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战略】刘新华 王立坚：马汉与科贝特海权思想比较研究

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内容提要

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科贝特都是享誉世界的海权战略学家，他们的海权思想在产生背景、理论内容和后继影响等方面既存在共性又有着明显区别:虽然他们的海权思想均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但马汉海权论诞生于亟待海外扩张的美国，而科贝特的海权思想诞生于海洋霸权国英国;二者均重视海洋的重要性，但马汉强调海权优于陆权，科贝特则支持海陆均衡;马汉认为海权的核心是绝对制海权，科贝特则认识到了制海权的相对性;在海军战略和建设等方面，马汉建议建设进攻性舰队，强调海上决战，科贝特主张建设攻防兼备的均衡舰队，并阐释了有限战争思想;马汉的海权思想对当时世界各国海洋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持续到现在，科贝特海权思想对战后美国海军转型和当下美国的海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系统比较他们的海权思想，可为当下我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马汉 科贝特 海权 海军战略

在海权战略发展史上，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和英国的朱利安·S·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1854-1922)显然是其中的两个标志性人物。19世纪末，马汉以英国的海洋霸权为案例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海权论;与马汉几乎同时期的英国海权理论家科贝特也主要是基于英国海洋霸权的历史创立了英国学派的海洋战略理论。两人都是著名的海洋战略学家，其海权思想影响深远。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汉海权思想相当重视,研究颇有成效，然而，仅仅知道马汉是危险的。尽管中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已经将科贝特引入了他们的马汉思想中，但学术界对科贝特海权思想研究却远远不够，更没有对二者海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拟对他们海权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逻辑、海军战略原则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下我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朱利安·S·科贝特

1殊途同归的海权道路

马汉和科贝特海权思想的产生与二者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马汉于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哈德逊河(Hudson River)畔的一个书香门第，在孩提时期就热爱大海，向往海军，醉心于海盗传奇故事。他的童年是在被称为“美国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度过的，这无疑对他日后的学业选择和军人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汉在16岁时前往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求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加入海军，并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马汉虽然并没有经历多少实战，但他每次都能对战争经验加以认真总结，这为他以后的海军战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结束后，马汉继续在海军服役，随舰队巡游于世界各大洋。这些经历使马汉看到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了解了世界各国海军的发展现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海军建设现状的认识和反思。

1884年，马汉收到刚刚创立的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院长斯蒂芬·鲁斯(Stephen B.Luce)的邀请，准备前往学院讲授海上战术和海军史。在准备讲稿时，马汉博览群书,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海军历史。蒙森在其所著《罗马史》一书中认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Bellapunica)中，汉尼拔(Hanni-bal Barca)应该选择从海上入侵意大利，但他选择了错误的陆地进攻线路，也没有通过海洋建立与迦太基(Carthage)之间的紧密联系，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蒙森对选择陆路进攻路线所持的异议，使马汉产生了顿悟: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他后来说:我终于悟出了对海洋控制是一个历史要素这样的设想。

显然，这是马汉对前人思想的发展。1885年，马汉在纽约休假期间，准备在海军战争学院的讲义。经过努力，其海军史的课程大纲和要点基本成熟。1886年9月，在海军战争学院第二学年开始时，他已经完成了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初稿，并于1890年出版，两年后又出版了其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905年，马汉出版了《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这三本书一起构成了马汉海权理论的三部曲，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19世纪末的美国，孤立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应以海洋为天然屏障，拒绝卷入欧洲的纷争。19世纪80—90年代，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资本主义不断向全世界扩张，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世界瓜分完毕。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后起之秀的美国，其经济实力迅速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完成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开拓进程。由于西部开发已经结束，国内市场瓜分完毕，美国急需扩大海外市场，美国奉行的以本土防御为主的海军战略已经不能满足美国海外扩张的需求。

在如何实现从本土防御战略向全球战略转变、从陆地扩张向海洋扩张进取的实现方面，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还不太习惯进行战略上的谋划，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与国内的经济政治发展之间战略战术上的相互关系尚未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加以阐述。马汉顺应美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强调在19世纪末这一对美国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权力，包括商业和军事的实力，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成为世界一流的海洋强国。

19世纪末期，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海洋的交通运输作用越来越凸显，海上战争成为列强抢占海外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海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作为海洋霸权国家的英国，其海洋实践为马汉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样板，而19世纪末英国实力的相对下滑正好为美国如何崛起提供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

