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一四四九年七月六日，皇帝约翰六世逝世，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十一世继承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时代，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全部巴尔干半岛（依里利亚除外），小 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等地，现在却只剩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孤城。约翰除了维持这个卑贱“现状”外没有做其他事，为了安抚敌人，当苏丹在 瓦尔纳获胜之后，他甚至还派人去祝贺。拜占庭的教会和贵族也同样谄媚，至于拜占庭人民，米贾托维奇在《希腊末帝君士坦丁传》中说：“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 沉，既不主动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伏于埃尘之中；转过身来他们却挥拳顿足。上面是暴政和压榨，下面是仇恨和懦弱。无论朝野上下都充满了残酷 和伪善风气，外表的虚伪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言掩盖了真正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同样腐朽，民族精神已经衰老，没有一点弹性。在虚假的爱国思想之 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视公益。

这种卑劣的状态，部分是由于多年来罗马想统一拉丁和希腊两个教会的企图造成的。拜占庭人民的心已经被这个 神学问题占满，所以无法再容纳其他东西。尤其在那个时代，宗教又与政治不可分离，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足以阻止建立战略同盟。而没有这种战略同盟，那么 欧洲对抗土耳其人的东大门就象没有门闩一样。

虽然两个教会的对立始于五世纪，但直到十一世纪矛盾才变得尖锐。一○七三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说：“宁可让一个国家永远受伊斯兰教徒统治，也比让那些拒绝 承认天主教权利的基督徒统治好一点。”仇恨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会议虽然同意教会合并，而且也获得君士坦丁堡的红衣主教伊斯多尔认可， 可是在一四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爵鲁卡斯·诺塔拉斯却宣布说：我宁愿看到这座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不愿让它受拉丁支配。甚至在围攻时期，情况已经十 分严重，史学家杜卡斯还在说：“即使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对他们说只要肯与罗马教会合作，就可使该城不被土耳其人攻占，希腊人却还是会拒绝。”

即 使合并已被承认之后，西方国家对希腊人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在金角北面，君士坦丁堡郊外，热那亚人在加拉太的殖民地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而其他国家的 援助也都是用物质来换取的。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三世只空谈而不动手。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阿方索也一样。匈牙利虽然愿意援助，但却要求以希利维亚 或美什布里亚两地作为交换条件。加泰罗尼亚国王则要求莱斯沃斯。只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教皇真正给与了若干援助。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怕他们的贸易受到 损害，而教皇则是因为合并已被承认：这被认为是值得红衣主教伊斯多尔和两百名士兵的！

在基督教方面只有分裂和软弱现象，但土耳其人方面却是一支有活力的年轻民族，在坚强领导之下联合一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是穆拉 德二世和一位美丽的阿尔巴尼亚女奴的儿子，他也是东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四五一年二月初他父亲死亡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他在马格尼西亚一听到这个 消息，就用最快速度行动，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加里波利，然后赶到亚德里亚堡。他于二月九日到该城，立即被宣布为苏丹。

下述行为就可看出 这个人的性格：他第一个行动就是溺死他的婴儿兄弟，第二个行动是杀死他所雇用的凶手，第三个行动是把这个孩子的母亲嫁给一个奴隶。他的外表很漂亮，身材中 等，有一个长鹰钩鼻，似乎挂在嘴巴上，他的嘴唇红而且薄，半隐在长须下。似乎有点神经质，易怒多疑，他对朋友猜忌，而对敌人残忍。他被称为“饮血者”，君 士坦丁堡被攻占之后，他把被处决的敌人人头都放在面对他的桌子上。他很少笑，偶然发笑的情形却是这样：一次他听说瓦拉几亚王子德拉库尔，因为他的使臣不肯 在朝见时取下头巾，就把他们的头巾用钉子钉在他们的头上。他不禁莞尔发笑，因为他觉得很有趣，并且也立即采用这种毒刑。另一次，是当他听说德拉库尔把几千 名土耳其俘虏都一一钉死，他又笑了，并且恭维说：“一个王子能做这样大的事，要想把他赶出去实在是不可能。”虽然如此，他却非常聪明，她的继母布兰科维奇 也是文化水准很高的妇女，对他颇有陶冶之功。对一个土耳其人而言，他极其罕见地精通五种外语，能说、能读、能写——包括拉丁、希腊、阿拉伯、迦勒底和波斯 文，甚至还有斯拉夫文。在他一生当中都忙于追求知识，极爱读书。他精通哲学，神学和占星术，而且也爱好波斯的诗词和艺术。正如芬雷所说：“他集青年人的英 勇进取与老年人的审慎智慧于一身。”这种结合为他的军事天才和治国之术构成了智慧基础，在这两方面如果不是最出色的，也是很杰出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 他的楷模，他对居鲁士、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君士坦丁和迪奥多希的传记都有深刻研究。就象特塔迪说的：他是想征服世界，想比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任何过 去的人物更伟大。

从他用兵来说，主要的是靠数量取胜而不是依赖技巧。虽然他一再被匈牙利和斯康德堡——即卡斯特里奥塔——所阻止，而且也曾被罗德岛人和波斯人击败，但他的 治军之术还不算太差。和许多其他苏丹不同，他总是亲自统帅军队，战争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梦想。一切都由他自己作决定，不受任何干涉，也要求部下保持严明军 纪。就如吉本所说：“如果一个主人永远不忘记部下的过错，就没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他精力充沛，能吃耐劳苦，而且神出鬼没。他常常化装微服出行，混在部队中偷听他们谈话，如果有任何人发现了他，那个人就活该倒霉了，即使是对他表示欢迎也难免不被立即处死。

一 次他讲到自己的秘密准备时说：“如果我的胡子中有一根知道我的秘密，我也会把它拔掉，丢在火中烧毁。”他的计划总是很彻底，准备很周密；他的运动很快，失 败了他从不气馁，而且从不让敌人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侵入欧洲各省区前后达二十次之多，使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更重要的是他对炮兵技术十分精通，在 历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炮手。

作为政治家时，他深居简出，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让他的臣民感到他是超自然的权力——一个神。他也是第一流的行政家，机智而宽宏的统治者。他对所征服的地区也知道如何进行组织，他把次要的东西让臣民去处理，而对首要的东西却控制得很紧。

他在青年时代就把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志愿，所以即位之后马上就去实现这个理想。第一步，他宣布承认穆拉德与君士坦丁之间所订的条约，并特别表示出和平意 图。其次，为了避免背面受到卡拉马尼亚酋长攻击，他首先将其征服——一四二二年，类似攻击曾迫使他父亲从君士坦丁堡解围而去。他又与威尼斯讲和，与匈牙利 签订了三年期的休战条约，并且同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建立了和平关系。吉本说和平是在他的嘴上而战争却在他心中，最后，他记得他父亲在瓦尔纳战役中 为把部队渡过加里波利，每名士兵花了一个“杜卡”（约九先令）的通行费，决定不再受这种损失。当巴亚基德修建安纳托利亚-希萨要塞时，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博 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主人，他现在决定还要做欧洲海岸的主人。一四五二年三月，他命令一支部队和五千名工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不远登陆，建立特强的罗米 里亚-希萨要塞。希腊人称之为“割喉堡”。巴尔巴罗在他的围城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要塞面海的一边特别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克，因为岸上和城墙中布满了炮 台。在面向陆地的方向也非常坚固，但比起海上这面却略有逊色。六个月后工事完成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各港口之间的一切交通完全被切断，也就使其丧失了来自 乌克兰的主要粮食供给来源。于是穆罕默德率领一支部队——据说为五万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目的是为了侦察敌情。一四五二年九月六日，他撤回亚德里 亚堡去完成他的准备工作。

