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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96-2012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 熊长云 金石学是传统学问中的精尖之学。资料难得、文字难辨、史实难考，为金石学研究设立了层层门槛。解决三难，需要金钱、闲时和学问，故而金石学也被认为是一种“学富五车的优雅”。金石拓本迎合了文人士大夫好古、赏古的文化需求，不仅为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可信赖的史料资源，也为艺术活动提供了名作巨迹的书法范本，因此长期视为富有史料性、艺术性的珍贵学术资料，为宋代以来的文人士大夫所倾重。 时至今日，保存、研究和利用金石铭刻的最佳办法，仍然是第一手的拓本。拓本保存了金石铭刻的文献史料、艺术特征，即使在原物风化残泐、亡佚流失之后，还能历久弥新，供后世学者考证。在考古学大兴的今天，拓本的制作、公布和整理，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而拓本的收藏与保存，则受到学者与资深图书馆的重视。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10周年的纪念，由北大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诸先生（以下敬语从略）编纂的《1996-2012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中包括金器类、砖陶类、碑志类和法帖类四类拓本，公布了242种（281品）新入藏的金石拓本资料，绝大部分为近年来新出之重要金石，其中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图版下附有提要，记录了拓本尺寸、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内容小考以及著录情况，不啻为一部最新的“北大金石录”。该书采用特种纸高清全彩精印，展卷如对原拓，开本宏阔，赏心悦目，值得文物研究者、历史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与收藏家的关注。 （书脊、封面） 作为金石碑帖界的权威，胡海帆、汤燕曾多次主编或参与重要金石书籍的编纂，出版有《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等，胡海帆还整理过容媛的《秦汉石刻题跋辑录》，发表有《秦汉石刻要目》等重要论文，也是国家文化行业标准《碑帖拓本定级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以胡海帆、汤燕为代表的北大图书馆金石组，同时具备了文献保存者的专业素养与金石学家的敏锐眼光。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北大图书馆新收拓本的择取、整理与研究提供了专业的价值判断，而卓越的鉴定水平，避免了伪品的混入。凡此种种，确保了这样一部“北大金石录”中所收拓本的质量与真实性。 （扉页） 笔者主要从事秦汉金石研究，故而对新公布的秦汉铭刻资料尤为关注。本书砖陶类中的《孚堂藏秦汉陶范》（共111种，精选8种，第24-27页），为西汉早中期少府所辖东园令制作陶质动物、人俑所用模范，为至今所知最大一宗西汉高等级模范资料。由于陶范同时拓制了铭文与图像，故而可以将图像与铭文相对应，更可与史籍相印证，无异于一部带有图像的《尔雅》。如“陶荼范”（第25页），陶荼即騊駼，见于《尔雅·释兽》。郭璞注：“《山海经》云：‘北海有兽，状如马，名騊駼。色青。’”（《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又如“野马牝”范（第24页），亦见《尔雅·释兽》，郭璞注：“如马而小，出塞外。”（《尔雅注疏》，第334页）等等。这样一宗拓本，为了解二千多年前的名物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意义不言而喻。 (《孚堂藏秦汉陶范》) 《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碑》（第40页），涉及汉代地方组织形态、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等，俞伟超、邢义田等均有过详考，参与讨论的学者已超过20家，是近30年来学界引起热议的一块重要汉代铭刻。将本书收录的拓本与最早在《文物》1982年12期公布的石券拓本、以及1983年台湾《汉学研究》第1卷第2期载邢义田文所提供的摹释本比较，则有多字可能有所更释，如末行俞、邢诸家均释作“尹明功”，新拓本显示，磨泐的“明”字实际上是“中”字，能在释文上有新的认识，也是依赖精拓本之功劳。 (《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碑》） 《李君碑》与《裴君碑》（第44-45页）是2011年在成都出土的两通汉碑，刻字共2000有余，是四川地区现已发现的文字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碑。