马汉主要是基于英国的海洋实践而创立了海权理论，它却是为美国海外扩张服务。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海洋战略、如何思考在新兴国家崛起的战略环境下继续维持英国的海洋霸权地位?这一任务主要由与马汉同时代的科贝特——英国“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最杰出的代表——来完成。1854年11月12日，科贝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庶之家，后就读于剑桥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一级法学学士学位，1877年，被授予律师资格。

尽管科贝特几乎从未从事律师的业务，但这段求学生涯也为后来科贝特从事海军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来的著述中，科贝特经常引用法律方面的专有名词来阐释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带有律师从“历史实证中求结果”的鲜明特点。这一点同马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汉是军人出身，善于从历史案例中总结经验，其作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相比之下，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更加抽象，学理色彩浓厚。由于生活富裕，到1882年，科贝特干脆摆脱一切俗务，专心致力于文学史著作，并以海军史和海洋战略为主题。此时他通过写作积累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他以后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1893年始，科贝特与科洛姆兄弟等一大批从事海军史研究的优秀人才任职于英国海军纪录协会(Navy Record Society)。在英国海军纪录协会任职期间，劳顿和科洛姆兄弟的历史研究法、整体安全观以及对海陆联合作战的关注，都对科贝特产生了重大影响。

得益于其在剑桥大学所受良好的教育以及在海军纪录协会的工作，1898年，科贝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引起轰动的海军史专著，即《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1900年又出版第二部力作《德雷克的继承者》。这两部著作主要阐述英国海军历史上海陆联合作战的经典案例.在相继完成《英国在地中海》(1904)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等英国海军历史著作之后，科贝特对其在海军学院的讲稿《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进行多次修改，于1911年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主要集中于这部著作之中，而该书也使其跻身于世界级战略学家的行列，其学术价值堪与马汉相匹。一战结束后，科贝特以英国海军官方文件为基础，编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海军作战》的前三卷，再次阐明了他的海权思想。

拿破仑战争之后，世界进入“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终于确定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世界主要大国的权势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即新兴大国的出现和英国的相对衰落，新兴的工业大国大力发展海军,对英国的海上霸权直接提出挑战。如何继续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是英国各界面临的紧迫任务。马汉创立海权论之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已经在海上称霸几百年的英国都开始狂热地崇尚马汉。

但英国学者逐渐发现，马汉笔下的英国与英国人眼中的自己完全不同，英国人开始自己总结其海战史。与马汉在美国海权理论界几乎单枪匹马的境遇不同，英国海权理论研究领域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后来被称为“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在这些学者中，科洛姆兄弟等人为英国海权理论奠定了最初的概念框架。而科贝特在这批学者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因此，以科贝特为首的英国学派在马汉海权论的基础上，总结英国数个世纪丰富的海上实践活动，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阐释英国海权的理论体系。

科贝特是与马汉同时代的人，二人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都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新兴大国和老牌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研究的样本都是基于英国的海洋史。但是，马汉在海军长期服役，有过实战经历，并随舰队在世界各地服役，其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各本论著之中，而科贝特虽然研究海军战略，但并无在海军中服役的经历，更没有经历过实战的熏陶，其研究大多集中于历史的角度，海权思想较为集中，学理气更加浓厚。因此，虽然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英国海权实践的历史，但对海洋战略的理解既有相似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2各具特色的海权逻辑

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来，海洋作为全球联系的纽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把海洋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是近代海权思想的集大成者马汉和科贝特。他们二人在海权思想的逻辑上，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

第一，马汉和科贝特都认识到了发展海上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和繁荣至关重要，将发展海权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马汉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并且证明了国家的兴衰与海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马汉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忽视海权的作用和价值，马汉则力图纠正这种状况。他指出:“通过海上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支配性的世界影响力……(而且)是国家权力和繁荣的首要的物质要素”。马汉认为，国家建立和发展海上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繁荣至关重要。科贝特同样强调制海权的真正意义和至高的军事价值。他非常赞同培根(Francis Bacon)的格言，即只有掌握制海权的国家才有高度的行动自由，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动规模想多大就多大、想多小就多小的战争。他从英国海洋实践的历史中，论证了海洋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认为海上战争是英国强盛的根源。

