们就接受独裁思想，背叛革命。他用《动物庄园》对这种现象表达了关注和愤慨。《动物庄园》用来自俄国革命的一个插曲讲述了庄园中的猪领导动物干革命，最后拥有了跟被它们赶走的庄园主一样的权力并跟以前的庄园主一样使用权力的故事。
在奥威尔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他试图追求一种集体价值和个人价值，创造性工作和必须的体力劳动之间的平衡。他主要关注公众和政治，但他也同样意识到了个人生命的重要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复杂。他之所以会有如上面提到的温斯顿对茱莉亚说的那样，《1984》中的那些无产者仍然还是人类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情感生活和个人追求还是他们自己的，还没有被政府的控制之手所触及。党的成员们虽然有那些无产者所没有的特权，但是党影响并最终控制着他们会见谁，他们怎么度过业余时间，他们和谁结婚，他们和谁有性接触，以及他们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态度。奥威尔相信，政府应该为他的公民提供一种社会框架，而不是去知道公民怎么度过他们的私人生活；如果政府这么做了，那么，从基本意义上说，他的公民就不是完全人了。
《1984》：小说 通过把小说的年代设置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40年之后， 奥威尔对将来提出了警告。就像他写《1984》时经常强调的那样，这部小说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一张如果我们不极力避免就会出现的社会画像。当你打开小说读到第一句话“时钟敲了十三下”时，立刻就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小说接下来做出了说明：虽然使用24小时的时钟，但邪恶的十三党，以及时钟敲十三下象征着某些事情有错误。通过这么做，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小说的基调。后面的段落表现了生命的极度麻木的状态，个人活动被摄像头监视，大哥的形象所产生的权力被滥用。小说中的大哥的个人形象，他的统治机关以及他保有权力的方式，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斯大林。而戈德斯坦的人物原型则是托洛茨基：小说中戈德斯坦本来是党内的二把手，但由于其政治观点与最高领袖不一致，使得他成为了最高领袖的敌人。这显然与托洛茨基及其相似。（而且，他们两个同样都是犹太人出身。）同时，戈德斯坦这一人物中也含有曾经和奥威尔一起战斗过的西班牙统一工人党（POUM）的领袖--安德烈斯.宁的一些特征。当安德烈斯.宁开始相信斯大林已经背离革命原则时，俄罗斯的间谍杀害了他；而当有传言说戈德斯坦将被杀害时，他留下了一篇表明他政治信仰和原则的文章。
这部小说的很多场景设备读者可能司空见惯；但还有一些（由奥威尔创造的）的用途则很恶劣：电幕，英社，仇恨周，思想警察，第一空降场，等等。每个部门都只关注那些直接反对他们的上层人物，由四大部门大楼的名称可以看出英社对语言的扭曲程度。小说中通过温斯顿的了解表达了社会的梦魇般的状态。他把这些写在了日记里，虽然没有法律禁止他这么做，但如果他被抓住，他将会被处死。
温斯顿本人从小说一开始就不是英雄人物的形象；他身体瘦弱，马上步入中年，并且一条腿溃疡（我们后来还会发现他带假牙，而且经常咳嗽）读者在开始时可能以为他是以二战中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命名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人们就会明白他只是普通人的代表。 小说中温斯顿是个来自旧时代的人，儿时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也不太记得旧时代的东西（比如他的柔软光滑的日记本， 他认为与他的日记本相衬的钢笔， 以及光滑如水般透明的琥珀镇纸）。他仅有的对人类间的无私和专注的爱的记忆来自于他的童年，而他的童年时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从他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中完全清除，以至于当他梦见茱莉亚在反抗性爱（因此也是在反抗政治）的行动中撕掉衣服时，他在嘴唇中念叨着“莎士比亚”醒来。