土耳其陆军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队：（一）新军，（二）杂牌部队，（三）地方团队。新军已经成了正规常备军，人数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之间，是十五世纪最 精锐的部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包括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能拥有一支可以与他们相比的部队。从穆拉德一世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征募就是对基督教省区采取 “血税”方式。每个省区每年都要担负一定配额，交出七岁到十二岁的男童若干，并且必须是体力和智力均优者。这些不幸的孩子就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接受极 严格的训练。他们不准结婚，不准享受奢侈生活，也不准做生意和累积私产。他们是军事性苦行僧，当他们老到不能服役时，国家就给予抚恤金。第二种部队与“新 军”完全不同，是由土耳其人和叛教的基督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装备也非常低劣。第三种部队大部分是从安纳托利亚召来的，也只稍好一点。贝特朗登在他的游记 中对土耳其陆军的情形和战术有详细记载。他说，奥斯曼的军人都穿着锁子甲，一直盖到大腿，头上戴着白色尖顶帽，饰有铁片。他们的武器为弓，剑和槌矛。土耳 其军人对上级绝对服从。他们获得巨大征服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纪律严明。初发现敌军时，他们只是监视不动，然后突然的用强行军袭击敌人，他们在尼科波利斯就 是这样。他们的战术也经常随环境而改变。当发现有利时机，他们会分成几个支队同时向敌军各部进攻。他们退却时更可怕，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常常就这样被击败。 当他们的将领或军官发现追击中的敌人已经秩序紊乱时，就把一个小鼓敲三下，马上依照情况同时实行反击。在会战中，他们也使用其他计策。他们会把火器射到敌 人骑兵行列中，惊吓马匹。他们在正面常布列一大批强悍难驯的骆驼，他们把骆驼赶入敌人阵中，造成极大混乱。

比“新军”更重要的还有穆罕默德的炮兵。这些人主要都是基督徒。克里托布拉斯在《剑桥中古史》中说：那是火炮决定了一切。穆罕默德共有十二三个“大炮”连 和十四个“小炮”连，每连有火炮四门。他的最大火炮是在亚德里亚堡铸造的，铸造技师是个匈牙利人或瓦拉几亚人，名叫乌尔班。它的炮管分十二片，每片八英 寸，总圆周九十六英寸，据计算其射出的石弹应该重达一千四百五十六磅。这个巨大武器需要六十头牛来拉曳，并且旁边有二百人一起才能保持正确行进路线，另外 还有二百人在前面平路。每次装弹的时间为两小时，所以一天只能发射六到八次。据法朗西斯在《奥斯曼帝国史》中的记载，这门大炮后来爆炸并炸死了乌尔班。

围 攻开始时，巴尔巴罗是参战者，他说在金角和马尔马拉海间，围攻军总数约为十五万人。佛罗伦萨军人特代迪说共有二十万人，有十四万人为正规军，其余则为强 盗，土匪和其他随军发财者。（注：这些数字都不可靠）。穆罕默德的舰队不太有效，大致有一百四十五艘到三百五十艘战船，样式各有不同，大多数都是小船。

君 士坦丁能够用来对付这个可怕敌人的，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城内和金角港也只有一些佣兵和少数破烂的快船。虽然城市中有近百万居民，但 当君士坦丁召集自动入伍的战士时，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应召。尽管人民的表现如此怯懦，君士坦丁皇帝却英勇的准备开始进行这场无可避免的生死搏斗。

君士坦丁的第一步就是修补城墙，它们早已颓废不堪。除了加拉太这部分现在已落入中立者手中以外，这些城墙环绕整个城市，周长约十三英里。从地形上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迪奥多希二世的陆墙，是五世纪修建的，长四英里，南面从马尔马拉海和金门直到北面金角上的木门和布兰彻宫。
（二）海墙，沿金角这一面，从木门到卫城，大约长三英里半。
（三）海墙的延长部分，在马尔马拉海这一面直到金门为止，约长五英里半。

虽然上述海墙都只是单层建筑，不过陆墙却有三层：
（一）内层高四十英尺，有一百一十二个碉楼，每个高约六十英尺；
（二）外层高二十五英尺，也有碉楼；
（三）前面有一道胸墙，由护城河内壁构成，护城河有六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深。
在每道城墙间隔有二十码空地，内墙与外墙之间叫作“Peribolos”，外层与胸墙之间叫作“Parateichion”。

为了方便作战，陆墙又分为三个战术区域：（一）从金门到圣罗曼努斯门，（二）从圣罗曼努斯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三）从亚德里亚堡门到木门。莱库斯溪流过第二区，以西地区叫作“Mesoteichion”。

主要港口是金角，南北两边都有海墙保护，向博斯普鲁斯的出口有大铁链保护——这在第十二章已经说过——并且还用大木柱增强，在这后面集中着拜占庭帝国的舰队，围城战开始时，大约有二十六艘船，十艘是希腊人的，十六艘是威尼斯人的，由特维萨诺指挥，担负防御工作。

虽然城中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但君士坦丁能召集的战士还不超过五千人，外籍军人数量虽少却非常有价值，但也只使他的兵力增加到八千人。

第一批到达的增援是教皇的代表伊斯多尔红衣大主教率领的二百人。他于一四五二年十一月驶入金角，可是他的到来徒然加深了东西间的仇恨。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依照佛罗伦萨会议的条件，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教会合并的庆典，结果在金迪纳乌斯（以后他做了大主教）鼓动之下，城里发生了暴动，群起表示反对。所以从围城战一开始，希腊人就宁愿牺牲其政治独立而不肯放弃宗教仇恨。（注：有一个因素对土耳其方面绝对有利。凡在已被占 领的地区中，希腊正教的主教被承认在民事和宗教两方面是基督教社会的代表。）接着在次年一月，热那亚名将约翰·吉斯提尼亚尼也带了七百人，分乘两艘大船来 到。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有经验的日尔曼炮兵专家，也是军事工程专家格兰特。

吉斯提尼亚尼的到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不仅他带来两艘强大的战船和七百名精兵，其中有四百名装备了完整的盔甲，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个时代的名将之一。他 是一个高明的领袖，具有超人的精力，机智和勇气。当他把剑献给皇帝之后（表示效忠），君士坦丁就指派他为城防总司令，赋予指挥的全权——只比独裁者差一 点。他到来之后，君士坦丁堡城中才现出一线希望。

此时穆罕默德已经把博斯普鲁斯的两个拜占庭小据点——塞拉皮亚和斯图迪姆——毁掉了，所有守军均被钉死。接着用燃烧硫磺的办法把普林基波岛要塞中的守兵熏了出来。到一四五三年四月五日，他出现在陆墙前，把部队分为四个军：

（一）由扎甘指挥，监视加拉太，并在金角西端架桥，准备攻击木门。
（二）由卡拉雅指挥，攻击从木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三）由伊萨克指挥，攻击从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之间的城墙。
（四）在莱库斯河谷，夹在（二）（三）两军之间，穆罕默德集中了精兵，由大将哈里指挥，这是主攻地点。为了监督作战，他把红金两色的御营帐幕，也设在这个地区后面。

君士坦丁也看出敌人主攻将要打击的地区，就把自己的指挥所也移到里。他把陆墙中段交给吉斯提尼亚尼负责。在北面，由博加尔迪兄弟，安东尼，保罗和格兰特等人负责。南面则由康塔利尼等人负责。其他方面的城墙和港口都只有极少守军，许多碉楼中只有三四名士兵守卫。