但是科贝特认识到了海洋的消极作用和海权的局限性，反对将海权的作用绝对化。他指出，海权的力量是有限的，“海军几乎不可能独自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一国的国运来说，海洋不仅有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因为海洋和陆地不同，它不仅仅是交通的手段，同时也是一道天然屏障。通过赢得制海权，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障碍从前进道路上清除掉，从而使自己能够直接对岸上敌国的活动施加军事压力，并通过巩固制海权，防止敌人对我们施加直接军事压力。很显然，科贝特认为海洋对于国家起到的积极作用有大有小，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二，虽然他们都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但在国家战略的选择上，即海权和陆权的关系上，二者的理解存在着差异。马汉地缘政治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海权和陆权的二元对立。马汉根据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缘政治方向，将这些国家区分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前者如英国、日本和美国，后者如俄国、法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以及中国。海权国家相对于陆权国家而言，具有战略优势，海权优于陆权，海权是国家繁荣强大的首要条件，控制海洋是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因此，国家制定战略的首要选择必须是海权。

科贝特重视海权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认为“海军战略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应该反映国家目标”，但他并不重视海洋与经济的关系。科贝特认为海军战略必须和陆上战略相互联系。他指出，海洋战略是大陆战略的延伸，并为陆上战略服务，因为“人们的生存是依赖于陆地而不是海洋。”不同于马汉海权优于陆权的“海军至上主义”思想，科贝特认为海权和陆权不是相互对立的，他强调海陆配合的重要性，认为“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判断本国海军和陆军的相互关系是海上战略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事情。”从他们关于海陆关系的看法中可以看出，马汉关于海陆的二元论是基于世界上不同性质的两大类国家——即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的相互竞争关系而言，而科贝特关于海陆相互联系的观点则是主要基于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在海陆之间进行战略选择和资源分配的阐述。他们的观点对理解地缘政治史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在制海权的理解上，他们的观点也各具特色。马汉和科贝特都强调获取制海权是海洋战略的核心目标。在马汉的著作中，“海权”经常呈现两种不同的意义: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生产、航运、殖民地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即为海权。虽然简单地将“制海权”等同于“海权”是不恰当的，但制海权确实对一国的海洋能力至关重要。在论证海权的重要性时，马汉曾指出“不用在陆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治家即能确保其国家的胜利”。马汉认为，有了强大的海军，通过海上战争，摧毁敌人的舰队，或者打破敌人的海上繁琐，就能获得制海权。

马汉强调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取制海权，制海权是在战争中取得主动的前提，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马汉也曾因为认为“制海权……是个绝对事务:它不能分享,一次只能属于一个国家”而受到指责。科贝特认同海洋战略的核心永远是争夺、保卫和使用制海权。他指出“海战的永恒目标必须是直接或间接地夺取制海权，或阻止敌人夺取制海权”。但是科贝特强调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绝对制海权几乎不会出现。科贝特告诫海军“决不能认为如果我们没获得制海权，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制海权……可以通过总体防御态势，成功地使制海权处于争夺状态”。

科贝特重新界定了制海权，认为制海权存在不同的状态和程度，每一种状态和程度的制海权都有自己所属的可能性和有限性。制海权既可能是全局的，也可能是局部的。全局性制海权既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暂时性的。即使是永久性的全局制海权，实际上也永远都不是绝对的，即科贝特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非零和”性。科贝特在认识到相对制海权的基础上，提出获取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在科贝特看来，制海权存在的意义便是控制以商业或军事为目的的海上交通线。他反复强调海上交通线是制海权思想的根源，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拥有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

第四，在海权的要素和运用上，马汉较为明确的指出了海权的要素(影响因素)及其如何运用，而科贝特对海权的理解则不太重视经济因素，较为强调对海上交通线的争夺。马汉主要对比了英国和法国并以美国为例，列出了海权的6个基本要素，即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征和政府特征。马汉把海洋军事实力放在首要的位置，认为海权的核心在于国家对海洋拥有强有力的控制权，强大的海军是国家海上霸权的支柱。马汉还正确的指出，海上权力并不简单地指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外商业利益，没有经济利益，海洋军事力量既难以为继也没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另外，殖民地对海权的发展和维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殖民地可以为远离本土的商船队和舰队提供一系列用于停泊、交易、避风、补给和维修的立足点。强盛的海权必须具备此三个要素。科贝特对海权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像马汉那样如此清晰的表达出来，也不太重视海权中的经济因素，而比较关注军事意义上的制海权。

