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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除夕前夜，日军包围了这座冀东村庄，执行“三光政策”，屠杀平民1298人，史称潘家峪惨案。时隔73年，惨案幸存者决定起诉日本政府，索偿60亿元人民币。幸存者潘善增回忆，一千多名村民，就从他身后的这扇小木门被赶进潘家大院。不久，枪声响起了。摄影：贾朔
潘家峪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抗日堡垒村，也因此受到侵华日军的敌视。1941年1月25日破晓，为了清剿八路军兵工厂，驻唐山、丰润、滦县等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2000多名伪军，在日指挥官佐佐木的率领下包围了潘家峪。
幸存者潘守利，现年87岁，惨案发生时12岁，他所站的位置是他当年躲过一劫的猪圈。日军在潘家大院开始屠杀后，他跑进大院西面的猪圈，面朝墙角。成堆的尸体倒压在他身上，把他盖住，日军没有发现，得以幸免于难。他说，在人都死了以后，日本兵还挨个用刺刀往每个死者身上刺。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内，当年大屠杀的还原场景。据幸存者描述：“鬼子把全村人圈在西大坑，硬把妇女们推下白薯窖，赤身裸体，先遭鬼子奸污，再用刺刀破腹挑肠，全身沾满血污。”屠杀后，日军用柴草盖住尸体，淋上汽油焚烧。入夜后，临近村庄的救援民众赶来时，只见焦尸遍野。
幸存者潘瑞华，现年84岁，惨案发生时11岁。那天，他就蹲这样坐在大院东面的这个粮房里，躲过一劫。那时，有29名村民跑进粮房。日军在门外堆上柴火焚烧，不料柴草太厚，日军撤走后还没灭，屋内29人幸存。潘瑞华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在惨案中丧生。
潘家大院，是当年日军残杀潘家峪村1230名村民的主现场。院子位于该村中部，分东、中、西三院，四周有3米多高的院墙。惨案发生后，该院除东院粮仓外，其余房屋全部被大火烧落了架，到处断壁残垣。上世纪70年代，村里对潘家大院进行了修复，作为遗址保护起来。
幸存者潘善轩，现年89岁，惨案发生时15岁。年事已高的他听力已经衰退，记忆也日渐模糊。问起当年的情形，他只说自己是躲在潘家大院里东面的菜窖里。
惨案当天，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捕八路，村民被驱赶进“西大坑”。当时这个坑长30多米，宽10多米。据幸存者称，日军起初曾想在这里屠杀，后觉得这里“不严实”，又将村民赶入不远处的潘家大院。
幸存者潘作忠，现年78岁，惨案发生时5岁。家里本有十一口人，有五口人遇害。他清晰记得，自己的父亲被拖进这个墙角，烧死，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父亲的遗骸。惨案中，潘作忠下体被烧坏，落下残疾，至今单身。
南崖子，潘家峪村内的屠杀地点之一。根据幸存者整理的资料，事发当天，日军将32名妇女和孩子驱赶到山崖上，用刺刀将人全部挑下山崖后，在尸堆上盖上柴草焚烧。
幸存者潘瑞江，现年77岁，惨案发生时3岁。那时，他就躲藏在现在身处的墙下。家里原有五口人，有一人遇难。他的母亲被烧塌的房顶砖块砸中，险些丧命。
村口处的潘家峪惨案遇难者陵园。陵园内有4座合墓，按照遇难者遗体的性别做了大致分类，但亦有大量无法辨认性别的死难者遗体在此合葬。
幸存者潘春义，现年80岁，惨案发生时6岁。他回忆，日军在潘家大院开始屠杀后，他躲进猪圈，被尸体压在了身下，没被日军发现，侥幸生还。家里本有11口人，惨案后，仅有爷爷，父亲，婶子和自己4人幸存。
入夜后，村民的影子投射在潘家大院的墙壁上。73年前的那个夜晚，同一面墙外横满了被烧焦的遇难者遗体。
潘树民，现年78岁，惨案发生时4岁。屠杀时，他和自己的哥哥在潘家大院里逃跑躲避日军的射击。哥哥不幸被枪射中身亡。
今年7月13日，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潘瑞燊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起诉日本政府。潘瑞燊说，根据德国纳粹赔偿犹太人的金额，加上村里的土地、房屋受损财产，“我们希望索赔60亿元。”回村后，潘瑞燊在村内张贴字条，为起诉日本造势。
幸存者潘贺福，现年83岁，惨案发生时8岁。日军屠杀时，他躲在现在身处的角落幸免于难。他还记得，那时身上着了火，鞋子和袜子都跑没了，眼角还被弹片划伤。他一直躲到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才从角落出来。但他再也没找着一同逃跑的母亲和兄弟。
潘瑞燊手持全村200多名遇难者遗属画押的起诉委托书，他称自己从1992年起，就开始联合村民为向日本索偿奔波。接受委托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最快8月中旬可向唐山法院提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如法院立案，这将是中国抗日战争屠杀受害者首次通过国内法院集体诉讼日本政府。
幸存者潘树英，现年84岁，惨案发生时10岁。她记得当时全家人被赶进了潘家大院，爷爷不幸被烧死，家里只剩下6口人。现今年事已高的她患有心脏病，已很少出门走动，平时总坐在家里的炕上。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内，1230名被害村民的姓名凿刻在展馆入口处，赫然在目。
晚上8点过后，天色渐黑。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外的广场上，数十名妇女随着音乐起舞。她们身后，潘家大院的残垣断壁寂静地竖立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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