四 月十二日，土耳其舰队在保加利亚叛教者巴尔托格鲁率领之下，已下锚于普林基波岛港中。大炮也已推进到了护城河边，面对着莱库斯河谷地区的城墙。伴随着击鼓 声和几千人的紧张呼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炮击开始了。米贾托维奇在《斯拉夫编年史》中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都没有听见过这样响的 声音。虽然如此，这却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好一发炮弹，所以一天只能发射七八次。

炮兵攻击持续了好几天，但实际效力却非 常有限。直到有个匈牙利使者告诉伊斯兰教的炮手不要这样浪费弹药，而应集中火力攻击城墙的三角形地区。法朗西斯认为匈牙利人是希望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因 为有位塞尔维亚隐士曾预言，除非这个“异端”巢穴被毁灭，否则基督世界将永远无法肃清土耳其人的祸害。虽然这个“基督徒”的帮助对土耳其人很有帮助，但是 城墙被轰毁之后却迅速修好。所以到四月十八日，穆罕默德实在感到不耐烦，就命令对城墙和铁链封锁线同时发动总攻。

发动攻击时，土耳其兵喊 着“Yagma！Yagma！”的口号（抢呀！抢呀！），在各种怪叫声中，他们冲向壕边。据《斯拉夫编年史》记载：“枪炮声，摇铃声，武器碰撞声，战士喊 杀声，妇女的哭声，儿童的尖叫声，造成如此巨大的响声，大地都在发抖。城上城下到处都是浓烟，战斗人员最后彼此都看不清楚了。”但是吉斯提尼亚尼却已有了 准备，他命令各种火器和弓弩一同发射，可怕的火力马上把攻击者赶回壕中。同时，诺塔拉斯大公也击退了海军攻击。穆罕默德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愤怒，他就要把 自己人的死尸装在抛石机上抛进城去。部将力劝他不必如此，却很难发生作用。（注：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一四二二年的卡罗尔斯坦围攻战中就用过这个办 法，而且还加上了二千车粪便。）

这次攻击失败两天后又发生了意外事件，引发一次惊人的海战。三月，有三艘大型的热那亚战船，载运部队和弹药前往君士坦丁堡增援，在希俄斯岛边由于遇到逆 风，延误了很久。他们在那里一直停到三月十六日，风向转南，才扬帆继续前进。中途又遇到一艘巨型帝国运粮船，就一同前进，于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望见了圣索 菲亚教堂的大圆顶。

一听到他们接近的消息，穆罕默德马上命令舰队出海，击毁或捕获这些船支。他自己率领幕僚人员和大批部队也赶到加拉太海 岸观战。他看见一百四十五艘土耳其战船划桨进攻，照他看这四艘基督徒的船只一定可以到手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屋顶上也有千余人观战，他们的想法与苏丹 也大致相同。

欢呼声中，巴尔托格鲁向敌船直进，但是因为风力极强，这些大型热那亚战船带着那艘运粮船，从他的舰队中硬撞过去，一路撞坏不 少土耳其战船。接着当他们绕过希拉格里奥角时，因为风力减弱才被围住。苦战开始了。土耳其人想勾住他们向船上爬，纷纷被战斧砍落。火箭，希腊火瓶、标枪都 向他们投掷，火器的弹丸也在甲板上打滚。这样苦战了两小时。穆罕默德在岸上大声喊叫，并时时装着要跃马下海，督促他的海军将领奋战。突然有一阵好风吹来， 港口的锁链下来，四艘战船马上又冲破重围，进入了港口。

穆罕默德盛怒之下，命令处死巴尔托格鲁。诸将请求赫免。他就命令四个奴隶把他按平在地上，亲自用手杖重重地打了一顿。

虽然再度遭到挫败，可是穆罕默德的地位还是一点没有动摇。他看清楚最重要的是获得对金角的控制，一旦金角到手，他就可以威胁北面的海墙，迫使君士坦丁分散 其微弱的兵力。所以他决定——也许是加拉太的某位热那亚人的建议——把他的一部分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岸拖过一段陆地，运到一条在加拉太西面流向金角的溪 中。他说做就做，马上动员了几千人，平整土地并建好一条木质轨道，上面涂上黄油。在炮兵掩护下，有七十多艘战船被拉上陆地，送入溪中，滑进了金角。这个出 人意料的行动使希腊人大为惊恐。但他们发现敌船并未立即进攻，又恢复了勇气，决定对其进行夜袭，却受到激烈抵抗，大败而归，这是因为有个加拉太的热那亚人 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土耳其人了。此时，为了使两翼能够连接起来，穆罕默德又命令在这个角上建造一座浮桥，长二千英尺，宽八英尺，这也很快完工了。

现 在拜占庭人感到彻底丧气了，有人建议君士坦丁皇帝为了个人安全还是逃走为佳。他静静听完之后回答道：“谢谢你所给与的一切忠告。但在这种危难之中，我怎能 够舍弃我的信仰，朝廷和人民呢？世上对我又会怎样评论？我的朋友，求你们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而且也希望你们永远不离开我，我也永远不离开你们！我决定在 这里与你们死在一起！”说到这里，皇帝把头转向一边，因为早已热泪盈眶。在座之人无不掩泣。

君士坦丁的决心使防御获得了新生，可是情况还 是非常危险。除非接济能够马上到达，否则敌人不攻城，迟早也会饿得受不了。所以在五月三日，用一艘小快船，由十二个人驾驶，冒充土耳其船溜了出去，想去寻 找教皇所允诺开来的舰队，这是假设在北方海面上出现的。在这些日子中，炮轰始终未停，五月七日和五月十二日，土耳其军分别以三万人和五万人的兵力向圣罗曼 努斯门的附近城墙猛攻，每次都被吉斯提尼亚尼击退，杀伤无数。

由于新的补充部队不断到达，所以土耳其人的兵力日益增多，现在却反而变得对守方有利了，因为穆罕默德的补给问题也已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他能在月底攻陷这座 城市，否则就只好按旧例自动撤军。他发现无法控制已被轰毁的城墙并阻止敌人修复它，结果在五月十八日的突击中，想出一个新的办法，使用巨型木楼——称为 “攻城楼”——来作为掩护工具。木楼被拖到壕边，从那上面向城墙上发射出可怕的火力。吉斯提尼亚尼将火药桶滚入护城壕中，把它们炸毁了。苏丹惊叹说：“我 为什么不把这个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呢？”他企图用贿赂收买他，但却无效。

硬攻和木楼都失败了，剩下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坑道爆破。尤其 是在亚德里亚堡门和卡里加里亚附近最为合适，卡里加里亚位于布兰彻宫附近，城墙只有一层。五月十五日开始挖掘坑道，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土耳其人作过好几次 不同的尝试想炸毁城墙。但格兰特却是军事工程专家，每次都用巧妙手段，使敌人的企图成为泡影。他不是把敌人工兵炸死就是闷死，要不然就淹死。有时也派勇士 钻入地下，用短刀，战斧将敌人杀死。（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坑道中使用火药。）

这样一再失败，而且又有谣言说匈牙利军队已从北面 开来，教皇的舰队已从南面开来，结果使土耳其人的士气大为低落。甚至他们号称无畏的领袖也开始感到怀疑，他引诱君士坦丁皇帝有条件投降，但遭到拒绝，于是 在五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征询诸将意见。他的大将哈里一向反对围攻该城，现在力主放弃。但他的政敌扎甘却反对，他提醒苏丹说，亚历山 大曾用更少的兵力征服了全世界。他激昂慷慨的说：

