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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明王朝的第五代帝王，明宣宗朱瞻基比起父辈来，应该算是幸福的：不用像曾祖父朱元璋那样刀头舔血打天下，也不用像祖父朱棣那样炮火连天闹靖难。外加经过几代帝王励精图治，交到他手里的大明王朝，也早不是立国时候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却是一个经济繁荣，四夷宾服，欣欣向荣的强大帝国。 当然要说烦恼，却也是有，比如一直闹战火的交趾问题，从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没消停过。等到明朝迁都北京，对南方越发顾不过来。偏在这时候，交趾又出了一个强悍的领袖黎利，多次击败明军的讨伐，动静闹得越发大。 而在这件事上，二十八岁的明宣宗，第一次展现出了果决的判断力，不顾众多大臣反对，果断停止了对交趾的战事，将留在当地的八万六千多明朝军民撤回。后又授权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死后，其子黎元龙在明朝正统元年（1437年），正式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受封安南国王。这场持续明朝三代帝王的战争，就此彻底解决。 放弃交趾这事，至今依然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的明朝，不但深陷交趾的战争泥潭，甚至财政也被其 拖累。就国家的承受力而言，明宣宗确实做出了明智的抉择。随着交趾问题的解决，明朝一大战争负担也终于卸下。自明仁宗起就一直倡导的休养生息政策，开始全面推行。 而且即使明宣宗自己也明白，交趾问题，看似大事，但是折射出来的，却是一件更加攸关王朝兴衰的问题：腐败。 这腐败问题，在交趾动乱的时候，就把明朝闹得尴尬。多年以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一个赛一个的腐败，终于闹得民怨四起，动乱不停。以“权署安南国事”黎利自己的话说：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么会造反呢。 而且更令明宣宗感到抓狂的是，彼时明朝腐败的“重灾区”， 却是朱元璋当年为反腐败苦心设立的部门：都察院。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贪污腐败，为此设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们，官职极小，权力极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弹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败来，素来简洁高效。 但日久天长，这制度就出了问题：御史们可以查百官，可是没人来查御史，渐渐贪官们也摸清了门道，有罪不怕，把御史拉下水就行。于是相互腐蚀，一开始还是贪官收买御史，后来竟发展成御史朝官员索贿，风气越发恶劣。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身为都察院的一号人物，这位刘观的人生可谓奇葩：早在洪武十八年（1386年）他就高中进士，朱元璋在位时，曾是出名的廉洁人物，多次受到表彰。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后来变了质，到朱瞻基在位时，已经贪到地球人都知道，而且这人的一大毛病，就是好收贿赂，还极讲学问，收钱的时候自己不出面，全由儿子刘福代理，他这儿子更不省心，除了替老爹收钱外，还包揽词讼，热衷打着老爹的名号跑关系，是京城出名的“腐败经纪人”，爷俩一对活宝。 连反腐败的都察院尚且如此，明朝的吏治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当时京城的大小酒楼，生意都特别热闹，公款吃喝极其普及，宴会整夜不停，大小官员招妓做乐，甚至竞相攀比奢华，歪风邪气全国刮。 为了惩治腐败，朱瞻基也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收效甚微，痛定思痛后，他决定下个重手，抓个位高权重的腐败典型，开刀的对象，就是贪得声名远播的刘观父子。 朱瞻基这次的办法，就是引蛇出洞。先是宣德三年（1429年）六月，借故贬刘观去督查河道，这风声一放出来，各路御史为了邀功，纷纷上奏弹劾，揭发刘观的奏折雪片一般飞来，正好省了取证的麻烦。这下朱瞻基顺水推舟，立刻逮捕刘观父子，然后一番审讯，数罪并罚，判了充军辽东。这个明朝永乐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贪，就此倒台。 刘观被查后，接替刘观职务的，就是清官顾佐，事实证明朱瞻基很会看人，这位新任的顾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尽职守，为人孤僻自傲，平日里除了工作往来外，从不和同僚交流，官场绰号“顾独坐”。堪称官场独行侠。 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办起案子来更雷厉风行，上任不到一年，就借着刘观案子顺藤摸瓜，一口气撤了四十三个御史，又选拔增补了多名清廉干才，一度烂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机焕发，再度撑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谱了，紧接着官场大震荡，大批铁面御史们积极活动，大力整顿贪官，不出几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给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夸耀说：“当年要是不重办刘观，官场风气哪能这么好？” 但即使这样，明宣宗还是不敢怠慢，为避免都察院腐化的教训重演，宣德十年（1435年），又在制度上做了个修正：都察院选拔御史，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单，写明其具体事迹，然后交付吏部审核，一旦御史出问题，推荐人和审核人，都要一道办罪。这样一来，吏部和都察院之间，既要互相盯，出事更要连带陪绑，御史的准入标准，一下严格起来。 而反腐的后果，更不是一般的好，除了像明宣宗自夸的那样，官场风气好起来，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助推了此时正紧锣密鼓的经济改革。 