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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如果你到台北，应该探访“晴光市场”。那里距离一万两千名美国驻军的指挥中心——“美军顾问团”只有三百公尺远，因而形成了台北有名的“酒吧街”。到了“晴光市场”，记得找个当地人问一下：“艺新服装行”在哪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被问到的人将你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看你打扮正常，忍不住警告你：“那家店不要随便进去，卖的衣服贵得不得了。” “艺新服装行”就是我家，卖的是订做的针织礼服，那样的衣服当然不是卖给家庭主妇穿去菜市场买菜的。我家主要的客人，是吧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带着美军军官来付钱的吧女。 美军在越南打仗打得最厉害时，每个星期都有上百个不知下个月还能不能活着的美军军官，到台北来短期休假。他们住在美军顾问团的军官招待所里，通常也就在那附近买醉狂欢。那也就是我们家生意最好的时候，爸爸辞去了原本的会计工作，回来帮妈妈的服装生意，两人经常日夜赶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都还做不完蜂拥而来的订单。 所以连小孩都动员了。我记得放暑假时，天亮得早，我五点多就起床，从住家下楼，越过小巷子，打开店面的小木门，里面扑鼻传来一种浓烈的纱线味道。点开日光灯，我就在一台小型的摷纱机坐下来，把一大捆麻纱挂上架，拉出线头，仔细在一条细长的木轴上卷好，然后摁下电动按钮，机器就自动摷纱。不过中途一定会有线卡住或拉断的情况，就得在纱线摷歪前，赶紧停下机器，拿小剪刀剪平线头，在用爸爸教过的特别方法把线接好，接头必须很平很小，不然到时候在衣服上突出来，就很难看了。 顺利的话，十分钟可以摷完一捆麻纱，一个多小时后，摷完六捆纱，差不多妈妈和大姊就来店里，准备要用我摷好的纱开始做衣服了。爸爸也来了，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柜台抽屉，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添加数字。 那是我的存折本。摷一捆纱赚五块钱，有时还当爸爸整烫礼服时的助手，一件也是五块。另外，我们四个小孩每天轮流当值日生，负责扫地倒垃圾，也可以有五块。爸爸一定郑重其事在每个人的存折本上工工整整写好，郑重其事给我们过目，然后再将存折本收回抽屉里。 我们随时知道自己有多少存款，也随时可以提钱。不需要填提款单，但有比填提款单还麻烦的事——得诚实交代钱的用途。我最常需要提款的理由，偏偏是爸爸最常不同意的。为了担心我不断加深的近视，爸爸不喜欢我买书，不过没关系，被爸爸否决了，我只要去告诉大姊，最疼我的大姊就会假装是她要买书，从她的存款里提出钱来，转交给我。我还是买到书了，而且还不用花自己的钱。 反而是说要去买玩具，爸爸不会阻拦。有一次，拿了钱，本来想去买一盒“雷鸟神机队”的模型，到了店里，看到人家在玩抽牌子的游戏，忍不住就花了五块钱，换来一排十张牌子，一张张打开，看看有没有中奖。十张中，有一张中了口香糖，另一张竟然就中了最大奖——五十块现金。 我乐极了，抱着两盒模型奔跑回家，想跟姊姊们炫耀我的好运。却在楼梯口先遇见了爸爸。爸爸问我去干嘛了，我诚实答了，才说到我花五块钱抽牌子，不料爸爸就平静地说：“你就抽到大奖了。”我愣住了，他怎么知道？爸爸还是很平静，简单解释：“你第一次去抽，一定会让你中大奖，你就会一直想再去抽。人家跟我们一样，都是做生意的。” 是的，都是做生意的。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市场里，做生意的人家里长大的。我总是看着、想着、理解着别人做生意赚钱的方式，绝不相信钱会从天上掉下来，靠运气可以赚钱。 或许正因为用这种眼光看钱，我可以冷静地衡量：花多大力气赚多少钱，划不划得来。我也可以清醒地选择：我愿意费多少时间去赚多少钱。这些年，我的人生生意做得还算不赖吧，赚了够用的钱，但也没有耗费精神去追求多于够用的钱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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