“大王啊！你深知就局部而言意大利是四分五裂的；就全体而言所有法兰克国家也都一样。因 此这些异教徒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抗我们。基督教徒永远不会联合一致的。他们之间经过长期争斗之后也会缔结和约，可是和平却从来不会维持太久。甚至他们尽管 有同盟条约，却仍不能阻止彼此间对领土的争夺。他们总是互相猜疑。毫无疑问，他们想得多，说得多，解释得多，但是最后却做得很少。他们决定要做什么时，他 们总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就浪费了太多时间。假如他们已在进行什么事情，也决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他们对进行的方法，彼此间也总是难免争执。所以，大王！不要 放弃希望，请你马上下令，让我们继续攻城。”

苏丹听完这番鼓励之词，不禁大喜，立即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同时从陆海两面发动总攻。

炮轰持续不断的时候，穆罕默德决定了他的攻击计划，这是一次陆军和舰队的联合行动。舰队的目的还是和上次一样，只是用火力钉住海墙上的防御者，使他们无法向陆墙方向增援。他选择了三个主要目标：

（一）夹在提克法尔·西莱与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二）在莱库斯谷中，大约在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城墙。
（三）第三军事门，大约在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的中间。其中又以前两个地区为决定点。

攻 击将不分昼夜，不准中断和暂停，直到守军力竭之后，再发动最后突击就不会遭到太大的反扑。据说穆罕默德说：“我决定采取连续不断的攻击，把生力军陆续投 入，消耗敌人使其不再有抵抗能力。”计划决定之后，他就命令舰队在海墙方面不断吸引敌方火力，并命令扎甘越过金角南边，攻击最北面的目标。最后，他开始集 中大量物资：二千张云梯，铁钩（用来拉倒填补缺口的栅栏）和大量的柴薪（用来填充壕沟）。

在他感召之下，土耳其军队有如触电一样，马上开始行动，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夜间，他们营帐中灯火通明，构成一个光圈包围着整个城市。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苏丹首先视察了现由哈蒙指挥的舰队，然后骑马环绕全军，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

当 土耳其全军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时，危城中的人们已经感到希望断绝了。五月二十三日，那艘勇敢的小船回来，报告没有找到任何增援舰队。这个消息使居民心中最后 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于是到处都传说灾难的预兆已经显现：有人看见偶像在出汗，有人听到各种怪声，有人看到大教堂圆顶上有奇怪的亮光出现。

现 在守军总数只剩下四千人，其余居民既然不能拿起武器杀敌，所以除了祈祷奇迹出现以外无事可做。可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中，仍有一个人能保持庄严和勇气。 那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东罗马帝国开国和最后的皇帝，恰巧是同一个名字。在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夜间，他向部下（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有）致词 说：“我的朋友和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战斗，以求获得自由，荣誉和永恒的记忆！现在我把我的皇笏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拯救它！王冠在天上等候你们，而在地 上，你们的英名将永远为人所铭记。”大家都高呼道：“愿我们为信仰与祖国而死！让我们为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皇帝陛下而死！”

接着大家**在圣索菲亚教堂，在啜泣和哭喊声中，在这个“圣智”教堂内，举行最后一次基督教弥撒。根据拜占庭的资料，埃德温·皮尔斯对这次仪式有如画般的记载（见《希腊帝国灭亡史》一书）：

皇 帝和所有能抽出时间的领袖人物全部参加了典礼。这个建筑中最后一次站满了基督教大人物。不用花多大精力就可想见当时的悲壮景象。教堂内部是基督教艺术家所 能创造的最美丽的作品，尤其当这许多达官贵人高冠长剑地站在一起，更是显得庄严无比。除了勇敢的的拜占庭皇帝以外，军人和教士，君士坦丁堡人，威尼斯人和 热那亚人也都参加了。所有出席者都知道浩劫即将来临，同时也都感到这么多年来，他们之间争持不下的仇恨是如何渺小。但是在这最美丽的教堂中，在这位最后的 勇敢皇帝面前举行这种告别仪式，实在令人黯然神伤。如果说布莱斯先生对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和一个帝国的诞生所作的描写是历史上最生动如画的一页，那么这场在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最后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就可说是历史上最富悲剧气氛的一页了。

仪式完毕之后，君士坦丁皇帝就面对落日策马西行，他带着吉 斯提尼亚尼和法朗西斯，在暮色中到了圣罗曼努斯门后方。因为守兵数量已太单薄，所以皇帝决定：由于人力不足以防守两道城墙，而且外层城墙并未全毁，决定坚 守两层城墙间的“空场”。为了保证不让任何人离开，他命令把通向场中的一切“军事”门都完全封锁，在所有防御者各就各位之后马上上锁。所以大家必须死战到 底——不是将土耳其人击退，就是战死在岗位上。

快到午夜时候，皇帝亲自巡视莱库斯河谷这段城墙。夜色黑暗有雾，有大雨点开始降落，突然之 间，土耳其营中的灯火全灭。差不多直到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时都万籁无声。接着突然号声，鼓声和喊声同时大作：这就是全面总攻开始的信号。莱库斯地区是 主攻方向，穆罕默德把部队分为三个梯队：杂牌军，安纳托利亚的民兵和新军——最差的在前面，最好的在后面。第一批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 在大混乱之中，数以千计的杂牌部队冲过已经填满了一半的壕沟，把云梯架在栅栏上——这已经代替了外墙。于是马上遭到了各种射击武器，希腊火和沸油反击。混 乱之中他们纷纷退了回来，可是后面却有“军士”组成一条督战线，用铁质的槌矛和链鞭强迫他们再攻上去。

最后穆罕默德撤回第一梯队，改派第二梯队上前，战况变得空前激烈。有些人甚至已经突入到了空场之内，但却被吉斯提尼亚尼赶出来，因为他的士兵全部装备盔 甲，所以不易受到伤害，这次攻击失败之后，最后一万名“新军”才开始进攻。如巴尔巴罗所说，他们都是百战精兵，视死如归，象狮子般向城边奔去，吉斯提尼亚 尼所率领这一小队精兵，马上就用刀剑、战斧、长枪、长矛去迎敌。先头的敌军被砍死无算。不久就发展成为激烈的肉搏战，双方相持不下，迟迟不分胜负。当这两 支精兵拼死战斗之际，在北面约半英里远的地方却发生了意外事情，结果终于使这座城市沦陷。

在迪奥多希长城的三道墙与围绕提克法尔·西莱宫 和布兰彻宫的单层墙之间有个小门，通常被称为竞技场门，一二○四年，伊萨克二世皇帝将它堵塞了，最近才重开。在这次攻击中，土耳其军冲过壕沟，占领了外围 的空地，有五十多“新军”突然发现这个城门没有设防，从那里冲进来了，其他人也随之冲入。他们到了内层空场后，就从侧面攻击防御者，使城外的土耳其军可以 爬上城墙。他们上城之后，就扯下“圣马克”旗，升上了土耳其旗。接着他们就开始抢劫这些宫殿。可是博加尔迪兄弟很快就重新收回失地，塞住了缺口，事情似乎 已经平息。

但是命运之神偏偏与防御者作对，在莱库斯谷地的三次攻击被击退之后，皇帝高声向他部下喊道：“为了上帝，你们应勇敢作战！我看 到敌人撤退时已经秩序纷乱！若上帝保佑，我们将获得胜利！”可是正当他说话时，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伤了吉斯提尼亚尼。（注：五月二十七日，他已经负了一 次伤）这次伤势很重，流血不止，极端痛苦之中，他要求到后方去治疗。虽然皇帝力劝他不要走，但是他实在痛得太厉害，所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只好开了一个军 事门把他抬回去。（注：他被抬回到他自己船上，送回巧斯。死于中途，埋在圣多米尼加教堂中，墓碑上还记载着他的英勇事迹。）