自明初以来一直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这时也遭遇到了瓶颈：一是通货膨胀，这事说到底，还是明朝的货币制度闹的，明初以来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纸币（大明宝钞）并行，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制度很快遇到大问题：纸币贬值太快，经常性通货膨胀，从朱元璋在位时期就发生，一直到宣德年间，通胀越发厉害。二是欠税问题，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一是由于江南地区税重，二是迁都北京后，运输成本增长，百姓负担加重，所以自从永乐末期开始，就经常性欠税。 而朱瞻基解决这俩个问题，却都倚重了永乐时期的第一经济强人：夏元吉。 夏元吉的理财能力，早在永乐年间就名扬天下，别的且不论，就说永乐皇帝朱棣一辈子，折腾了那么多大功业，国民经济却能支撑，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可谓功不可没。后来因为反对朱棣的第五次北征，夏元吉一度被下牢狱，也正是这期间，明朝通货膨胀骤然恶化，仅大米价格，就比朱棣刚登基时，涨了整五十倍。 而到了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早已官复原职，也开始放手救火了，他的主要办法，就是全力恢复大明宝钞的信誉：一是把食盐价格和宝钞挂钩，用盐作为纸币准备金。二是多回收宝钞，少发宝钞，第三招则配合反腐败，官员每受贿一两银子，则罚一万贯宝钞。这招有学问，明朝当时禁用金银货币，这样一罚，等于是把宝钞价格和金银挂钩。三招齐下，物价果然稳定。 而比起通货膨胀问题来，欠税问题，却更难办。这事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朱元璋当年愤恨江南人民支持张士诚，设立了重税制度。但这条“祖制”却轻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解决不了问题，进退两难。 这个难办问题，并非夏元吉亲自解决，稳定物价的事，已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他于宣德五年（1430年）过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解决这问题的人选：周忱。 在这之前，周忱可谓默默无闻，他永乐二年（1404年）就中了进士，而且年纪轻轻就进过文渊阁，很得当时的永乐皇帝赏识，但这以后，仕途就一片黯淡，虽然也做到了刑部员外郎的职务，却一直毫无建树。 之所以没建树，直接原因，还是有人压他：夏元吉。这倒并非俩人有过节，相反夏元吉深知此人才干，但每当有升迁机会，却全被夏元吉破坏掉，理由也是一致：这个职务太平常，根本无法发挥周忱的才干。如此一来，光阴蹉跎，直到宣德年间，周忱的官职，还是原地踏步。 作为老成谋国的能臣，之前的这一切，其实也是夏元吉对周忱的考验，当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无抱怨后。夏元吉终于确认：他，就是解决这个大难题的不二人选。 宣德五年（1430年），经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荣的举荐，周忱获任江南巡抚，开始直面这一挑战，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到任后想尽办法，不但毫无成效，当地势豪大户还趁机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闹水灾，结果一番折腾，反而落下了个绰号：周白地。 但周忱心态好，听了绰号也不急，反而自嘲说：“今天叫我周白地，来年我叫谷满地。”相当信心十足。接下来果然如此，经过失败的周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虽然祖制不能动，但具体细节可以灵活掌握。老百姓的赋税，先前分为俩块，一是应交田赋，二是运输费，也就是“损耗”，田赋既然不能减，那就在损耗上做文章，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少交，这样负担大大减轻，税收效率也提高。这个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这样一调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几年，江南地区的欠税全面交清。而后周忱再接再厉，又在正统年间，首创了“金花银”制度，也就是把应交的粮食，部分折合成银两征收，这个重要的改变，后来更变身成一个重大的改革：一条鞭法。 这几项改革一推广，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样，不但老百姓负担减轻，税收增长，周忱更从税粮中拿出多余部分，设立了“济农仓”，在他任上，“济农仓”遍布江南大地，不但用于赈济救灾，甚至商业贸易，创业贷款，都可从中告贷。而在当时明朝，这些“济农仓”更有一重大作用：几次明王朝遭遇重大变故，以至钱粮短缺时，基本都是从江南“济农仓”调钱粮补充，特别是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后，正是江南的钱粮输送，帮助明朝打赢那场卫国战争。周忱，也真正兑现了他到任的承诺：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户户粮满仓的繁荣景象，。 而在这诸多艰难的更革转型中，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也更加蒸蒸日上。明朝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储备增加，仅福建一个丁州府的存粮，竟然足够当地官军支用百年，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从南方推广向北。更骄人的成就是手工业，比如纺织行业，明初的时候，就连江南这样的纺织中心，也只是城里才有，而到了宣德年间，却扩展到乡镇，比如吴江县这些县城里，都有乡民从事这行业。陶瓷业也更发达，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间出产，而且瓷器产业重镇，除了传统的景德镇外，更向大江南北扩展，冶炼业的进步更惊人：宣德年间的最高铁产量，达到了8329000余斤，是永乐年间最高数值的六倍。 也正是伴随着生产进步，明朝的工商业更加繁荣：各色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宣德年间仅新增的商业税收入，就比永乐年间多出五倍。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蓬勃上涨的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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