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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东罗马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故而，这场战役数百年来受到历史学家的持续关注。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西方关于这一历史战役的专著如雨后出笋，大量涌现，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史学界的相关著作却是凤毛麟角，近20年中，大陆市面可见的中文专著仅有拜占庭史专家陈志强先生1997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士坦丁堡陷落记》一书（约10万字）。此外，中文书籍还包括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出版的，日本历史学家盐野七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杨征美译）。而西方重量级历史学家的专著几乎无一被引入国内，成为一项空白。 《1453，君士坦丁堡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一书的原作者斯蒂文·朗西曼先生（Steven Runciman，1903-2000年）为英国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纪史专家。他出生于贵族世家，精通多国语言（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叙利亚语、格鲁吉亚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自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周游列国，于多所大学任教，尤其在拜占庭历史及十字军史方面颇有造诣。1965年，斯蒂文《1453，君士坦丁堡陷落》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为该领域经典之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备受推崇，至2008年，已累计重印达16次之多。斯蒂文虽在西方享有盛誉，但该书却从未译介至国内。这部作品篇幅适中（约15万字），结构清晰，风格严谨，尤其是旁征博引，考据入微，令人叹为观止，可作为国内相关历史研究者与普通历史爱好者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原书封面 本人已完成该书翻译工作，并进行了初步校对润色，修订了译注部分，尚未添加原注，正在联系出版中。先将部分译稿提出，供大家批评指正。 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1453年以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已经深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但尚需数十年其影响才能在欧洲充分显现。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拜占庭的知识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个多世纪，便有相当一部分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这以后，同样有学者从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岛屿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实力的增长确实引发了意大利诸多商业城市的担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立即终止东地中海贸易，受到显著影响的只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对威尼斯而言，奥斯曼占据埃及的打击要剧烈得多，而对热那亚而言，其在意大利商业霸权的动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失去拜占庭商业区的损失。 即使从政治意义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当时奥斯曼人已经抵达多瑙河岸并威胁中欧，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难逃一劫——后者领土几乎萎缩至仅限衰败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难以与占据了大半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抗衡，何况土耳其还拥有那个时代欧洲最强劲的战争机器。诚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颇深。不过，那时的西欧诸国并无如此远见卓识，可以预料到奥斯曼的征服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并未因此显著改变其“东方政策”，甚至，他们是否具有一贯的“东方政策”都大为可疑。只有教皇或许表现出真正的不安与痛心，并开始策划反击，不过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对两类人而言，它还是至关重要的。于土耳其人来说，攻占该城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一座新都，还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欧亚交界要道，且位于奥斯曼领土中心，若始终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不免令奥斯曼人如鲠在喉。单独是希腊人固然不值得畏惧，但从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大军的可能，无疑会成为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今天，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土耳其人依然领有该城，他们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对希腊人而言，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铭心。这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灿烂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台闪烁了千年之久，1453年它虽已衰败，但尚能苟延残喘。虽然帝都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拥有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罗马希腊学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令每一个希腊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个伟大东正教国家的一员。此时的皇帝或许对臣民的实际意义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贵且是上帝统治的象征。然而，随着皇帝与他的城市一同殉难，异教徒的统治开始，希腊人不得不为其生存而苦苦挣扎。所幸希腊文明并未消亡，这无疑源自其文明的内在活力与希腊人的勇气。 对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腊人是一群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辈对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虽对拜占庭抱有偏见，但也赞许其末日中体现的气魄。而在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60年前出版的专著中，对希腊人的同情与赞誉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某些现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显得略微过时，但因其扎实的考据与渊博学识，此书在今日仍颇值一读——我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在这之后还有相当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成果。尤其在19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500周年之际，涌现了大量论文与著作。不过，除去1914年古斯塔夫·施伦贝格尔（Gustave Schlumberger）的专著与皮尔斯的作品，整整半个世纪，西方再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出版。 