威尼斯历史家 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偶然事件。他们说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现象，于是城墙被攻破。因为他们憎恨热那亚人，似乎故意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吉斯提尼 亚尼头上。他撤回后方时曾引起相当混乱，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从穆罕默德有经验的眼光看来，对这种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一个土耳其巨人哈桑领导下， “新军”又回过头来进攻。虽然如此，哈桑本人还是被击毙了，他的部下也被击退，由此可以证明守军的战力并未减低。事实的真象是：从竞技场门中冲入的土耳其 军，因为发现退路已经被博加尔迪兄弟切断，就向南往亚德里亚堡门方向流窜，就又到了圣罗曼努斯门，从侧面攻击守军，这才使苏丹能够发动第五次攻击——也是 最后一次——终于冲入了中间的空场。

攻击正在发展之时，后方有人喊着说城已经破了，似乎有人看到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一个碉楼上已经插上了一面敌旗，所以谣言似乎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事实，可 是恐怖现象却已发生，无法挽回了，有好几千敌军已经冲进空场。这时，皇帝正从另一段城墙上回来，发现这个情形，就打马向空场奔去，一面号召部下跟着他冲。 法朗西斯在右，巴拉罗古斯在左，直向土耳其军冲去，边冲边喊道：“上帝不许我做没有帝国的皇帝！我要与我的城共存亡！”不一会儿他就被砍倒了。

他 倒了，这个城也倒了，敌人从各方面涌入。到处都是惨象。虽然屠杀非常可怕，却比不上一二○四年那一次。男女老幼合计被屠杀了四千人左右，到中午时候，穆罕 默德已经重新控制了他的部下，结束了这种疯狂状况。所有房屋都进行了有系统的搜劫，教堂被夷为平地，有五万多人（男女儿童）被俘为奴，无数书籍被毁灭和出 卖（注：公共图书馆中据说藏书六十万卷，吉本引伊斯多尔大主教的说法，毁书一百二十万卷。）

一旦秩序略为恢复，苏丹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避难的人民有数千人之多，均被收为俘虏。他命令一个伊斯兰教阿訇登了祭坛，把教堂献给伊斯兰教的“上帝”。于是再到处巡视一番，他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不禁深有感触，口中喃喃念出弗尔都西的诗句：

蜘蛛网挂在凯撒宫门前，
枭鸟在阿夫拉西阿卜守望塔上了望。

为 了娱乐起见，他从部下手中购买那些未能逃走降为奴隶的希腊贵族，当着他的面处以死刑，以此作乐。其中有诺塔拉斯大公和两个幼子。城市的残破情形可说是到了 极点，留下来的人民寥寥无几，以后若干年中，穆罕默德经常从他地方移民来充实这里的人口。穆罕默德非常聪明，他对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指派金迪纳乌 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很毒辣，因为他支持希腊正教，所以使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

这次浩劫的后果十分惊人，如哈拉姆所说：“一阵惊恐的感觉，或是一种自责的情绪，直刺基督世界的心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东面 门户洞开。在蹂躏了依里利亚半岛和伯罗奔尼撒之后，穆罕默德转向塞尔维亚，虽然被匈牙利击败，可是哈拉姆这位英雄也以身殉，这对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可算是一 个报应。其次，穆罕默德又重占了西门德拉，在波斯尼亚建立了属于他的地区，但又被摩尔达维亚的埃提尼四世击败。此后，他又占领克罗地亚，斯康德堡死后，他 又决定侵入意大利，向罗马进军。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在一四八○年没能攻下罗德岛，并于次年逝世。他留下来的这个帝国，从多瑙河延伸到塔拉斯河，从黑 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这是他在物质上的收获，但是在精神上的收获更大，因为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中，即从一四五三年到一六八三年（约翰·索比斯基在那一年解了 维也纳之围），欧洲政治的中心话题就是土耳其人。一五七一年奥地利的约翰在勒班陀击毁了土耳其舰队后，威尼斯人宣布魔鬼已经死亡了。

恐惧的原因不仅是土耳其人获得了胜利，而是经过一千年的勉强统一，基督教世界终于还是成了碎片——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同样分裂了，教皇庇护二世，原名皮西欧·诺米尼，在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做秘书时，对基督教世界这样评论说：

“我 认为前途毫无希望。基督教已经不再有元首：教皇和皇帝都没有获得适当的份量或服从；他们被当作傀儡和名义上的符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国王；几乎有多少宗 室就有多少王子。用什么方法能够劝诱这无数的基督教统治者拿起武器呢？请看基督教世界！假如说意大利是和平的，我却不知道这个程度应该怎样计算。阿拉贡王 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仍然存在。热那亚将不对土耳其人作战：据说他们还向土耳其人纳贡！威尼斯人已与土耳其人签订条约。意大利不参加，那么我们不可能希望进 行海上战争。你一定也知道，在西班牙有许多不同权力，不同政策，不同意志和不同思想的国王；但是这些“远西”的君王却不可能被吸引到东方去，尤其是他们正 在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作战。法兰西的国王虽然已把他的敌人赶出王国；但他仍在困难之中，因为害怕英军会突然登陆，所以不敢把他的武士派往国外。至于英国 人，他们只想一雪被法国人赶出的耻辱，苏格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都住在世界尽头，能看见的不出其国界之外。日尔曼人已经四分五裂，没有办法可以把 他们团结起来。”

第一，穆罕默德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土耳其”，使欧洲人面临奥斯曼问题。第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两个教会的分裂成为定局，基督教的教义更难统一。第三，土 耳其的征服不仅在文明的摇篮中把一切文明遗迹都毁灭尽净，而且也使欧洲部分失去了基督教自治权。东帝国的领土完全降级：在土耳其愚昧和野蛮的重压之下，把 一切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毁掉了。田野荒芜，工业衰败，家庭生活被破坏，人民变成了禽兽，道德沦亡。

但是东方下沉时，西方却上升了。希腊人 的流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后）正如公元七○年耶路撒冷沦陷前后希伯莱人的流亡一样，对文化交流具有极大贡献。希腊学者走遍了西方各国，使智识阶级接受了 他们的科学教育，同时也使荷马时代的神话再次获得一般人民的欣赏。建筑艺术变成了古典型式。西塞罗和维吉尔成了学者的老师，亚历山大和凯撒也成了军人的教 官。

这些变化与印刷的发明相符。凡此种种对人性的复活——即所谓文艺复兴——具有极大影响。（注：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直接导致文艺 复兴，可是拜占庭人把那些经典著作传到西方，使其没有被土耳其人完全毁灭，这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是一个极大贡献。）西蒙德斯说过，浮士德是这个时代的伟 大象征。浮士德是自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但是酬劳是他看见了荷马和亚历山大，并且得到海伦作他的新娘。

希腊人的理智光明刺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构成的黑幕。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垮蹋之时，罗马的精神堡垒也随之崩溃。封建制度也从此难以自保。这又使怀疑的尘埃散遍整个西方：结果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

    君士坦丁堡1453年4月初被奥斯曼人的军队围困，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入城内，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灭亡。
    
    

    拜占庭帝国图（年代不详）
    
    
    图画中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图画中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图画中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1422年）
    
    
    奥斯曼人进攻方向示意图
    
    
    奥斯曼土尔其亲兵为步兵精锐，图中服装为礼服
    围攻君士坦丁堡（壁画，局部）
    
    
    围攻君士坦丁堡（壁画，局部）
    
    
    围攻君士坦丁堡（壁画，局部）
    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军队和大炮（壁画，局部）
    