李君、裴君皆为蜀郡太守，其身份已见学者讨论。张勋燎据范晔《后汉书·李膺传》中唐李贤注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材料：“（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卷67《李膺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191页），且以年代等情况悉和，认为碑主李君即为八俊之首的李膺。（见《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172页）。虽然尚有争议，但探讨总是有益的。毫无疑问，这两通碑刻对研究东汉历史、巴蜀地区的学官文化、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李君碑》与《裴君碑》) 安阳出土的《熹平元年残碑》（第49页），碑主为严巨昭，碑文内容有“戮力苦身，踬阂艰阸”、“ 陶白之荚（策），退休子荆居室之术，致财千〔万〕”等语，可知碑主白手起家，经商致富。碑铭着重其创业过程，而无从政履历，很有可能为已知汉碑中独一无二的商人之碑，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参见拙文《东汉<严巨昭残碑>考》，待刊） 又如《孙仲妻石棺题字》（第54页），是颇为特殊的东汉石棺。柩盖长229厘米，接近汉制一丈，刻铭为隶书，单竖行，上下占满整个棺盖，单字径比一掌。我曾在《东汉孙仲妻柩铭考略》一文中认为：孙仲妻柩铭虽为石刻，而其铭文、形制、尺寸与著名的东汉“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柩铭”等覆于棺柩之上的长幅幡物极为接近，可推知孙仲妻柩铭应当具有如《礼记》等屡载“铭旌”之性质，故而尤为特别（载王镛主编《东方艺术·书法》2012年8月刊）。除此之外，《景云碑》（第50页）、《郭择赵氾碑》（第52页）等皆为高清印制，也是目前见到出版物中颇为清晰可观的整拓印本。 (《孙仲妻柩铭》） 北朝石刻中，有一件宿白捐赠的后赵《西门豹祠殿基记残石》尤为奇异。之所以说奇异，是这件今天复出的碑刻，与西门豹、石虎、郦道元、赵明诚、李清照等著名人物有关。《水经注》载：“〔漳水〕又东出山，过邺县西……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而北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中，全文收录了这件西门豹祠的石刻铭文，将录文与拓本比对，残字悉合，可知正为一物。也就是说，这件残石是为纪念“西门豹治邺”的西门豹祠所置，祠由后赵石虎兴修。到北魏时，郦道元曾亲见祠堂，并载入《水经注》，而后又被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记载入了《金石录》。展阅这样的一块碑刻拓本，让人洵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感慨。 （《西门豹祠殿基记残石》） 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件碑刻，由于志铭中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故而成为寻找曹操墓的重要线索。《鲁潜墓志》（第62页）和《西门豹祠殿基记残石》相隔仅数年，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铭刻材料，书法风格较为接近，如“子”字末笔的回折斜钩、“马”字第一点的向外一撇，都有明显相似的一面，可以同作后赵时期铭石体书风的典型。说句题外话，曹操墓系列铭刻、鲁潜墓志，皆属于较难置信但是真实无疑的石刻。今日虽众说纷纭，但种种有益的议论、质疑、探讨，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检验也看得更为清楚。居于此间的方家，不妨将曹操墓的出现视作一枚今后检验学术得失与判断力的试金石。 （《鲁潜墓志》） 北朝墓志部分，有不少志主见于史传，可与史书相对读，并可证史。《高涣墓志》（第115页），志主载《北齐书》，为北齐太祖献武帝高欢第七子、文宣帝高洋之弟；《辛穆墓志并盖》（第92页），志主载《北史》卷26《辛绍先传附子穆传》，为显赫士族，均可补史书之不足。证史例如《宇文瓘墓志并盖》（第125页），志主“本姓韦氏，魏末改焉”（见志文），即可知为《北史》、《周书》所载韦洸之弟韦瓘，而志文中“隋州”并未写作“随州”，传统说法杨坚建隋后方更“随”为“隋”，通过北魏墓志材料来看，这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293-294页）。 本书的唐代碑刻拓本，抛开证经补史的史料价值之外，其具备的书法艺术也深可追摹。如颜真卿所书《徐峤妻王琳墓志并盖》（第186页）、《郭虚己墓志并盖》（第192-193页），张旭所书《严仁墓志并盖》（第190页），柳公权所书《迴元观钟楼铭》（第222页）等，皆为书法史上名垂千秋的巨公所书，为难得的临池范本。 