科贝特认为，控制交通线乃是制海权的最终目的，“除了控制以商业或军事为目的的海上交通线外，制海权没有任何意义。”对海军的封锁是获取制海权的手段，对商业的封锁则是运用制海权的手段。科贝特进一步研究了制海权的几个阶段,即通过赢得决战和实施封锁获取制海权，通过存在舰队和小规模反击来使制海权处于争夺之中，而行使制海权的方法则有抵御入侵、商业防御和进攻、进攻、防御和支援远征军行动。马汉认为，商业破袭战“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是一种幻想，……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汉对海权的综合性理解及其运用要比科贝特全面、深刻,更符合现实。一战和二战中德国破袭战的失败，证明单纯攻击交通线对夺取制海权并无实际意义。

3大为不同的海军战略

在海军战略战术层面，虽然他们都强调海军的重要性，但他们在海军的建设和海上战争原则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这源于他们对海军战略的地位、海军的性质和海战的目标、海军作战原则等方面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纵观马汉的海权论，基本上即是海军至上主义或者海军优先论。马汉从当时美国的需要出发，认为发展全球性的进攻性的海军，成为海权强国，乃是保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虽然马汉强调对海权理解的综合性，但显然,海军在美国追求海权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海权的支柱。美国对海权的追求，海军应该走在前列，相应的，进攻性的海军战略是国家战略优先考虑的方向，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

与马汉的海军优先论不同,科贝特较为清晰的阐述了军事与政治、海上战略和海军战略之间的关系。科贝特继承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认为陆上和海上军事行动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途径，军事行动是政治的表现形式，政治永远是目标，战争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更高层次的战略应当包含海军战略和陆军战略，而海军战略不是海军自己的事情，它只是海上战略的一部分——海上战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指导，海上帝国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将海军和陆军视作密切联系的工具。科贝特对战略的分类在实践上，有助于决策者根据战略选择分配国家战略资源;在理论上，则推动了战略研究的深化。

由于对海军战略地位以及海陆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以此作指导的海军建设原则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思路。马汉认为，海军对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所有的战略据点和商业交通航线都必须依靠舰队加以连接和保护，一旦海军舰队覆灭或者对敌方处于绝对的劣势，则制海权为敌方所拥有，其本土和殖民地之间的航线就会暴露在敌方优势海军的威胁之下，整个殖民体系便岌岌可危了。因此他特别强调确立海军的优势，“在国外水域确立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拥有一支优于任何可能对手的舰队。”海军的存在就是为了进攻，“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海军舰队是海洋上的野战军，在海洋上的机动性和攻击性是其力量所在。”马汉认为，“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是野战军而不是守备部队”，海战的胜利也大多数源于对敌方舰队即其野战军的摧毁。“在战争中，海军固有的主要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

因此，马汉主张建立优势的、能够在海洋上积极进攻的机动作战的舰队。如果说马汉的信条是“海军存在就是为了进攻”，那么科贝特的贡献则是为海军注入了防御的思想。科贝特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将作战舰艇区分为战列舰、巡洋舰和小型舰艇三个级别的做法“可能是对的，但是这种分类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认为“构成舰队的舰艇类型不仅因为战略和战术思想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因为当时流行的材料而不同”。由于马汉认为海上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摧毁敌方舰队，完全获取制海权，所以他主张的是一支以进攻为主的攻击性舰队;而科贝特追求的是“相对制海权”，即保证制海权不被敌人完全控制，所以他主张建立一支能够保护海上交通线的攻防兼备的海军舰队。科贝特指出，战列舰、巡洋舰和小型舰艇各有其功能和作用。为了达到对海上交通线的有效控制，海军“必须建造不同级别、适于追击行动的舰艇”。他建议海军建设应当将主力舰和小型舰艇在舰队中保持适当的比例，着力打造一支结构均衡的功能性舰队。

在海军作战原则上，马汉和科贝特的思想存在较大的区别。马汉的海军作战方法可概括为四个基本原则:“兵力集中”、“舰队决战”、“中央位置”、“海外基地”。马汉认为，对平坦无际的海洋的控制不能到处部署力量，必须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中心地方。关于兵力集中的方法，除了作战目标、心理上和信念、舰队的战略部署要集中外，还应充分利用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优势，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和以最多的兵力达到决定性的地点，各个击破敌人。马汉强调舰队决战，以优势舰队歼灭敌方舰队,或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最终剥夺敌人的制海权。