    
    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军队（壁画，局部）
    
    
    围攻君士坦丁堡壁画（壁画，完整）
    围攻君士坦丁堡（画作）
    
    
    君士坦丁堡围攻战（画作）
    
    
    君士坦丁堡守军用“希腊火”抵御奥斯曼人的进攻（画作）


    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画作）
    
    
    陷落后的君士坦丁堡（16世纪的地图）
    
    
    陷落后的君士坦丁堡（16世纪的地图）

第一章 垂死的帝国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 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期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 ——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亚当（Adam）回忆道：我细细忖 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逝去。对 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11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 林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11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 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 [1]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 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与皇后海伦娜及三位皇子，最左侧为长子、共治皇帝约翰（后来成为约翰八世），中间两位年幼皇子安德罗尼库斯与赛奥多尔都加封“专制君主头衔”）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国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 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 退的年代。整个12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 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1054年，东西方教会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标志两大教会公 开分裂，译注）。至12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真正的危机是十字军带来的。1204年，在军队领袖 野心的蛊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与贪婪，出于天主教会对东正教会的敌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 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一事件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虽然其并未彻底灭亡。大约半世纪后，流亡至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夺回了君士坦 丁堡，击败了拉丁帝国。似乎拜占庭帝国又迎来了伟大的复兴。然而，米哈伊尔八世的政权（即帕列奥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它还依 稀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东方人看来，依然是罗马人的皇帝。实际上，拜占庭已经沦为了一 个普通王国，甚至在希腊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统治者。在它的东面，有事实上独立的特拉比宗王国（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拥有丰富 的银矿和与大不里士的传统商路。在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同样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与尼西亚帝国展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竞 争，甚至曾经兵戎相见，不过最终也走向衰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成为另外两大势力。而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与法兰克人的贵 族领地星罗密布。为了驱逐威尼斯人的势力（其为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厌恶），拜占庭政府引入热那亚人，后者则要求贸易特 权，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与佩拉（Pera）商业区随即为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商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业命脉，令帝国的财政进一步雪上 加霜。而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某种程 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拜占庭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 中，以至于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强大的塞 尔维亚王国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即“加泰罗尼亚军团”）令诸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50年的皇帝生涯中， 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1347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14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经沦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 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几座小岛，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国第二大 城市）以及伯罗奔撒半岛大部。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法兰克人、佛罗伦萨公爵以及威尼斯人都拥有自己的控制区域。 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早已被土耳其人夺取。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此时期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帕列奥列格王 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科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14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还拥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当然，艺 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至14世纪末期，经济 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即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13世纪末被帝国贤臣赛奥多尔 [3]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世纪初拜占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学家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与阿金迪纳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并受赛奥多尔的影响。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6]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颇有微词。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论争自由， 并且很好地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希腊学术传统。他们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讨论语义学与逻辑学，自然，也会涉及到神学话题。但东正教传统对哲学往往心存顾 虑。虽然优秀的神父一般也愿意接受哲学教育，并且运用柏拉图式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但他们的神学是隐晦而非直接的[7]。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 了人类认知范围，哲学对于解决宗教问题也就显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 其神学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义的部分）；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成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帕拉马斯）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不过“保守派”中也包括诸如约翰·坎塔库 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因此，“保守派”占据上风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蒙昧主义的胜利。）
　　
　　这番论争不仅是 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与西方罗马教会及天主教国家联合。而东西方教会长期的分裂及交恶，最终使保守派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不过，还 是有很多具有远见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脱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拜占庭注定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共融为前提的，那么这也是 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米哈伊尔八世为了对抗西方复辟拉丁帝国的计划，不惜于里昂大公会议上代表人民同意与罗马教会共融，但此举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憎恨。面 对民意汹汹，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得不推翻了父亲的决策。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与西方教会的共融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得到西方雇佣军，更 重要的是要联合基督教国家，共同对抗东方的异教徒，而东正教世界是无力提供强大援助的。多瑙河流域及高加索地区诸王公实力有限且自身不保，俄国人自身问题 成堆，鞭长莫及。不过，西方天主教国家真的会援助已经分裂的东方教会吗？他们是否会把土耳其人的入侵当做对拜占庭的“天谴”而袖手旁观？带着这些疑问，约 翰五世皇帝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然而他谨慎地未将其臣民卷入其中，虽然他内心也幻想拜占庭人与他一道走向教会和 解之路，然而在当时这是没有基础，注定会失败的。
　　
　　米哈伊尔八世与约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学家。对他们而言，与西方联合，政治上 的裨益高于一切。然而对神学家来说，情况就很棘手了。早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东西方教会在礼拜方式、神学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圣灵 如何产生以及对“和子说”（拉丁语 Filioque，相当于英语and from the Son）的态度，这也是1054年双方革除对方教籍的神学原因之一[4]。此外两大教会还存在许多较小的分歧。西方教会不承认东方教会新近通过的关于“上 帝既是实体的，也是精神的”（Essence–Energies distinction）这一教义。而东正教会同样对罗马教会关于“炼狱”的说法不敢苟同。圣餐仪式上所用面饼是否应当发酵成为双方争议的又一个焦点。对 东方教会而言，西方教会采用无酵饼的做法似乎是师从犹太人，并且罔顾了发酵饼对圣灵的象征。与之类似，西方教会在圣餐中拒绝使用“求降圣灵文” （Epiclesis）也被认为是大不敬的，东正教会相信，缺乏这一道程序，将令面饼与葡萄酒的神圣性功亏一篑。对于普通信众如何兼领圣体圣血 （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及在俗司铎（Secular priests）能否结婚，两大教派同样争执不休。不过，双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教会管辖权限方面。罗马教宗是否在基督教会中享有居先权或至高地位？按照拜 占庭传统，所有主教一律平等。无人（甚至包括圣彼得之传人，尽管其见解是受到尊重的）能够强迫他人接受教义。唯有大公会议（Oecumenical Council）有权对教义进行诠释。罗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增添（如“和子说”，译注）令东正教徒大为震惊，不仅因为神学方面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此举单 方面地篡改了由大公会议通过的神圣教义。基于传统，东正教徒无法接受罗马的管理与训诫，它理应由五大宗主教[8]（Pentarchy of Patriarchs）共同行使，尽管罗马教宗地位崇高，他也无权僭越其余主教。拜占庭人笃信其传统与教规，不过，为了教会的和谐运转，他们也能在枝节问 题上求同存异，这为与西方的和解提供了某种弹性。反倒是罗马天主教会，基于其天性，轻易不愿做出妥协。