在试图填补此项空白的尝试中，我借鉴了大量近代学者（不论在世或过世的）的相关著作，我将在注释中一一表达谢意。健在的希腊学者中，我尤其要提到扎基西诺斯（Zakythinos）教授与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奥斯曼历史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教授，虽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穆德与他的时代》并未详细注明参考书目。关于土耳其早期历史方面，维特克（Wittek）教授的专著对我帮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学者我则首推?nalc?k教授，而吉尔神父（Father Gill）关于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著作也具有相当价值。 我在附录中简要谈及了本书所用主要参考资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较罕见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献，由德蒂尔（Dethier）教授在80年前统一收录于《匈牙利历史文献》（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两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之第一部、第二部）。它们虽然成功付梓，但并未公开出版，且包含不少错误。至于穆斯林方面的资料，由于普通读者阅读上的困难，更加令人难以亲近。我希望我能为读者们提供其中的精华部分。 若没有伦敦图书馆，本书将永远无法完成；我也要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全体职员的耐心帮助表示感谢。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J. Papastavrou）先生为本书进行的校对工作，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与职员们的宽容与友善。 关于本书译名的说明： 我个人无法确保所有源自希腊语、土耳其语的译名均无懈可击。对希腊专有名词我尽量使用我个人认为常见、自然的形式。对土耳其专有名词我一般采用音译，除非是现代土耳其语词汇，后者我则使用现代土耳其语拼写。我将“征服者”苏丹的土耳其名称作Mehemet，而非Mahomet或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谅我在书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词而非“伊斯坦布尔”（?stanbul）——因为倘若那样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1] 注释： [1] 从10世纪时起，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开始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stanbul），这个名称来自希腊语στην Π?λη，即“在城里”、“进城去”。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该城的官方名称，与“君士坦丁堡”一词并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于 1930年将市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斯蒂文40年代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而完成此书时间在1964年，书中所用“君士坦丁堡”旧称显得不够“正式”，故而他做出以上说明。译注。
第一章 垂死的帝国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期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亚当（Adam）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曼努埃尔二世、皇后海伦娜与三位皇子，左一为日后的约翰八世皇帝）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逝去。对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11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11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1]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与皇后海伦娜及三位皇子，最左侧为长子、共治皇帝约翰（后来成为约翰八世），中间两位年幼皇子安德罗尼库斯与赛奥多尔都加封“专制君主头衔”）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国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整个12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1054年，东西方教会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标志两大教会公开分裂，译注）。至12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真正的危机是十字军带来的。1204年，在军队领袖野心的蛊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与贪婪，出于天主教会对东正教会的敌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一事件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虽然其并未彻底灭亡。大约半世纪后，流亡至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击败了拉丁帝国。似乎拜占庭帝国又迎来了伟大的复兴。然而，米哈伊尔八世的政权（即帕列奥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它还依稀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东方人看来，依然是罗马人的皇帝。实际上，拜占庭已经沦为了一个普通王国，甚至在希腊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统治者。在它的东面，有事实上独立的特拉比宗王国（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拥有丰富的银矿和与大不里士的传统商路。在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同样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与尼西亚帝国展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竞争，甚至曾经兵戎相见，不过最终也走向衰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成为另外两大势力。而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与法兰克人的贵族领地星罗密布。为了驱逐威尼斯人的势力（其为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厌恶），拜占庭政府引入热那亚人，后者则要求贸易特权，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与佩拉（Pera）商业区随即为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商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业命脉，令帝国的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拜占庭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至于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即“加泰罗尼亚军团”）令诸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50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1347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14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经沦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几座小岛，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国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罗奔撒半岛大部。