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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 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经常陪饮。 殊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 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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