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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又设立了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这在全国书协范围内属于首创。上海是金石碑帖的文化重镇，自晚清民国起，历朝历代的遗存金石碑帖文物逐渐汇集到了上海和北京两地，上海金石碑帖存量主要集中到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公司、朵云轩、博古斋等单位，民间收藏数量亦相当可观，因此，上海开展金石碑帖文化的弘扬与普及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本刊特约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谈谈他对当下金石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编者 近十几年来，在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金石碑帖这一小众文化开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收藏领域，全国各地经常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拓片展览。收藏热度复苏之下，爱好者们该如何欣赏金石碑帖之美呢？  颜元仿李復堂画意并金焦双鼎博古图  《大盂鼎》吳昌碩旧藏本局部 金石、碑、帖各有所指，协力同心传递文化 我们将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又将“金文”与秦汉以后的石刻文字合称“金石”。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前半程，是由金石文化来展现和传承的，直到北宋雕版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以后，依靠金石记录传递文化的历史使命逐渐被古籍图书所取代，与此同时，总结与研究金石文化的学问——金石学就此诞生。 “碑帖”是金石学研究的主体，我们将历代所有的石刻文字的载体称为“碑”，它包含“碣石”“摩崖”“碑版”“墓志”“塔铭”“经幢”“造像题记”等种类和样式。先秦石鼓就是传世第一件“碑”，此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不断刊刻，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碑刻文献。到了北宋，又出现了一种铭刻文字的新型样式——法帖，一般以“帖祖”《淳化阁帖》刊刻作为“法帖”创立的标志物，它的出现，开启了宋元明清刊刻法帖的繁荣景象，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法帖传本。 通俗地讲，“碑”的作用是记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文化经典，目的是让记载内容“流传千古”，其初心并不是让后人去临摹书法，欧阳询撰写《九成宫》时，万万不会料到此碑会成为日后书法启蒙的经典范本；“帖”的功用，才是传播书法艺术和提供书法临摹范本，将古往今来善书者的书法遗迹刊刻印刷（传拓），使之化身万千，“帖”的传播与“古籍”是同步的。虽然我们将“碑”与“帖”合称“碑帖”，但“碑文化”有2500年历史，“帖文化”只有1000年，两者是前后连接关系，宋代是两者的交接点。   清陈介祺跋汉井栏吉语陶文 “证经补史”，凝结中国书法史 金石碑帖，一般指收藏金石碑帖的拓片，而非青铜与石刻。拓片是通过传拓技术，将铭刻文字拓印到纸张，传播到四方。传拓技术发明于南朝，可惜没有实物留存，传世最早的拓片是唐代的，它直接启发了日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拓片收藏，始于宋代，当时以收藏金石文献为主要目的，用以“证经补史”，这是“金石学”的初心。明清以后，在初心不变的前提下，出现了将拓片视为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风气，彼时的宋拓本已是珍贵文物，书法优雅的拓片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乾嘉以后，迎来了金石拓片收藏的历史高潮，从传世数以百万计的拓片来分析，宋元拓本只有区区数百，明拓本数量亦极其有限，占比绝大多数者，还是乾嘉以来的拓片，其中同光以后的拓片数量就占据了传世总量的90%以上。 何以会出现这种拓片激增现象？这要归功于彼时的民间收藏，将拓片视为“字帖”，销路大增，拓片进入商品化传拓的新时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也是晚清拓片普及的主要原因。此后，随着摄影术的出现，碑帖拓片开启了“印本时代”，一种更为价廉物美的影印件逐渐取代了拓片。刊刻法帖至此终结，传拓碑帖就此式微。 