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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女性受到“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礼教的束缚，没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也没有表达爱情的机会；一旦冲破藩篱，便会被认为是“失节”，是大逆不道。轻者，受尽凌辱，痛不欲生；重者，被随意处死，而且还要背上“淫妇”的罪名。但是，“饮食男女，情之大欲也”，“食色性也”，男人有的情感女人也有。所以，尽管是在封建伦理的压制下，女子追求爱情的欲望，真的就像诗中所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每一次读到这两句诗，都会生出一番感慨：诗中的“春色”不正是对年轻女性“春心”的比喻吗？“红杏”也象征着女性青春如花绽放。而一个“关”字和一个“墙”字恰是对封建礼教的形容,多么贴切。 事实正如此。在唐代，一些宫闱少女御沟流叶寄诗，成为她们对爱情向往和追求的表达方式。唐宣宗时，宫女韩氏有一首《题红叶》：“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以红叶作为信物，希望能将爱的希望传到人世间。一个名为“凤儿”的宫女在《题花叶诗》中吟道：“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与接流人。”而一首《杏叶诗》也写道：“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磋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尽管有宫墙的阻隔，有严律的惩治，爱情的欲望永远不能被窒息。这些诗几乎都表达了相同的内容，即女性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也揭露了封建制度对女性命运的摧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女性对封建礼教和社会现实的一种抗争。 如果说“红叶题诗”还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或者说是性意识的觉醒，但并未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而“红杏出墙”则是由觉醒变成自主的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女性的“红杏出墙”，而应从人性上理解、包容她们的行为。因为首先在道德观念上就存在不平等，男性可以三房四妾，女性却必须“从一而终”；男性可以寻花问柳，女性就只能“恪守妇道”。而且在道德表标准上也不公平，男性即使出入妓院，或是另有别宅，只会受到训斥，或是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偷腥”；而一旦女性“出墙”，则被视为“有辱门庭，败坏家风”的弥天大罪。而且，女性“出墙”受到的惩罚也是最为严厉的。在古代，对于“出墙”女性甚至动用“宫刑”，即“幽闭”，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说：“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而私下，封建家族以宗法对“出墙”女性的处罚更是惨无人道，如沉塘、活埋等等。 无论从法制还是道德上，古代女性的“出墙”与今日女性的“出墙”都不可同日可语。在古代，在男性专权的时代，一个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只能听天由命；一旦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出墙”只能是她们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什么出路？。而在现代，绝大多数女性的爱情和婚姻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就意味着同时要承担一份责任。除了个别情况，一旦“出墙”就是对爱情和婚姻的不负责任，甚至是一种罪恶，因为她伤害的不仅是男性还有家庭，尤其是无辜的孩子。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女性“出墙”的原因也非常复杂，比如前不久媒体广为传播的十二个以权色交易的女贪官，她们的“出墙”就不是出于情感，而是权力和利益的需要，更不齿于人，另当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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