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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奖光辉璀璨的20年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第11届群星奖。在这届群星奖中，我参加了群众文化科研成果评奖，获得银奖，并作为获奖代表应邀赴广州参加了颁奖典礼和群众文化论坛活动，当时，我对群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参加群星奖评比，让我在参与的过程中扩大了理论视野，也让我站在了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起点，我始终心怀感激。 暮然回首，至今已经10年多了，群星奖也经过了几次改革，群众文化科研成果评奖在群星奖中也是若隐若现、时有时无，但我始终相信，群星奖不会忽视群众文化科研成果这个群众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一定会用其有力的臂膀推动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群星奖作为社会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对推出群众文艺精品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促进全国群众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和引领的作用，在全国群众文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群星奖也因此成为群众文化领域响当当的国家品牌。而群星奖中的群众文化科研成果评奖，更是对群众文化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1998年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立项的通知》中，群星奖评奖种类中明确显示：群星奖（科研成果奖）。这表明，在群星奖立项时，科研成果奖是群星奖的半壁江山。犹如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以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体育科学论文评奖等与群星奖类似的众多国家级评奖活动中为理论文章、学术著作或论文评奖一样，这也是文化事业科学发展的规律之一，也应是这类评奖活动所应遵循的传统。 我感谢群星奖把群众文化科研成果列为评奖范围，不仅是我个人受过群星奖的奖掖，而是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需要得到群星奖的光照。众所周知，学术专著、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在一个学科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存在“重活动轻理论”现象，学科建设任重道远，我国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学术专著寥若晨星，全国性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尚未出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多，开办群众文化专业的高校也是凤毛麟角，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队伍大多是在群众文化领域内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从半个多世纪的群众文化科研成果看，影响至今的经典著作屈指可数。在上世纪50年代末，文化部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群众文化理论专著《群众文化工作概论》。上世纪80年代形成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高潮，当时，随着中国群众文化学会成立，各地也相应成立了群众文化学会，群众文化系统内也涌现出一批群众文化理论专家，并出版群众文化理论专著或刊物，如《北京群众文化学报》，当时文化部主管群众文化的副部长高占祥本人就是文化管理专家，出版过《文化艺术管理论》等多部文化管理专著。湖南、浙江、陕西、黑龙江等地都出版了群众文化专著。在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和文化部群众文化局指导和支持下，出版了《中国群众文化史》《群众文化概论》等教材，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也在选编群众文化论文集的同时，开始长期正式出版《群众文化论丛》。上世纪90年代，在群众文化理论上收获了重大成果。随着“群星奖”的设立，开始进行群众文化科研成果评奖，群众文化理论研究也随之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文化部群众文化司组织编写的《群众文化学》、《群众文化辅导学》分别获得文化部群星奖科研成果评奖金奖、银奖，加上《群众文化管理学》，这三本书成为群众文化学科建设的扛鼎之作，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与湖南省群众文化学会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群众文化辞典》。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启了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也迎来了群众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为了适应群众文化新的发展形势，文化部主持编写的新一轮群众文化教材已经陆续出版。 从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几代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国家和各地方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完成的，而将群众文化科研成果纳入群星奖，是一项保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步上新高度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盛举。 群众文化科研成果曾于1997年首次纳入群星奖评奖，群众文化专著《群众文化学》、《群众文化辅导学》分别获得金奖、银奖。正如2001年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司长陈琪林在《展望21世纪首都群众文化改革与发展》序言中所说：“目前群众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已经列入了全国‘群星奖’的评奖范围，这显示了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2001年第11届群星奖评奖，科研成果显著，共有275篇论文分获金、银、铜、优秀奖，38篇调查报告分获金、银、铜奖，12部专著分获银、铜、优秀奖。此后群众文化科研成果就没再列入群星奖。直到2007年第14届群星奖设立了事业奖（后改称服务奖），评选条件是在提供优质文化服务、推动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中成绩卓越的单位、个人及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群众文化活动项目。群众文化领域内的科研成果，包括论文集、专著和社会文化刊物及网站。最终有80个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获得服务奖。而与群众文化科研成果有关的项目只有一个——浙江省的《浙江新农村文化报告——来自118个行政村农民文化生活田野调查》。在2010年2月《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十五届“群星奖”评奖工作的通知》中，申报项目类奖项的条件中提到：在当地具有突出社会影响，参与群众达到一定规模，并具有推广普及价值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如讲座、培训、流动服务、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网上参考咨询、群众文化刊物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各种地方文化艺术节、以及演出、展览、比赛、广场活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俗活动等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这届群星奖通知中又没有明确提到群众文化科研成果。在2012年《文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十六届“群星奖”初选工作的通知》中，在评奖范围中，项目类“群星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在这个通知里，依然没有明确的“群众文化科研成果”项目的评奖。 当前，国家正在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群众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群众文化实践如火如荼，群众文化学科体系建设以及职业标准化、专业化建设正在加紧进行，而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对群众文化事业科学发展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和群星奖群众文化科研成果奖银奖获得者，我是群星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对群星奖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深怀感恩之心。从事群众文化理论研究，让我与群星奖结缘。由于群星奖的鼓励，我更加热爱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对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由于长年身处群众文化工作第一线，亲身感受着群众文化的工作现状，对中央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着真切的紧迫感，对很多群众文化问题都深入思索，著文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发展论坛”特邀专栏发表专题文章与同行们交流，继出版了个人文化理论专著《文化家园》和《皇城内外》之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群众文化理论专著《群众文化》和群众文学作品集《草花之美》。我热爱群众文化工作，这份爱已渗透到了血液中，转化成了对群众文化的深厚情感，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人生追求的一部分，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一路走来，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内心对群众文化事业的那份责任和使命。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我还期盼着，群众文化科研成果一定会在群星奖的怀抱里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相信！
杜染：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论调研部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嘉园路大台子9号，100068 电话：67569637-8016 电子邮箱：duran@pku.org.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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