又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第236-237页）和《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第238-239页），拓本为宿白捐赠。《衣物帐碑》胪列了懿、僖二宗及皇室贵戚、内臣僧官供奉给真身的器物名称，供主清晰，器物描述准确，正可与地宫出土诸器物相勘对。神秘的秘色瓷，便是通过这通《衣物帐碑》中的“瓷秘色”（碑铭第五行）三字最终澄清了身份，其于考证唐代名物之意义可见一斑。本书所收的拓本为整幅高清彩印，胜于《文物》1991年第5期和《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所附拓本，便于研究者所采用。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中“秘色瓷”内容） 宋代以后的碑刻中，名公碑刻、名家手书不在少数。如《富弼墓志并盖》（第252-254页），是司马光亲为撰盖的北宋名相富弼的墓志，铭文达7000余字。黄庭坚所书《王纯中墓志并盖》（第258-259页）、《徐佖墓志》（第260-261页）堪为书法范本。《杨载墓志》（第267页）为康里巎巎所书，石久佚，故而新入藏的明拓本就显得更为珍贵。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民国总统黎元洪、民国著名学者黄侃的墓志初拓本，吴大澂所篆书的墓志，也值得相关研究者注意。 （《富弼墓志并盖》） 传统碑帖中，法帖为不可或缺的组成品种。北大图书馆新入藏的重要法帖，则可看出系统的收藏体系。明拓法帖即有残本《汝帖》（第294-295页），《东书堂集古法帖》（第296-297页）；《二王帖选》（第300-301页）；《戏鸿堂法书》（第302-305页）；《郁冈斋墨妙》（第306-307页）；《来禽馆帖》（第308-309页）等。此外，清初拓《快雪堂法帖》（第316-317页），为原刻涿州本，且为庄缙度、王孝禹等金石家所递藏，更为可贵。
（涿本《快雪堂法帖》） 值得一提的是，碑帖素有“黑老虎”之称，翻刻本自古以来是拓本鉴定中的一个难点。近年来由于硅胶复制碑刻技术的成熟，导致硅模拓片大量出现，收得一张原刻原拓也变得十分不易。北大图书馆金石组收入拓本时，则充分注意了这个问题，故而此书中的拓本颇值得采信。如《何君阁道碑》（全称《何君遣掾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刻石》，第38页），本书所收就为可信的原拓本，如提要所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为重新发现之前的早期翻刻本，而坊间《何君阁道碑》绝大部分则为硅模本。鉴定的不二法门来自于对比，以可信原拓与翻本相比照，信可体会出原石的苍古真切的气息，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碑刻拓本的鉴定。
（《何君阁道碑》与《姚孝经砖志》） 1998年，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北大图书馆金石组的胡海帆、汤燕曾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精选的273种碑帖，是民国以来北大陆续积攒的善本旧拓菁华。此中不仅包括宋拓《昭仁寺碑》、明拓《泰山刻石》等重量级碑帖，还有王懿荣、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陆和九、张伯英、褚德彝、端方、冯汝玠等晚清民国著名金石学家、学者的题跋拓本。这批主要来自缪荃孙艺风堂和张仁蠡柳风堂等清民金石学家的传世大宗旧藏，为北大图书馆奠定了世所瞩目的金石收藏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新入藏的拓本则进一步递加了北大金石收藏的规模与质量。 常道金石不朽，但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遇到意想不到的变故。前书所载的《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原石或亡佚或损毁，而1951年青海省图书馆失火，《赵宽碑》也仅仅残留碗口大一块。金石虽不复存，拓本幸有流传。很多拓本在今天看来或许寻常，但在百千年后的人眼中，则是不可多得的“宋拓本”了。北大图书馆金石组在新时期所具备的开拓收藏眼光与学术敏感，为这个民族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原始档案，而新近出版的这部“北大金石录”，信也会成为有识之士的邺架之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胡海帆、汤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8开，371页。定价128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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