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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鲁迅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１９２９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７０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母亲与朱安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 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还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和体谅之情。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１９４７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周氏三兄弟 １９４８年，我随母亲到北京，某个冬天下午，当时住在八道湾的房客章川岛先生问我是否要到八道湾看一下。我从小就听说八道湾，心里也早有一种亲切和向往，于是跟着他去了。走进里院，只觉得空空荡荡，很寂静，西北角一个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晒太阳。她把章先生喊过去，大概询问来者是谁。只看到章先生礼貌地回答几句后，老太太突然站起来对我破口大骂，汉语之后又换了日语。章先生赶忙把我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自此，我再没见过她，八道湾房产也在解放后被我们捐给国家。我跟周作人的后代一点联系也没有。 周作人夫妇一直不承认我和我母亲，他们自始至终对母亲是蔑视态度，认为她是做“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统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赶出周作人的家里，在上海做小职员。我父亲写信给蔡元培，让他介绍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个夫人，原来的那个妻子(注：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属于无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还几次写信要她过来跟他生活，但姐姐不让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等于做他们家的高级保姆，这个姐妹俩也在北京先后去世。 现在想起来，祖母对父亲还是偏爱的，周作人无论多么风光，她没有住在周作人家里，哪怕是大儿子不在、在上海，她还愿住在大儿子家，朱安陪着她，说明她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冷淡。羽太信子把鲁迅赶走，把周建人赶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独霸一方。她又诅咒鲁迅是断子绝孙，我现在出版《鲁迅家庭大相簿》，实际上也是回复很多人，告诉他们，鲁迅的后人生活得很好! 身为鲁迅之子 还有几个月，是父亲去世７０周年纪念，而我也马上就７７岁了。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时侯，大家更是冲着“鲁迅的儿子”来的，而很多情况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时间、精力。 我早已意识到，鲁迅是世界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希望大家不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那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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