为了保障海军的作战取得胜利，保护海上贸易，马汉主张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建立海外基地，并保证这些基地间交通线的畅通。科贝特与马汉的作战方法最大的区别是他不认为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无论战争计划对集中的需求多么紧迫，保护商业航线总是需要分散兵力。“我们的兵力分配应以采取各种联合行动和保护各种目标的需要而定”。而舰队决战可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因为当己方处于优势地位时，集中的力量越强大，另一方拒绝迎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集中兵力的一方在海上交通线方面的力量就越发受到削弱，弱势一方拒绝迎战，转向攻击海上交通线的动机就越强烈。

在此基础上，科贝特阐述了英国式的“有限战争”理论，并重新阐释了“存在舰队”。英国式有限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小规模陆军和优势海军的联合作战。科贝特研究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发现了联合作战的重要性，认为“海军与陆军的密切配合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有限战争要达到的目标必须是有限的，“首先，该目标不仅面积上是有限的，而且其政治重要性也是有限的;其次，它的位置在战略上必须是孤立的，或者可以通过行动使其实际上沦为孤立地位”。关于“存在舰队”，它实际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海军战略，指处于弱势，或者暂时处于弱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优势海军利用制海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制海权进行利用并随时准备反击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科贝特澄清了“存在舰队”的实质及理论前提，为这样一种积极防御战略提供了合法性。

基于以上认识的不同，在海军作战类型上，马汉和科贝特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马汉崇尚舰队决战，他认为海上作战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方的海军，最终控制海洋，其方式则是源于对敌方舰队即其野战军的摧毁。马汉阐述了海战的攻防性质。他把海军作战分为两大类，一是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二是防御作战。前者是攻势作战，就是通过占领具有特殊价值的据点、摧毁敌方的海军舰队以达到对海域控制的目的。

至于海上防御作战，马汉认为，防御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任何防御态势都是弱方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真正的防御要使海军能够将敌方舰队逐离己方交通线,或通过对敌人的权益实施攻击将其引离海岸。故而海上攻击是海军舰队作战的基本样式。科贝特主张最好抛弃“进攻和防御”的划分方式，用“积极战争和消极战争”的表述来取代。他认为进攻和防御的分类实际意义并不大，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分类方法则是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前者战争目标的重要性较小，后者为达到战争目标而死战到承受力的极限。他对英国的有限战争形式进行了分析。

由于英国陆军比较弱小，但海军占有优势，可以使用小规模的陆军行动在优势海军的配合下，对欧洲大陆实施极为成功的直接干涉，以达成有限战争的目标，因此，海陆联合作战是英国实施有限战争行动方法的标准名称。除此之外，科贝特还对海军实力处在不同阶段的海战的典型样式进行了探讨。在力量处于正常状态下，要迫使敌人进行决战;在力量处在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舰队在防御过程中保持主动，以制止敌人进行决战，并防止其获取远方的目标;在行使对海上通道或者交通线控制权的时候，要控制运送通道和贸易线路,并为远征部队提供有力的支持。科贝特的理论，对海军实力处在不同阶段的国家的海军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4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影响

马汉和科贝特虽然同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海洋战略学家，但马汉的影响似乎远远超过了科贝特。马汉所创立的海权理论提出了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思想，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海洋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不仅对美国、英国的海洋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促成了德、日等国海军的崛起，成为这些国家制定海洋战略的重要依据。

马汉的海权思想改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对海洋及其海军的思维方式，给历史转折时期的美国建立了一座走向强国之路的灯塔,指明了一条从陆权到海权的前进之路。马汉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鼓吹海权对国家兴衰的决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对于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美国来说，马汉的著述促成了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对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走上争夺海洋之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高度影响了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马汉的海权理论促使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振兴海军，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将本土防御战略转变为远洋进攻战略。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控制了加勒比海并走上了向亚太地区的扩张之路。一战期间，美国国会批准了著名的“海军法案”，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了海洋霸权国家，实现了对世界海权的绝对控制。马汉的海权思想至今还有效地体现在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外交和海洋战略思想及实践中,并成为美国海军战略与海军建设的理论基础。