在沉寂了近百年后，2003年上海博物馆自海外成功收购帖祖《淳化阁帖》后，激发了民间碑帖收藏的热情，又在国内外碑帖拍卖市场的助推下，迎来了碑帖收藏的又一个春天，各地传拓碑帖也陆续恢复，网上微拍碑帖生意兴隆，碑帖题跋渐成风气。不久前，在童晏方老师的指导下，唐存才、虞伟两先生在艺苑真赏社策划了一个“古韵今尚金石碑帖题跋展”，展品全部出自上海民间私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海派金石收藏的旧有底蕴和新启时尚。展览上有一件藏品，集中体现了金石文化的永恒魅力，它就是海上金石领军人物——吴昌硕旧藏《大盂鼎》。此鼎清道光初年在陕西郿县礼村出土，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为岐山县令周赓盛豪夺霸占，再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得点翰林后，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盂鼎，旋即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归，运回岐山老家。同治初年，宋家家道中落，大鼎转归项城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暂存关中书院。昔日左宗棠曾遭人弹劾，后得潘祖荫疏救而幸免，遂决定以此鼎相赠，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大盂鼎入藏潘祖荫府邸。潘祖荫旧藏大盂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大克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愙斋、梅景书屋藏泉  《始平公造像》最善本 追寻古人的最爱，切忌抱残守缺 在数以万计的碑帖品种面前，哪些碑帖拓片属于珍藏对象？要回答这一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追寻古人的最爱。汉魏碑刻、唐代碑刻、宋代法帖，一直是明清碑帖收藏家的主要目标，乾嘉以后，拓片收藏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一个是六朝墓志和造像，尤以北魏碑刻最受到了追捧，一个是商周青铜铭文和全形拓。这些多是今天的收藏热点。 从事碑帖收藏，一定要牢记金石学的初心——“证经补史”，历史和文献价值是碑帖收藏的文化底蕴，碑帖题跋是文献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古人名家题跋内容大多围绕经史、小学、义例展开阐发，考其时代，述其制度，释其文字，为“证经补史”服务，极少涉及书法艺术评述，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这些才是金石学研究的方向和意义。碑帖题跋比的不是书法而是学识，留下的是文章和美名。古人讲究“慎题”，要对善本碑帖有敬畏，今人也要讲究“慎题”，要对伪品糟粕有摒弃。 除历史和文献价值外，还要关注艺术和文物价值，它是碑帖收藏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历代金石数十万种，不是所有拓片都值得收藏，只有其中少数传世经典才配叫“碑帖”，要用艺术的眼光去辨别和取舍。凡是经典碑帖，多是古人喜闻乐见的，传拓数量最多，翻刻作伪也最多，收藏其中的正品和珍本，这才是历代碑帖收藏的正道。要用文物的眼光去鉴定和分析，不辨优劣的收藏是盲目的、不足取的。艺术品收藏讲究“物以稀为贵”，前文所言及的《大盂鼎》拓本，留有吴昌硕“金石朋友圈”题跋十余则，充分展现了金石拓片的珍贵和名家题跋的附加值。碑帖收藏还要补充一句“物以知为贵”，“知”就是人所共知，特指经典名品，那些抱残守缺、自以为是者，最终只能自欺欺人。 最后，借本次展览的标题，来谈谈古韵和今尚，古人收藏金石碑帖的着眼点是“铭文”而不是“图像”，体现了金石文化的终极追求——简素和古雅，金石碑帖往往只拓碑文，不拓碑额与碑侧的图案纹饰，画像砖石也极少传拓，《武氏祠画像石》《汉君车》《曹望僖》虽说是少数例外，但究其原因，还是画像题榜和文字题刻在焉。今人在没有铭文的、来路不明的画像石拓片上胡题乱写是缺乏金石文化的表现。 古人收藏金石碑帖注重校勘和临摹，因此，以裱本为首选，碑帖也是最适合放在桌案上细细品读的，古人墙面上悬挂的是字画和钟鼎全形拓，极少悬挂整幅墓碑、墓志，说明金石碑帖是用来近观的，不宜远眺。今人以收藏巨碣丰碑为荣，虽说无可厚非，总觉仍在金石门外。 近十几年来，新出土金石碑帖极多，其中不乏精品，需要有心人去鉴别和收集，如此这般金石文化才能源远流长，但要让这些新出精品成为书法史上的新经典，还需营造一种乾嘉时期的金石文化背景和氛围，有专人去传拓，有众人去收藏，有名家去推介和品评。 此次上海书法家协会设立金石碑帖委员会，就是重振上海金石文化的一个信号，引领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进入金石文化的殿堂，共创上海碑帖收藏与研究的新风尚。（仲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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