　　
　　拜占庭的学者们分裂了。相 当一部分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而无法认同与罗马联合。然而不少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愿意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以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发挥。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文 明的和谐统一对他们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游历意大利，并目睹了当地的活力与生机。他们也发现了，如果作为朋友身份到来的话，他们会受到意大 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约在1340年，德米图斯·西多内斯将托马斯·阿奎纳[5]（Thomas Aquinas）的著作翻译为希腊语。阿奎纳的学说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学者，使后者意识到意大利的学术早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渴望与意大利的学术交流，而这一 愿望也并未落空。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在西方获得了职位与尊敬。融合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的想法，变得越发具有吸引力。考虑到罗马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下 意大利的繁荣，拜占庭人的某种妥协也未必是难以接受的吧？
　　
　　然而，“联合派”的拥趸只限于部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僧侣阶层大都表示 强烈反对。他们较少受到与意大利学术交流的影响，而是醉心于自己的信仰与传统。拉丁帝国当年的严酷统治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僧侣们在民众当中宣传 联合的种种恶果，甚至声称此举将遭致天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试图与之对抗都是艰难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神学家赞同僧侣们的观点，一部分政治 人物也对西方的援助心存顾虑。
　　
　　上述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一个大衰退的年代。尽管拥有优秀的学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沦为了一座垂死的城 市。12世纪时，首都及近郊人口多达百万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10万。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湾的佩拉大区由热那亚 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镇、修道院星罗密布，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庄环绕在破败的教堂四周。拜占庭首都在极盛时期，城内各区分布着大量花园与公 园，而今不仅一些居民区已经消失，花园也被菜地、果园所取代。14世纪中期到访的著名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计算出城墙内共有13块小型居民区；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对这座宏伟巨城的破败惊诧不已。佩德罗·塔法（Pero Tafur，西班牙旅行家，1410-1484）于1437年谈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区完全是一副乡村的景象，春天城市里盛开着大量野 玫瑰，入夜后，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不仅平民区残破不堪，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东南的旧皇宫也已经无法居住。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在山穷水尽之际，不仅将自己的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 “抵押”，更将拜占庭皇宫的屋顶拆除出售以套现。此君亡命天涯后，光复拜占庭的米哈伊尔八世及其继承者再也没有财力将皇宫修缮一新。昔日的大竞技场 （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也仅剩断壁残垣，旁边的“主教宫”(Patriarchal Palace)名义上仍然是教长驻地，不过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险”居住在这摇摇欲坠的殿宇中了。城区多数教堂也已经年久失修，只有伟大的圣索菲亚大 教堂（Hagia Sophia）还保留着往日的荣光。
　　
　　君士坦丁堡的主干道——梅塞大道（Mese，“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 休斯门（Gate of Charisius，今天土耳其人称为阿德里安堡门）起始，最后抵达旧皇宫。这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商店住宅鳞次栉比，途经最重要的建筑为全市第二大教堂 圣使徒教堂。不过后者也已经残破不堪了。另一片繁华区位于金角湾沿岸。皇帝的新行宫就位于此处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也在这一带港口拥有自己的社区，不仅为威 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来自安科纳、佛罗伦萨、拉古萨甚至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附近甚至还有犹太社区。这里货栈码头密集，帝国也允许土耳其人在此开设巴扎 （市集）。不过以上各区用城墙或栅栏划分开来，彼此相对独立。城市每年还要接待远方的朝圣者，他们多半来自俄罗斯，由此一批旅馆应运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 了足够的医院甚至孤儿院，为市民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不过除去这些繁华地带，君士坦丁堡市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是空旷和破败的了。
　　
　　此时 帝国第二大城市为塞萨洛尼基。它仍然是巴尔干重要的港口，与君士坦丁堡相较，它甚至更加繁荣，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对狭小的城市 规模也成了它的优势，这让它与空空荡荡的首都相比，显得不至于那么寒酸和破败。不过该城在14-15世纪同样命运多舛。它一度被当地起义的平民攻占并统治 了8年之久（革命者被称作Zealots，反对贵族统治，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于1342-1350控制了塞萨洛尼基。译注。），在他们被镇压前， 大批城市宫殿、市场、建筑遭到了洗劫与破坏。随后塞萨洛尼基又遭土耳其人攻占。虽然希腊人一度将其收复，然而它再也难回到当年的繁荣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值 得一提的城市还有摩里亚（Morea）专制君主国（摩里亚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统治，享有自治权。译注。）首都米斯特拉斯，不 过这所谓的“首都”不过是一座宫殿，一座城堡，外加几座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比一座村庄规模大不了多少。
　　
　　1391年，曼努埃尔二 世得到了拜占庭帝国这份凋零的遗产。皇帝本人可谓生世多艰：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在战争与家族内斗中度过，营救因欠债被威尼斯人扣押的父皇约翰五世也一度 成为他的任务。作为皇子，曼努埃尔二世长期在土耳其苏丹的宫廷充当人质，甚至违心地指挥一支拜占庭军团为苏丹攻打希腊人的城市阿拉谢希尔 （Ala?ehir，绰号“小雅典”，位于小亚细亚，译注。）。在这段令人心酸的时光里，学术成为了他最大的安慰。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 素养。他是个有才能的君主，曾经主动将皇位让与其侄约翰七世，这一慷慨之举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王室内部的纷争[9]。他曾经尽力修缮帝国的修道院并提高其待 遇标准，他给予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力所能及的最大经费。皇帝清晰地看出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外交努力。1396年教皇再次召集了一只十字军（不过这 支军队更多是为了援救匈牙利王国而非拜占庭，虽然均是以土耳其为敌），然而因为部队领导人的荒唐最后在多瑙河畔的尼克波利斯遭到失败（尼克波利斯的十字军 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援助东方的十字军）。曼努埃尔二世对法国的外交攻势获得了一定成果，1399年法王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只部队，不过这支军队仅千余 人规模，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然而，皇帝反对东西教会的再次共融，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宗教信念，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知这一方案难以在民间推行。他还 告诫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约翰八世，既要与西方友好协商教会联合事宜，同时又要对内宣称该联合绝不会真正实施。当他于1400年左右前往西方国家斡旋时，恰 逢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0]（the Great Schism），因此拜占庭皇帝极力淡化其宗教身份而是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寻求援助，以减少宗教纷争的干扰。但是，虽然皇帝的优雅风度获得了欧洲贵族的好 评，实际的援助却屈指可数。1402年曼努埃尔二世甚至不得不中断访问赶回君士坦丁堡，因为他得知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正率军意图围攻拜占庭首 都。幸运的是，早在皇帝赶到之前危机便已经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斯曼人，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后者大约一年后于帖 木儿营中去世），奥斯曼人群龙无首，陷入了近20年的“大空位”时期，也给了拜占庭帝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拜占庭并未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土耳 其王子们经过20年争斗后，终于再次统一起来。1422年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又开始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不过由于王族内斗以及帝国 内部叛乱的传闻，苏丹不得不放弃计划，提前收兵。
　　
　　帖木儿的介入意外地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后了半个世纪，不过曼努埃尔二世从中获 得的进展并不多。他收复了色雷斯的几座市镇，并赢得了某个土耳其王子的友谊。虽然这是打击东方的土耳其人，收复基督教失地的大好时机，然而，欧洲的基督徒 联合起来作战的时代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一支联军的出现，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共识，然而这两者都是缺乏的。热那亚人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长远政策，而是 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向帖木儿派出大使示好，一方面出动舰只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将热那亚视作最大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 官严守中立。教廷正处于大分裂时期，两位教皇互不相让，自然也谈不上领导基督徒了。西欧诸国依然对尼克波利斯的惨败心有余悸，加之英法重启战端，对干预东 方事务也意兴阑珊。匈牙利国王认为心头大患已去，便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的游戏中。——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已经高枕无忧了，谁还会关心 它呢？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仍存在隐忧。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谈，城中的学术生活依然活跃。除去皇帝本人，此时学界的领袖为约瑟夫 （Joseph Bryennius，神学院首席兼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他培养了最后一批拜占庭优秀学者。此人学贯东西，帮助皇帝将西欧学术引入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学课 程。尽管有诸多历史恩怨，他与拜占庭学界对来自西方的学生依然敞开大门。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曾写道，在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均以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为荣耀。不过约瑟夫和曼努埃尔一样，无法放弃拜占庭传统，去转而接受天主教神 学。
　　