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法兰克人、佛罗伦萨公爵以及威尼斯人都拥有自己的控制区域。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早已被土耳其人夺取。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此时期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帕列奥列格王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科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14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还拥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当然，艺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至14世纪末期，经济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即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13世纪末被帝国贤臣赛奥多尔[3]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世纪初拜占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学家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与阿金迪纳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并受赛奥多尔的影响。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6]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颇有微词。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论争自由，并且很好地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希腊学术传统。他们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讨论语义学与逻辑学，自然，也会涉及到神学话题。但东正教传统对哲学往往心存顾虑。虽然优秀的神父一般也愿意接受哲学教育，并且运用柏拉图式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但他们的神学是隐晦而非直接的[7]。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了人类认知范围，哲学对于解决宗教问题也就显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其神学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义的部分）；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成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帕拉马斯）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不过“保守派”中也包括诸如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因此，“保守派”占据上风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蒙昧主义的胜利。） 这番论争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与西方罗马教会及天主教国家联合。而东西方教会长期的分裂及交恶，最终使保守派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不过，还是有很多具有远见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脱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拜占庭注定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共融为前提的，那么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米哈伊尔八世为了对抗西方复辟拉丁帝国的计划，不惜于里昂大公会议上代表人民同意与罗马教会共融，但此举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憎恨。面对民意汹汹，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得不推翻了父亲的决策。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与西方教会的共融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得到西方雇佣军，更重要的是要联合基督教国家，共同对抗东方的异教徒，而东正教世界是无力提供强大援助的。多瑙河流域及高加索地区诸王公实力有限且自身不保，俄国人自身问题成堆，鞭长莫及。不过，西方天主教国家真的会援助已经分裂的东方教会吗？他们是否会把土耳其人的入侵当做对拜占庭的“天谴”而袖手旁观？带着这些疑问，约翰五世皇帝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然而他谨慎地未将其臣民卷入其中，虽然他内心也幻想拜占庭人与他一道走向教会和解之路，然而在当时这是没有基础，注定会失败的。 米哈伊尔八世与约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学家。对他们而言，与西方联合，政治上的裨益高于一切。然而对神学家来说，情况就很棘手了。早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东西方教会在礼拜方式、神学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圣灵如何产生以及对“和子说”（拉丁语 Filioque，相当于英语and from the Son）的态度，这也是1054年双方革除对方教籍的神学原因之一[4]。此外两大教会还存在许多较小的分歧。西方教会不承认东方教会新近通过的关于“上帝既是实体的，也是精神的”（Essence–Energies distinction）这一教义。而东正教会同样对罗马教会关于“炼狱”的说法不敢苟同。圣餐仪式上所用面饼是否应当发酵成为双方争议的又一个焦点。对东方教会而言，西方教会采用无酵饼的做法似乎是师从犹太人，并且罔顾了发酵饼对圣灵的象征。与之类似，西方教会在圣餐中拒绝使用“求降圣灵文”（Epiclesis）也被认为是大不敬的，东正教会相信，缺乏这一道程序，将令面饼与葡萄酒的神圣性功亏一篑。对于普通信众如何兼领圣体圣血（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及在俗司铎（Secular priests）能否结婚，两大教派同样争执不休。不过，双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教会管辖权限方面。罗马教宗是否在基督教会中享有居先权或至高地位？按照拜占庭传统，所有主教一律平等。无人（甚至包括圣彼得之传人，尽管其见解是受到尊重的）能够强迫他人接受教义。唯有大公会议（Oecumenical Council）有权对教义进行诠释。罗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增添（如“和子说”，译注）令东正教徒大为震惊，不仅因为神学方面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此举单方面地篡改了由大公会议通过的神圣教义。基于传统，东正教徒无法接受罗马的管理与训诫，它理应由五大宗主教[8]（Pentarchy of Patriarchs）共同行使，尽管罗马教宗地位崇高，他也无权僭越其余主教。拜占庭人笃信其传统与教规，不过，为了教会的和谐运转，他们也能在枝节问题上求同存异，这为与西方的和解提供了某种弹性。反倒是罗马天主教会，基于其天性，轻易不愿做出妥协。 拜占庭的学者们分裂了。相当一部分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而无法认同与罗马联合。然而不少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愿意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以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发挥。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文明的和谐统一对他们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游历意大利，并目睹了当地的活力与生机。