由于奥威尔既想把温斯顿当做一个代表，又希望他更是一个个人，因此，温斯顿在2分钟仇恨会中把他在早期形成政治观念表现的很真实，而不像从小说一开始就具有坚定意志的其他党员所表现的那样狂热。一开始，他的叛逆主要表现在他对他所生活的极度麻木的世界的厌恶和对世界本来应该的形态的模糊的感觉。日记使得他可以表达他的这种不安，而不必把他认为英社所违反的准则公之于众。正如最后面的分析，他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的叛逆行为（买日记本写日记，同茱莉亚有不正当关系，访问城市的无产者居住区，租查令顿（Charrington）的房子，以及最具公开政治意味的—从奥.布莱恩有联系）并不比他思想和感情上的叛逆重要，因为他的叛逆行为正是起源于思想和感情的叛逆。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惩罚。正如温斯顿在第一章的反思：“只有思想警察最重要。”
同茱莉亚的关系使得他形成了表达他所在社会的敏感思想的词语，而之前只是一种不安的模糊感觉—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你骨子里的沉默的抗议”。 正像温斯顿告诉茱莉亚他有证据表明官方伪造了关于琼斯（Jones），阿廖逊（Aaronson）和鲁斯福德（Rutherford）的消息时茱莉亚所表现的那样，温斯顿跟他说这些思想时，茱莉亚几乎从来不听，也不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认识茱莉亚使得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原文语）。同时，也使得他更清晰地认识到从他开始写日记的那一刻他就注定在劫难逃了。租查令顿店铺的上面的房子，并继续在这里于茱莉亚见面（这与茱莉亚以前的说明有直接的矛盾：在任何地方见两次以上面都是不安全的）等等这些疯狂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在那注定的灾难来临之前的狂欢，显然他已经放弃逃脱由于他的公然放抗而导致的惩罚的希望。在思想警察逮捕他们之前，他对茱莉亚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是死人。”
他早期认为奥.布莱恩是个对英社怀有同样怀疑的知识分子的印象和那种英社是种阴谋的感觉使得他完全信任奥.布莱恩。不论是被捕前还是入狱时，这种信任使得他认为英社的忠实成员应该对大哥有独立的感情判断，以至于奥.布莱恩想过在迷你陆（MiniLuv）的见面使温斯顿把对他自己的热爱转变成对大哥的热爱。奥威尔想表达的一点是淡出的服从并不足够：温斯顿必须对大哥怀有真正的热爱，就像以前他对大哥的敌人怀有真正的仇恨一样。为了感受这种热爱，温斯顿不得不抵制所有的爱以及对其他任何人的忠诚，而且强制自己相信他已经抵制了这些。他在迷你陆（MiniLuv）的前期，尽管他不得不经受健康恶化，折磨和羞辱，他还仍然能坚持以前的信念。但是最后，当他被用他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威胁时，他背叛了茱莉亚，乞求让茱莉亚也来他呆的地方；而且由于他被怕了茱莉亚，他也就背叛了他自己。就像后来他自己所反思的那样，他的心里面的某个东西已经被杀掉了:“被烧掉，腐蚀掉”。他已经失去了他最重要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人的躯壳，不再可能威胁政府或其他人构成威胁。
茱莉亚比温斯顿年轻，而且也没有温斯顿那种对英社改变之前的世界的记忆。她的叛逆比温斯顿更感性化，而且也更直接。其实她本能够在政府系统内生活下去，因为她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信。她对叛逆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兴趣，在她不得不听温斯顿读书的时候很快就睡着了。但她不仅比温斯顿更擅长具体事务处理（做爱，藏匿他们约会的痕迹等），而且从直觉上更深刻地理解政府实施某些方针的原因，特别是跟性爱有关的方针政策。她知道政府之所以在性爱方面实施清教徒主义是因为政府想把性活动变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政治义务（凯瑟琳就是如此），或男人的一种与妓女的偷偷地但还有愉悦感的会面，从而党可以利用这种性挫折或歇斯底里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两个党员之前的放纵的愉悦的做爱活动（就像温斯顿和茱莉亚之间，在他们有情感交流之前的那次性爱）本身是一项政治活动。正是受茱莉亚的影响，温斯顿才从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叛逆转变为行动上的叛逆。她在成人后用身体表达着叛逆，而且学会了很多情况保存自己的能力（温斯顿不具备这种能力）。