马汉的著作在大西洋两岸都获得了好评，而尤以在英国为最，其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之外。在他访问英国时，获得了空前热烈的招待和莫大的荣誉，他接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国宴，作陪者除英国政要外，还有正在访问英国的德皇威廉二世。马汉《海权论》问世之时，英国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数百年的海洋优势正受到德国挑战，马汉的著作给英国的海军扩建计划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在马汉的影响下，1889年英国海军法案在国会中迅速获得通过，海军预算迅速增加，由1900年的2750万英镑增加到1904年的3680万英镑。

在欧洲，马汉的海权理论迎合了德国加紧发展海军以打破英国独霸海洋的局面的需要，是德国从大陆强权转向海洋的转折点。德国在俾斯麦主政时期，主张“大陆政策”，并没有追求海外扩张，这使德国逐步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与海上霸主英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威廉二世认为，德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其迅速增长的海外贸易，并夺取更多的海外殖民地。虽然他意识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但对改变德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却束手无策。当他看到马汉的著作时欣喜若狂地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努力地把它牢牢地记在心中……我们所有的舰船上都要有这本书，我们的舰长和军官要经常地引用它”。从此，德国一改只注重陆权的军事传统，大力发展海军，德国也从“大陆政策”走向“世界政策”。1898年，德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海军法案》，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制定了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从此走上了扩建海军的道路，成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强劲对手。

《海权论》也直接影响了日本海军的崛起。该书一经出版便被译为日文，上至天皇和皇太子，下到政府官员、三军军官和学校师生，都争相传阅。日本举国上下很快就统一了发展强大海军的思想，大力发展海上力量。日本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1866－1942，著有《国防私说》、《帝国国防论》、《帝国国防史论》、《海军战理学》及《国防新论》等)深受马汉思想的影响，他将马汉的思想加以改造，结合日本历史和地缘政治特点，创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海洋国防理论。在他的倡导下，日本海军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打赢了同中国的甲午战争和同俄国的对马海战，一举成为20世纪初的世界海上强国。

科贝特的主要思想形成之时正是马汉思想风靡全球之日，马汉理论的耀眼光芒横扫整个欧洲决策层和学术界。1911年科贝特出版了《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跻身于世界级战略家的行列。科贝特所处的时代,大英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就是从英国海军的现实出发，为其量身订做的一整套优势海军战略理论。

一战前，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因此他的思想和观点能够直接进入并影响英国海军的最高决策层，对一战前后英国海军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英国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于1910年去职之时，他曾对科贝特作出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人能当得起‘他开创了他的时代’这句话。你已经向人们展示他们要追求的方向和那样做的方法。战争的伟大技艺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再也不会折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海军内部围绕着是要同德国进行一场舰队决战，还是对德国海岸发动两栖突袭不断争论，这时的马汉海权论和科贝特的理论在英国海军决策层内都有市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英国不断调整其海军战略。科贝特海权思想体系的第一次实践是达达尼尔远征。

然而，由于英国海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再加上战略推行过程中的失当，达达尼尔远征最终以失败告终。科贝特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16年日德兰海战的失利更使科贝特在英国遭到极大的非议。但是，在日德兰海战后，英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科贝特的陆海联合作战理论进行重新部署。这表明，科贝特的理论最终超越了马汉海权论，成为英国应对海权危机、捍卫海上优势的海洋战略的实际指导思想。一战后，英国海军迅速衰落，二战后更沦为一个二等海军强国，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也使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在英国失去了用武之地，渐渐被人们淡忘。

冷战后的美国与科贝特时期的大英帝国极为相似，一极独霸的国际地位、举世无双的海军以及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等使美国需要一种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海军战略来指导美国海军的建设。科贝特的思想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于1988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再版，并被列为美海军军官必读的经典著作。1993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的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标志着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思维已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又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科贝特“相对制海权”思想的影响下，当前美国逐渐抛弃了“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术语，转而使用更为狭义、现实的“海上控制(Sea Control)”，表明美国在制海权概念上仍朝着有限制海权的方向发展。美国海军“边缘性前沿存在”的思想，即在保持进攻态势和能力的同时，重视远距离封锁和战略防御，正是科贝特的远距离封锁理论在美国海军战略中的鲜活运用。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舰队结构调整也效仿了科贝特为英国海军所提出的建议。在保有进攻能力的同时，加强其小型舰艇能力和战略防御能力，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进攻舰队——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也拥有世界上最有力的海上防御力量——9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在科贝特海洋战略观的理论指导下，美国海军成功实施了战略转型，证明了科贝特海洋战略观的前瞻性以及科学性，也证明了海权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科贝特海权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利用海权维护霸权的精髓至今对美国仍然有借鉴作用。