他们也发现了，如果作为朋友身份到来的话，他们会受到意大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约在1340年，德米图斯·西多内斯将托马斯·阿奎纳[5]（Thomas Aquinas）的著作翻译为希腊语。阿奎纳的学说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学者，使后者意识到意大利的学术早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渴望与意大利的学术交流，而这一愿望也并未落空。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在西方获得了职位与尊敬。融合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的想法，变得越发具有吸引力。考虑到罗马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下意大利的繁荣，拜占庭人的某种妥协也未必是难以接受的吧？ 然而，“联合派”的拥趸只限于部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僧侣阶层大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较少受到与意大利学术交流的影响，而是醉心于自己的信仰与传统。拉丁帝国当年的严酷统治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僧侣们在民众当中宣传联合的种种恶果，甚至声称此举将遭致天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试图与之对抗都是艰难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神学家赞同僧侣们的观点，一部分政治人物也对西方的援助心存顾虑。
上述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一个大衰退的年代。尽管拥有优秀的学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沦为了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纪时，首都及近郊人口多达百万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10万。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湾的佩拉大区由热那亚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镇、修道院星罗密布，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庄环绕在破败的教堂四周。拜占庭首都在极盛时期，城内各区分布着大量花园与公园，而今不仅一些居民区已经消失，花园也被菜地、果园所取代。14世纪中期到访的著名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计算出城墙内共有13块小型居民区；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对这座宏伟巨城的破败惊诧不已。佩德罗·塔法（Pero Tafur，西班牙旅行家，1410-1484）于1437年谈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区完全是一副乡村的景象，春天城市里盛开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后，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不仅平民区残破不堪，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东南的旧皇宫也已经无法居住。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在山穷水尽之际，不仅将自己的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更将拜占庭皇宫的屋顶拆除出售以套现。此君亡命天涯后，光复拜占庭的米哈伊尔八世及其继承者再也没有财力将皇宫修缮一新。昔日的大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也仅剩断壁残垣，旁边的“主教宫”(Patriarchal Palace)名义上仍然是教长驻地，不过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险”居住在这摇摇欲坠的殿宇中了。城区多数教堂也已经年久失修，只有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还保留着往日的荣光。 君士坦丁堡的主干道——梅塞大道（Mese，“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休斯门（Gate of Charisius，今天土耳其人称为阿德里安堡门）起始，最后抵达旧皇宫。这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商店住宅鳞次栉比，途经最重要的建筑为全市第二大教堂圣使徒教堂。不过后者也已经残破不堪了。另一片繁华区位于金角湾沿岸。皇帝的新行宫就位于此处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也在这一带港口拥有自己的社区，不仅为威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来自安科纳、佛罗伦萨、拉古萨甚至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附近甚至还有犹太社区。这里货栈码头密集，帝国也允许土耳其人在此开设巴扎（市集）。不过以上各区用城墙或栅栏划分开来，彼此相对独立。城市每年还要接待远方的朝圣者，他们多半来自俄罗斯，由此一批旅馆应运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了足够的医院甚至孤儿院，为市民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不过除去这些繁华地带，君士坦丁堡市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是空旷和破败的了。 此时帝国第二大城市为塞萨洛尼基。它仍然是巴尔干重要的港口，与君士坦丁堡相较，它甚至更加繁荣，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对狭小的城市规模也成了它的优势，这让它与空空荡荡的首都相比，显得不至于那么寒酸和破败。不过该城在14-15世纪同样命运多舛。它一度被当地起义的平民攻占并统治了8年之久（革命者被称作Zealots，反对贵族统治，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于1342-1350控制了塞萨洛尼基。译注。），在他们被镇压前，大批城市宫殿、市场、建筑遭到了洗劫与破坏。随后塞萨洛尼基又遭土耳其人攻占。虽然希腊人一度将其收复，然而它再也难回到当年的繁荣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值得一提的城市还有摩里亚（Morea）专制君主国（摩里亚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统治，享有自治权。译注。）首都米斯特拉斯，不过这所谓的“首都”不过是一座宫殿，一座城堡，外加几座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比一座村庄规模大不了多少。
1391年，曼努埃尔二世得到了拜占庭帝国这份凋零的遗产。皇帝本人可谓生世多艰：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在战争与家族内斗中度过，营救因欠债被威尼斯人扣押的父皇约翰五世也一度成为他的任务。作为皇子，曼努埃尔二世长期在土耳其苏丹的宫廷充当人质，甚至违心地指挥一支拜占庭军团为苏丹攻打希腊人的城市阿拉谢希尔（Ala?ehir，绰号“小雅典”，位于小亚细亚，译注。）。在这段令人心酸的时光里，学术成为了他最大的安慰。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是个有才能的君主，曾经主动将皇位让与其侄约翰七世，这一慷慨之举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王室内部的纷争[9]。他曾经尽力修缮帝国的修道院并提高其待遇标准，他给予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力所能及的最大经费。皇帝清晰地看出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外交努力。1396年教皇再次召集了一只十字军（不过这支军队更多是为了援救匈牙利王国而非拜占庭，虽然均是以土耳其为敌），然而因为部队领导人的荒唐最后在多瑙河畔的尼克波利斯遭到失败（尼克波利斯的十字军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援助东方的十字军）。曼努埃尔二世对法国的外交攻势获得了一定成果，1399年法王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只部队，不过这支军队仅千余人规模，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然而，皇帝反对东西教会的再次共融，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宗教信念，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知这一方案难以在民间推行。