　　另一位知名学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11]（Georgius Gemistus Plethon），从君士坦丁堡移居至摩里亚君主国首都米斯特拉。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柏拉图研究学会并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只有柏拉图的哲学，可 以重新唤醒希腊世界。他提出了不少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主张，不过多数都失之空泛，难以施行。他的宗教观点是柏拉图主义、伊比鸠鲁学说与琐罗亚斯德主义 的糅合。虽然表面上他也是个东正教徒，不过骨子里却有着古希腊异教气息，例如，他把神拼写作“宙斯”非耶稣。生前他的这些异端思想得到了宽容，不过在他去 世及拜占庭首都陷落后，他的手稿落入了其朋友，时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金纳迪乌斯（Gennadius）手中，后者对其学说即着迷又感到恐惧，最后不情愿 地将他大部分著作付之一炬。
　　
　　卜列东的事例也说明了晚期东罗马帝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Hellene一词从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渐 渐专门用来指代希腊人，尤其强调其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成分。虽然此时拜占庭已不复当年辉煌，不过在西方仍然拥有不少仰慕者，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自 称“希腊人”（HELLENES）。帝国的官方称号依旧是“罗马帝国”，不过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人们也不再称呼自己是“罗马人”（ROMAIOI）。这一风 气是从塞萨洛尼基发端的，该地居民尤其以自己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自豪。14世纪末，甚至皇帝曼努埃尔也通常被称作“希腊人的皇帝”而非“罗马人的皇帝”。西 方的宫廷也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帝国最后的几十年中，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了。
　　
　　曼努埃尔二世1423年退休，并 于两年后去世。他的挚友，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已经在4年前驾崩。新苏丹穆拉德二世登基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希腊人一度对这位君主 寄以厚望，认为他虽是穆斯林，但为人宽厚、公正，能够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未 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的第三子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 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甚至给了土耳其人借口，塞萨洛尼基还是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拉德二世的 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
　　
　　曼努埃尔的长子，即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于是罔 顾先帝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教会的共融，因为他明白，只有罗马教廷才具有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 托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指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会议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译注。）。约 翰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 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不过最终还是妥协了。 1438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会议。译注。）。双方代 表进行了激烈地争论。
　　
　　这次会议的细节是冗长枯燥的。首先是关于“居先权”的认定。昔日基督教大公会议往往由罗马皇帝主持，那么今 日的约翰八世是否应享有居先权？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孰高孰低？为此就花去了大量时间。会议原则要求以历次大公会议认定的正典为基础讨论，表面上看与会 主教们沐浴在圣灵的光芒下，群情激昂，然而热烈的气氛并不能弥补分歧。神父们时常互相批驳，甚至他们本身的论点也往往自相矛盾。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巨大的。 某些拉丁语神学术语在希腊语中并无对应词汇，同时，东西教会对于《圣经》正典的认定也存在分歧（例如，《圣经》旧约部分，天主教承认46卷，东正教承认 48卷，多出的两卷在天主教看来属于“次经”。译注。）。平心而论，在辩论中拉丁人表现略胜一筹。天主教代表团团结一致，精通辩术，并得到了教皇的幕后支 持。而东正教代表团则是一盘散沙，何况还有一些优秀的主教拒绝赴会。不过拜占庭皇帝也带来了几名得力的神学家，包括尼西亚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 [12]、以弗所大主教马克（Mark Eugenicus）和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Isidore）。代表团中甚至还包括几位拜占庭知名的哲学家。东正教代表团本也被要求选出主要辩手参与讨 论，然而他们对此实际是阳奉阴违的——并没有推出最强有力、最博学的人选。因为东正教会历来的传统是所有神父，甚至包括大牧首，在讨论神学问题时一律平 等。于是东正教的代表们就纷纷各自为战了。而大牧首约瑟夫（为一保加利亚王子与希腊妇女的私生子）此时健康状况不佳，难以发挥作用。皇帝约翰八世本人则忙 于在辩论出现尴尬或冷场时息事宁人。整个拜占庭代表团显得混乱不堪，并且多数神父都囊中羞涩，归家心切。
　　
　　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 是被强制通过了。乔治·斯库拉里斯（George Scholarius）、乔治·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与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三位学者因为对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仰慕,而大力赞成联合。另一位知名学者卜列东虽然对天主教神学并无好感，故未在最终文件 上签字——然而，他在佛罗伦萨受到了极佳款待，其在柏拉图方面的研究备受意大利人推崇，因此，也就不好表示明确反对。大牧首约瑟夫之所以同意签字，居然是 因为翻译的缘故，误认为天主教的“和子说”与东正教教义并无本质区别——此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贝萨里翁等人则是出于对意大利文化的喜爱，以及将意大 利、希腊文化整合的愿望，而表示赞成。其余绝大多数主教也签字确认，当然一部分人是在皇帝的压力甚至威胁下才这么做的。唯一明确反对的只有以弗所的马克。 最终人们看到的决议，虽然也采纳了某些东正教观点、习俗，不过大体上还是天主教式的，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并没有做详细地约定。
　　
　 　签字易，实践难。当代表团返回新罗马时，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一度备受尊敬的贝萨里翁，不得不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隐居，在那里他意外地遇见了 代表团同仁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后者也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东正教大牧首则拒绝承认自己的签字有效。在他去世后，皇帝一度没有合适的牧首继任人选。第一个 候选人很快就逝世了，第二个人选格里高利·玛玛斯（Gregory Mammas）虽然在1445年得到正式任命，却被多数神职人员抵制，不得不放弃职位前往罗马避难。而唯一没有签字的马克则众望所归，名声鹊起。当初赞成 联合的“三乔治”，一位心灰意冷避居意大利，一位成为了“拒统派”骨干，一位甚至另辟蹊径，尝试在东方的穆斯林中寻找盟友。皇帝本人也动摇了，虽然未曾彻 底放弃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但在其母后海伦娜（Helena）的影响下，也不再强制推行。这一切都造成了拜占庭宗教、思想上的分崩离析。
　　
　 　不过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尽管有些不情愿）。犹金教皇在1440年发出倡议，4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 部队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然而，教皇特使强迫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亚诺什[13]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从而背负骂名），并进一步在战争 方略上对他多加掣肘。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Varna，今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译注）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 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于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绝联合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然而，广大普通 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 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便国家灭亡，也可当做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远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 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 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力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
　　
　 　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 锐之师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 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罗斯也存在类似情况。东方 的三大宗主教也明确表示反对（即亚历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译注。）。既然大部分东正教徒仅仅听从大牧首的教诲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 令，又怎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以挽救帝国呢？俄罗斯人因为其世仇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信奉天主教，而对该教派尤其痛恨。1437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属 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67位大主教中，仅有8位在拜占庭帝国有效统治区域内，另有7位处于摩利亚君主国范围。换言之，一旦东正教会宣布改弦易张，大牧首 便有可能失去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数政治家甚至走的更远。客观地说，拜占庭已经积重难返。唯一保全东正教会并令希腊人民生活安乐的方法，或许就是接受土 耳其人的奴役，其实，很多希腊人已经这么做了。只有这样，恐怕还有一线机会，令东正教民族积攒力量，东山再起，日后便可摘下异教徒的枷锁。因此，当君士坦 丁堡已经被土耳其大军重重围困之际，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竟然声称：“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统治。”（I would rather see a Muslim t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an the Latin mitre）——此番言论也就不那么显得骇人听闻了。
　　
　　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在其“流放地”意大利如鱼得水，备受尊敬，他 们一方面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对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的联合，相信意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够给 古老的拜占庭一针强心剂。事后观之，谁又能指责他们谬以千里呢？
　　
　　约翰八世自意大利回国后又度过了郁郁寡欢的9年。他深爱的王后， 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逝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者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 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至于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便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 考验。当他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