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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通过17-18世纪欧洲历史，尤其是英国海洋霸权兴起历史的归纳，提出了经典海权理论，核心论点有两条：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更有优势；商业、殖民地和海运在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对这两点的崇信以及在海上交战中偏好依托主力舰对决建立制海权，构成19世纪“海军至上主义”的灵魂。但上述观点并不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在较长的历史区间内，技术因素使得海洋与陆地的权势分布往往出现周期性变化，这意味着对海权在历史中的作用必须予以节制的评价。诚如海军史家雷诺兹所言：“马汉乃是，并且应当被看作一位重要但有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不免为人类活动惯有的局限性所桎梏。 没有哪个军事学名词像“海权”（Sea Power）一样兼具神秘感与含混性，也没有哪种战略学概念像海权及其传道者马汉一样，被历史赋予过那么多内涵之外的臧否。在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5章）。来自葡萄牙、加利西亚、布列塔尼和西南英格兰的探险家扬帆起航，驶过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和非洲西海岸，朝美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的“新世界”挺进，直至以欧洲为中心、以海上力量为载具的世界秩序初步得到确立。在此过程中，英国那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凭借对海运和殖民利益的攫取，不仅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具有海上统治力的强大舰队，更资助和扶植其大陆盟国，完成了对相继崛起的欧陆霸权争夺者的绞杀。这正是前述“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的缘起。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技术和生产开始取代贸易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铁路的出现则提升了大陆强国的动员速度；与英国那个庞大但疏松的非正式帝国相比，拥有人口和资源之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美国与俄罗斯显然具备更大的潜力成为世界领导者。不列颠借助明智的战略收缩和同盟体系，仍得在一场历时四年半的大战中击败德国这个最新的欧陆争霸者，但那是一场“没有特拉法尔加的胜利”——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海战，而是在西线堑壕中投入人力、物力的总量以及持久性。在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开始接受不列颠对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禅让，此后历经20余年的海战理论-科技革命以及权势结构重组，美俄这两个洲级大国联手击败了德意日边缘地带强国联盟。在一个“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与外围海洋强国构成两极的世界格局中，海权不再是唯一的神袛，甚至遭到质疑和否定。 但即使是在核时代，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之一的海权仍有其必要价值。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惟有仰仗海上力量方可收实效，核武器的高风险性和政治化则进一步凸显了常规远洋海军的意义。后冷战时代，海上优势更成为全球化乃至美国对世界行使领导权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汉关于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更有优势的论断仍未过时。海上力量将在一种结合了陆地、海洋乃至太空的国家大战略中继续发挥作用，并达到新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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