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约翰八世，既要与西方友好协商教会联合事宜，同时又要对内宣称该联合绝不会真正实施。当他于1400年左右前往西方国家斡旋时，恰逢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0]（the Great Schism），因此拜占庭皇帝极力淡化其宗教身份而是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寻求援助，以减少宗教纷争的干扰。但是，虽然皇帝的优雅风度获得了欧洲贵族的好评，实际的援助却屈指可数。1402年曼努埃尔二世甚至不得不中断访问赶回君士坦丁堡，因为他得知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正率军意图围攻拜占庭首都。幸运的是，早在皇帝赶到之前危机便已经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斯曼人，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后者大约一年后于帖木儿营中去世），奥斯曼人群龙无首，陷入了近20年的“大空位”时期，也给了拜占庭帝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拜占庭并未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土耳其王子们经过20年争斗后，终于再次统一起来。1422年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又开始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不过由于王族内斗以及帝国内部叛乱的传闻，苏丹不得不放弃计划，提前收兵。 帖木儿的介入意外地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后了半个世纪，不过曼努埃尔二世从中获得的进展并不多。他收复了色雷斯的几座市镇，并赢得了某个土耳其王子的友谊。虽然这是打击东方的土耳其人，收复基督教失地的大好时机，然而，欧洲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作战的时代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一支联军的出现，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共识，然而这两者都是缺乏的。热那亚人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长远政策，而是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向帖木儿派出大使示好，一方面出动舰只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将热那亚视作最大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官严守中立。教廷正处于大分裂时期，两位教皇互不相让，自然也谈不上领导基督徒了。西欧诸国依然对尼克波利斯的惨败心有余悸，加之英法重启战端，对干预东方事务也意兴阑珊。匈牙利国王认为心头大患已去，便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的游戏中。——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已经高枕无忧了，谁还会关心它呢？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仍存在隐忧。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谈，城中的学术生活依然活跃。除去皇帝本人，此时学界的领袖为约瑟夫（Joseph Bryennius，神学院首席兼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他培养了最后一批拜占庭优秀学者。此人学贯东西，帮助皇帝将西欧学术引入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学课程。尽管有诸多历史恩怨，他与拜占庭学界对来自西方的学生依然敞开大门。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曾写道，在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均以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为荣耀。不过约瑟夫和曼努埃尔一样，无法放弃拜占庭传统，去转而接受天主教神学。 另一位知名学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11]（Georgius Gemistus Plethon），从君士坦丁堡移居至摩里亚君主国首都米斯特拉。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柏拉图研究学会并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只有柏拉图的哲学，可以重新唤醒希腊世界。他提出了不少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主张，不过多数都失之空泛，难以施行。他的宗教观点是柏拉图主义、伊比鸠鲁学说与琐罗亚斯德主义的糅合。虽然表面上他也是个东正教徒，不过骨子里却有着古希腊异教气息，例如，他把神拼写作“宙斯”非耶稣。生前他的这些异端思想得到了宽容，不过在他去世及拜占庭首都陷落后，他的手稿落入了其朋友，时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金纳迪乌斯（Gennadius）手中，后者对其学说即着迷又感到恐惧，最后不情愿地将他大部分著作付之一炬。 卜列东的事例也说明了晚期东罗马帝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Hellene一词从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渐渐专门用来指代希腊人，尤其强调其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成分。虽然此时拜占庭已不复当年辉煌，不过在西方仍然拥有不少仰慕者，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自称“希腊人”（HELLENES）。帝国的官方称号依旧是“罗马帝国”，不过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人们也不再称呼自己是“罗马人”（ROMAIOI）。这一风气是从塞萨洛尼基发端的，该地居民尤其以自己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自豪。14世纪末，甚至皇帝曼努埃尔也通常被称作“希腊人的皇帝”而非“罗马人的皇帝”。西方的宫廷也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帝国最后的几十年中，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了。 曼努埃尔二世1423年退休，并于两年后去世。他的挚友，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已经在4年前驾崩。新苏丹穆拉德二世登基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希腊人一度对这位君主寄以厚望，认为他虽是穆斯林，但为人宽厚、公正，能够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的第三子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甚至给了土耳其人借口，塞萨洛尼基还是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拉德二世的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 曼努埃尔的长子，即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于是罔顾先帝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教会的共融，因为他明白，只有罗马教廷才具有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托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指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会议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译注。）。约翰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不过最终还是妥协了。1438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会议。译注。）。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地争论。  （约翰八世）
