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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在明尼苏达州一个闷热的下午打来的。老人安养院的一个社工谢尔丽急促的解释着情况。她已经给15个法官打过电话了，他们不是正在出庭就是不方便。抱这试试看的态度她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刚完成一个棘手的案子，现在正在会议厅里被一堆司法碎屑包围着：大量的法律委托辩护和物证。 连续几周没有休假，现在，我只想喝一杯。 但是考虑到作为法官的卑微礼节，考虑到有可能因为不礼貌丢了工作。考虑到我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我努力控制着我的坏脾气十分礼貌的对谢丽尔用最平静最霍姆斯（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的声音问她我可以为她做什么。 她说她需要一个法官来执行一场紧急的婚礼。 我经常收到这样的请求，通常，包括一个用来避免五天等待的弃权声明。当收到那些被突然部署去伊拉克或阿富汗人的急切的请求时，我有时候会同情他们一下。 我靠在座椅上，扯着我的有耳垂挠着头，我额头的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我半听着电话半考虑着怎么给我刚听证过的案件写提议，同时一个探员在我的门外等我签署一个收查令，桌子上堆积着一摞摞通常情况下因漫长的案子积累下来的毫不相关的紧急案件文件。 但是谢尔丽央求着几乎要把我的心脏都掏空了。她解释说她是安养院里服侍一位77岁老人托马斯的社工，托马斯最近从安养院医疗中心出院了所以他有可能死在家中。他现在意识还清醒头脑还清晰但他可能随时死去。他已经不能说话完全不能和别人交流了只有手可以动。 他的遗愿就是，能和伴随了他38年的生活伴侣唐娜结婚。唐娜已经57岁了。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打算结婚但一直没有举行婚礼。他们一起走了那么远甚至已经在城中心的结婚证中心写了申请。 婚礼许可证局告诉谢丽尔没有人有通过电话颁布紧急许可证的权力，不过你可以找一个法官试试。因为有两个特例：一个是为期五天的等待期签证还有一个就是本人出现在婚礼许可证局。现在还没有官方的为紧急临终婚礼办证的程序。 当一个人宁愿这要找16个法官也要签证的时候，通常说明他有十分紧急的事情。但是我那天并不想判案，而且我也没有做好事的心情。 另外，我的法庭在明尼苏达州的市区，离他家至少20英里，条件好的情况下也要用30分钟才能到他那，而且现在也要下班了。托马斯已经快不行了。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电话婚礼，当然这违背了法官应在婚礼现场的规定。 我的想法是不行。我法庭的工作人员的队伍在我的门外排的越来越长，其中包括一个拿着搜查令的探员，调查上一个案子的律师还不想回家。我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从别人那保护我，嘴里说着，“回家。” 但是好像是背过的一样，我说：“好的，好的，如果我们努力我们是会看到希望的结果的。” 你知道我父亲在几年前死于肝癌。他生病期间我去芝加哥照顾他，把一个垫子放在他的床下握着他的手，挨着他睡，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可以陪在他身边。每个人都认为他也就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 后来他恢复过来了，我就回到了我明尼阿波利斯的家继续工作。让我后悔终生的是我没有留下，一个星期后，他过世了。是我的破烂计划让他一个人离开了。 想着我的父亲，我做了一些法律咨询，证实了托马斯和唐娜已经获得了结婚许可证，并且他们的家人支持他们的结合，这并不是一个企图转移财产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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