但他们两个都相信“他们（政府，以思想警察的方式）不可能进来“，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小说对其他人物的描写很少。也许最引起人们兴趣，也是最复杂的人物是奥.布莱恩。奥威尔通过温斯顿表达出这个人物身上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面：与他的身体外表相衬的冷酷无情和的十八世纪贵族般优雅姿势。对温斯顿最危险的正是这些特质的组合；他敏感到可以感觉到温斯顿内心深处对政府的不忠；他的冷酷可以让温斯顿为这种叛逆遭受折磨。在迷你陆（MiniLuv）他狂热地工作，直到温斯顿可以被释放回到社会，治愈了温斯顿身体内的病毒（奥.布莱恩看见），这种病毒阻止了他对大哥的热爱。奥.布莱恩正是奥威尔最担心的那种知识分子：他能利用他的能力和智慧去维护和支持独裁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有权力。
塞姆作为只是分子也被政府所腐蚀，虽然他更对学术感兴趣，而且也没有奥.布莱恩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看得太透彻，而且毫无遮拦地为他的安全辩护，所以正像温斯顿在早期所意识到的那样，注定要被蒸发。
帕森斯也作为囚犯出现在迷你陆（MiniLuv）时，人们感到无比惊讶。温斯顿认为他的有限的智慧加上他那独有的正统的政治观念肯定让他作为对党有用的工人而保证他的安全。然而他遭受了双重的背叛—他的无意识的思想和他的女儿。他女儿的发现叛国者的能力让他引以为傲。因此，他也遭受了与其他人同样的命运。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被信任。像废品店的看门人那样的看起来老实都不可能欺骗别人的人，最后竟然是思想警察的成员。因为他们从不被怀疑，所以他们是最危险的人。温斯顿去访问他所认为的最安全的无产者聚居区（巡逻者躲了起来），被证明对他和茱莉亚来说是致命的。
考虑到温斯顿相信“如果有希望，那希望就在无产者身上”，这也是贯穿小说的主题，而且这也是我们从奥威尔本人那儿学到的，无产者在小说中不是那么重要。有些时候，比如那个唱着歌晾衣服的女人，也只是用来用他们作为背景与党员的生活和行为进行对比。当温斯顿访问无产者聚居区时，他想询问酒吧里的老人关于他年轻时的记忆，回答很含糊且没有任何信息。奥威尔形容温斯顿的这种对无产者保有的希望为“遥远的真理，现实的荒谬”。从小说里提供的证明来看，显然后半部分形容更准确。然而，温斯顿需要觉得希望就在某个地方；但可以肯定不存在与党员们所生活的充满恐惧和单调的世界。所以，无产者对他来说就成为了充满浪漫色彩的希望所在，但也仅仅是希望。
事实上，小说没有表现出希望，温斯顿本人也是如此。他背叛了茱莉亚和他对茱莉亚的感情，也就背叛了他最深层的一旦失去就无法恢复的东西—他的个人情感以及个人完整，而这对于温斯顿而言本应该是不被政府权力所触及到的东西。温斯顿在迷你陆（Miniluv）的压力下不再是英雄，尽管他曾经是。最后，有人看见他在栗子树咖啡馆观看被政府处置的人。到这里，他最终承认所有的叛逆都已完结，斗争也随之结束。奥威尔的警告显而易见：在政府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温斯顿不仅开始承认他无力反抗它，而且很主动欢迎他的失败：他热爱大哥。
奥威尔的作品在今天 奥威尔新话里的某些词汇（新话，大哥，双重思考）走进了英语语言；他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极权主义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很难判断他的警告是否完全被人们所理解。他提出将来出现某种可能性的警告，而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奥威尔总是试图描写他所看到的政治现实。正如他在创作《1984》时所描写的那样，“大多数的人们都坚持一个信仰：所有的选择，包括政治选择，都介于正义与邪恶之间。如果一件事情是必要地，那么它也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根除这种观点。…在政治领域，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判断两种邪恶之中，哪一种稍微好一些。”奥威尔的目的是想尽可能清晰地描述这种邪恶，从而使得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做出他们的判断，以及由这种判断所产生的选择。 格温妮丝.罗伯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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