这次会议的细节是冗长枯燥的。首先是关于“居先权”的认定。昔日基督教大公会议往往由罗马皇帝主持，那么今日的约翰八世是否应享有居先权？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孰高孰低？为此就花去了大量时间。会议原则要求以历次大公会议认定的正典为基础讨论，表面上看与会主教们沐浴在圣灵的光芒下，群情激昂，然而热烈的气氛并不能弥补分歧。神父们时常互相批驳，甚至他们本身的论点也往往自相矛盾。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巨大的。某些拉丁语神学术语在希腊语中并无对应词汇，同时，东西教会对于《圣经》正典的认定也存在分歧（例如，《圣经》旧约部分，天主教承认46卷，东正教承认48卷，多出的两卷在天主教看来属于“次经”。译注。）。平心而论，在辩论中拉丁人表现略胜一筹。天主教代表团团结一致，精通辩术，并得到了教皇的幕后支持。而东正教代表团则是一盘散沙，何况还有一些优秀的主教拒绝赴会。不过拜占庭皇帝也带来了几名得力的神学家，包括尼西亚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12]、以弗所大主教马克（Mark Eugenicus）和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Isidore）。代表团中甚至还包括几位拜占庭知名的哲学家。东正教代表团本也被要求选出主要辩手参与讨论，然而他们对此实际是阳奉阴违的——并没有推出最强有力、最博学的人选。因为东正教会历来的传统是所有神父，甚至包括大牧首，在讨论神学问题时一律平等。于是东正教的代表们就纷纷各自为战了。而大牧首约瑟夫（为一保加利亚王子与希腊妇女的私生子）此时健康状况不佳，难以发挥作用。皇帝约翰八世本人则忙于在辩论出现尴尬或冷场时息事宁人。整个拜占庭代表团显得混乱不堪，并且多数神父都囊中羞涩，归家心切。 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通过了。乔治·斯库拉里斯（George Scholarius）、乔治·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与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三位学者因为对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仰慕,而大力赞成联合。另一位知名学者卜列东虽然对天主教神学并无好感，故未在最终文件上签字——然而，他在佛罗伦萨受到了极佳款待，其在柏拉图方面的研究备受意大利人推崇，因此，也就不好表示明确反对。大牧首约瑟夫之所以同意签字，居然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误认为天主教的“和子说”与东正教教义并无本质区别——此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贝萨里翁等人则是出于对意大利文化的喜爱，以及将意大利、希腊文化整合的愿望，而表示赞成。其余绝大多数主教也签字确认，当然一部分人是在皇帝的压力甚至威胁下才这么做的。唯一明确反对的只有以弗所的马克。最终人们看到的决议，虽然也采纳了某些东正教观点、习俗，不过大体上还是天主教式的，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并没有做详细地约定。 签字易，实践难。当代表团返回新罗马时，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一度备受尊敬的贝萨里翁，不得不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隐居，在那里他意外地遇见了代表团同仁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后者也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东正教大牧首则拒绝承认自己的签字有效。在他去世后，皇帝一度没有合适的牧首继任人选。第一个候选人很快就逝世了，第二个人选格里高利·玛玛斯（Gregory Mammas）虽然在1445年得到正式任命，却被多数神职人员抵制，不得不放弃职位前往罗马避难。而唯一没有签字的马克则众望所归，名声鹊起。当初赞成联合的“三乔治”，一位心灰意冷避居意大利，一位成为了“拒统派”骨干，一位甚至另辟蹊径，尝试在东方的穆斯林中寻找盟友。皇帝本人也动摇了，虽然未曾彻底放弃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但在其母后海伦娜（Helena）的影响下，也不再强制推行。这一切都造成了拜占庭宗教、思想上的分崩离析。 不过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尽管有些不情愿）。犹金教皇在1440年发出倡议，4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部队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然而，教皇特使强迫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亚诺什[13]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从而背负骂名），并进一步在战争方略上对他多加掣肘。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Varna，今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译注）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于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绝联合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然而，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便国家灭亡，也可当做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远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力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 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罗斯也存在类似情况。东方的三大宗主教也明确表示反对（即亚历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译注。）。既然大部分东正教徒仅仅听从大牧首的教诲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又怎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以挽救帝国呢？俄罗斯人因为其世仇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信奉天主教，而对该教派尤其痛恨。1437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67位大主教中，仅有8位在拜占庭帝国有效统治区域内，另有7位处于摩利亚君主国范围。换言之，一旦东正教会宣布改弦易张，大牧首便有可能失去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数政治家甚至走的更远。客观地说，拜占庭已经积重难返。唯一保全东正教会并令希腊人民生活安乐的方法，或许就是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其实，很多希腊人已经这么做了。只有这样，恐怕还有一线机会，令东正教民族积攒力量，东山再起，日后便可摘下异教徒的枷锁。因此，当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土耳其大军重重围困之际，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竟然声称：“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统治。”（I would rather see a Muslim t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an the Latin mitre）——此番言论也就不那么显得骇人听闻了。 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在其“流放地”意大利如鱼得水，备受尊敬，他们一方面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对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的联合，相信意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够给古老的拜占庭一针强心剂。事后观之，谁又能指责他们谬以千里呢？ 约翰八世自意大利回国后又度过了郁郁寡欢的9年。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逝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者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至于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便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 [1] 1071年，拜占庭罗曼努斯四世皇帝在曼奇克特会战中惨败于土耳其人，宣告了帝国丧失小亚细亚领土的开端。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343-357页。译注。 [2] Adam of USK, Chronicon(ed.Thompson), p.57; Chronique du Réligieux de Saint-Denis(ed.Bellaguet), p.756. The best account of Manuel’s journey is given in Vasiliev,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ren Europe’(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pp.41-78,260-304.See also Andreeva, ‘Zur Reise Manuel II Palaeologus nach West-Europa’,B.Z., XXXIV,pp.37-47. Hale?ki,‘Rome et Bazance en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Collectio Theologica,XVIII,pp.514 ff. maintains that Manuel had an interview with Pope Boniface IX in 1402. The evidence seems insufficient;but Manuel did send envoys to the Pope in 1404;Adam of USK, op. cit. pp. 96-7. [3] 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年)，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及艺术资助人，1305-1328年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顾问。译注。 [4] 对于圣灵如何产生，基督教东西教会有不同理解。《尼西亚信经》中对此并无明确定义。罗马天主教会秉承圣奥古斯都的观点，认为圣灵由圣父、圣子共同产生，即术语“和子说”（Filioque）。而东方教会接受的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us）之理论，即圣灵由圣父产生，圣子、圣灵都借圣父而存在。是否接受“和子说”成为东西方教会在谋求统一过程中的重大神学分歧。译注。 [5] 托马斯·阿奎纳（1225年－1274年3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其著作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作品为《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注。 [6] 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292-1383），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1347-1354年在位。他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曾任帝国首相与军队总司令，被后人誉为帕列奥列格王朝最伟大政治家。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他与其继承人约翰五世就帝位继承爆发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坎塔库震努斯依靠土耳其势力，于内战中一度占据优势，并成功加冕为皇帝，但最终因亲土政策招致国内广泛不满，被首都民众起义推翻，在修道院度过了余生。这场内战严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331-333页。译注。 [7] 斯蒂文在此用了一个术语apophatic（源于希腊语?π?φασι?，本意为“否定”），其派生含义为“通过否定来证明”。东正教会神学有时也被称作Apophatic theology（可理解为“反面神学”），即认为上帝不可捉摸，只能通过论述上帝不是什么来探寻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则为Cataphatic theology（“通过肯定来证明”的神学）。由于东正教的这一特征，其观点相对倾向于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译注。 [8] 宗主教（希腊语：Πατρι?ρχη?，拉丁语：Patriarcha）是基督教会中最高等级主教的头衔（中文传统上将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称作“牧首”）。在基督教历史早期，罗马帝国境内五座重要城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该地主教地位崇高，拥有最古老的宗主教头衔。上述五地合称五大宗主教区（Pentarchy），按历史荣誉，其主教排名先后如下：西方宗主教（即罗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条克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理论上，罗马教皇作为圣彼得继承人，享有“首席”地位，但依据东正教传统，西方宗主教并无逾越其他主教的特权。2006年，“西方宗主教”这一头衔被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于官方文件中删除。译注。 [9] 曼努埃尔二世之父在位期间王室成员曾爆发内战，而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则相对与皇族关系和睦。不过约翰七世仅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曼努埃尔二世随后登基。译注。 [10] 天主教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把教廷由法国阿维尼翁迁回意大利罗马，他去世后，枢机团分别选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法国人为继承者，即乌尔班六世（Urban VI） 与克雷芒七世（Clément VII）。两位教皇互不承认，甚至开除彼此教籍。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两个教廷。直到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召开的大公会议终于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才宣告这一分裂结束。先前提到1396年的十字军居然是由两位敌对的教皇各自派出，当年的混乱状况可见一斑。译注。 [11]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约1355年－1452年），拜占庭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也是在西方推动复兴古希腊学术的先驱。其学说在15世纪的意大利影响很大。译注。 [12] 贝萨里翁 (Basilios Bessarion，姓名希腊文拼写为Βασ?λειο? Βησσαρ?ων，1403-1472年)，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拜占廷人文主义学者。他出生于特拉布宗，青年时代远赴君士坦丁堡求学，师从卜列东。1437年被拜占庭皇帝任命为尼西亚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Nicaea），并随后参加了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此后长期定居意大利，著书立说，赞助学者，并于拜占庭灭亡后尽力援助逃难的希腊同胞。1455年一度被作为教皇候选人之一，1463－1472年任天主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贝萨里翁生前收藏有大量希腊文手抄本，1468年，他将其捐赠与威尼斯议会，今收藏于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译注。 [13] 匈雅提·亚诺什（匈牙利语为Hunyadi János，英文一般拼写为John Hunyadi，1407-1456年），曾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牙利王国摄政，为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之名将。一生最辉煌战绩为1456年率军于贝尔格莱德围城战中大败苏丹穆罕穆德二世，但本人也于战后不久因感染鼠疫病逝。其次子匈雅提·马加什在1458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译注。 [1] 1071年，拜占庭罗曼努斯四世皇帝在曼奇克特会战中惨败于土耳其人，宣告了帝国丧失小亚细亚领土的开端。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343-357页。译注。 [2] Adam of USK, Chronicon(ed.Thompson), p.57; Chronique du Réligieux de Saint-Denis(ed.Bellaguet), p.756. The best account of Manuel’s journey is given in Vasiliev,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ren Europe’(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pp.41-78,260-304.See also Andreeva, ‘Zur Reise Manuel II Palaeologus nach West-Europa’,B.Z., XXXIV,pp.37-47. Hale?ki,‘Rome et Bazance en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Collectio Theologica,XVIII,pp.514 ff. maintains that Manuel had an interview with Pope Boniface IX in 1402. The evidence seems insufficient;but Manuel did send envoys to the Pope in 1404;Adam of USK, op. cit. pp. 96-7. [3] 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年)，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及艺术资助人，1305-1328年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顾问。译注。 [4] 对于圣灵如何产生，基督教东西教会有不同理解。《尼西亚信经》中对此并无明确定义。罗马天主教会秉承圣奥古斯都的观点，认为圣灵由圣父、圣子共同产生，即术语“和子说”（Filioque）。而东方教会接受的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us）之理论，即圣灵由圣父产生，圣子、圣灵都借圣父而存在。是否接受“和子说”成为东西方教会在谋求统一过程中的重大神学分歧。译注。 [5] 托马斯·阿奎纳（1225年－1274年3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其著作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作品为《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注。 [6] 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292-1383），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1347-1354年在位。他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曾任帝国首相与军队总司令，被后人誉为帕列奥列格王朝最伟大政治家。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他与其继承人约翰五世就帝位继承爆发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坎塔库震努斯依靠土耳其势力，于内战中一度占据优势，并成功加冕为皇帝，但最终因亲土政策招致国内广泛不满，被首都民众起义推翻，在修道院度过了余生。这场内战严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331-333页。译注。 [7] 斯蒂文在此用了一个术语apophatic（源于希腊语?π?φασι?，本意为“否定”），其派生含义为“通过否定来证明”。东正教会神学有时也被称作Apophatic theology（可理解为“反面神学”），即认为上帝不可捉摸，只能通过论述上帝不是什么来探寻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则为Cataphatic theology（“通过肯定来证明”的神学）。由于东正教的这一特征，其观点相对倾向于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译注。 [8] 宗主教（希腊语：Πατρι?ρχη?，拉丁语：Patriarcha）是基督教会中最高等级主教的头衔（中文传统上将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称作“牧首”）。在基督教历史早期，罗马帝国境内五座重要城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该地主教地位崇高，拥有最古老的宗主教头衔。上述五地合称五大宗主教区（Pentarchy），按历史荣誉，其主教排名先后如下：西方宗主教（即罗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条克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理论上，罗马教皇作为圣彼得继承人，享有“首席”地位，但依据东正教传统，西方宗主教并无逾越其他主教的特权。2006年，“西方宗主教”这一头衔被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于官方文件中删除。译注。 [9] 曼努埃尔二世之父在位期间王室成员曾爆发内战，而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则相对与皇族关系和睦。不过约翰七世仅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曼努埃尔二世随后登基。译注。 [10] 天主教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把教廷由法国阿维尼翁迁回意大利罗马，他去世后，枢机团分别选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法国人为继承者，即乌尔班六世（Urban VI） 与克雷芒七世（Clément VII）。两位教皇互不承认，甚至开除彼此教籍。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两个教廷。直到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召开的大公会议终于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才宣告这一分裂结束。先前提到1396年的十字军居然是由两位敌对的教皇各自派出，当年的混乱状况可见一斑。译注。 [11]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约1355年－1452年），拜占庭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也是在西方推动复兴古希腊学术的先驱。其学说在15世纪的意大利影响很大。译注。 [12] 贝萨里翁 (Basilios Bessarion，姓名希腊文拼写为Βασ?λειο? Βησσαρ?ων，1403-1472年)，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拜占廷人文主义学者。他出生于特拉布宗，青年时代远赴君士坦丁堡求学，师从卜列东。1437年被拜占庭皇帝任命为尼西亚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Nicaea），并随后参加了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此后长期定居意大利，著书立说，赞助学者，并于拜占庭灭亡后尽力援助逃难的希腊同胞。1455年一度被作为教皇候选人之一，1463－1472年任天主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贝萨里翁生前收藏有大量希腊文手抄本，1468年，他将其捐赠与威尼斯议会，今收藏于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译注。 [13] 匈雅提·亚诺什（匈牙利语为Hunyadi János，英文一般拼写为John Hunyadi，1407-1456年），曾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牙利王国摄政，为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之名将。一生最辉煌战绩为1456年率军于贝尔格莱德围城战中大败苏丹穆罕穆德二世，但本人也于战后不久因感染鼠疫病逝。其次子匈雅提·马加什在1458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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