5对当代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启示

从以上对马汉和科贝特海权思想的逻辑体系以及海军战略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二人的海权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人都为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海洋战略出谋划策，都强调海权的重要性，都主要是以英国的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都认为海军是国家海权的支柱等。但马汉的海权思想是为了迅速崛起的美国对海外急剧扩张的需要服务的，故其海权思想带有强烈的扩张性，更关注海权对新兴国家的作用;科贝特所处时代，英国面临着严重的外部挑战。作为老牌的海权强国，英国如何维持其霸主地位则是科贝特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科贝特的海权思想，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因此，科贝特为英国量身打造的海洋战略，不可能像马汉的海权思想那样带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对制海权的理解和海军战略的运用更多的是控制海上交通线和海陆联合作战中的有限战争出发，以达到对欧洲大陆事务的积极而有效的干预。另外，作为军人出身的马汉在海军中服役多年，其足迹随军舰遍及世界诸多重要海域和海峡，他的写作通俗易懂，而他丰富的经验也使得其观点较科贝特更符合军方和决策者的现实需要;科贝特既非军人出身，其作品又专注于如何维持英国霸权，故虽然其学理和逻辑性较马汉深厚，但他的观点大多均是从历史和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未经历实践的经验，其历史影响相较于马汉来说稍逊一筹。

当代中国，正在实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批判的借鉴国外海洋战略研究的积极成果。因此，研究马汉和科贝特的海权思想，比较其异同，至少在以下方面，对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可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的战略地位，具有浓厚的海洋意识，将发展海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坚定不移地建设海洋强国。地球上海洋面积约3.6亿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积的70%。自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来，海洋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马汉和科贝特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海洋对国家兴衰的重大的战略价值。马汉尤其唤醒了当时很多国家的海洋意识，对欧美乃至亚洲一些国家海权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中国是一个背靠欧亚大陆又濒临辽阔太平洋的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虽然历史上的中国较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然而，世界历史上的强国，几乎都是海权强国，其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海洋，都与其经略海洋、利用海洋的浓厚的海洋观念和强烈的海权意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下中国迅速发展，拥有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已经具备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资源，“一个国家把海洋看作一条通途还是一道屏障，便利抑或阻碍，几乎与地理无关，而与民族气质甚有渊源。”因此，必须强化海洋观念和海权意识,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坚定不移地推进海洋强国战略。

第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须有整体空间观念的战略思维或者分析框架。海洋战略研究，其核心内容是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海洋关系，或者说，海洋作为媒介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在这里，海洋就成为国家战略设计和实施的自然场地和舞台。因此，对海洋基本地理特征的认知就成为海洋战略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从自然地理特征上看，海洋是一个面积巨大的水体，广袤而辽阔，具有连续性、不可分割性、整体性、通达性的自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海洋的人文地理特征，即其具有全球公地的性质——所有这些地理特质是影响国际关系中最为恒定和不变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以全球地理空间的整体视野看待海洋的地缘战略地位更符合海洋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在这一点上，马汉比科贝特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不仅源于马汉自身的经历，和为正在迅速崛起的美国海外扩张提供智力支持的意识，也源于马汉能从整体的视野去看待海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马汉的地理分析并不限于单个国家，他的观点是全球性的，他在全球背景下研究地理特征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他将海洋理解为‘重要的大道’或‘开阔的共有之地’”，“马汉在其地缘政治方面的著述中总是试图指出某些‘永久性特征’，它们经常是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自然地理方面的特征”。这恐怕也是马汉的影响较科贝特更为深远的直接原因。这一点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研究者而言，是极富借鉴作用的。

第三，中国的海洋战略，要注重中国的国情，切合中国的实际，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能充分反映世界海洋战略形势发展方向的海洋强国之路。纵观马汉和科贝特的海权思想，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无不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无不反映出他们各自国家的独特需求。同样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但马汉关于海权重要性的观点和进攻性的海军战略，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崛起的美国急需对外扩张的战略需求;而科贝特的海洋战略主张，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面临德国崛起如何继续维持其海上霸权的战略思考。无论德国提尔皮茨的“存在舰队”战略，或者日本佐藤铁太郎的大海军主义国防战略观，又或者是印度潘尼迦的海权思想，以及苏联戈尔什科夫的海上威力论，都是他们既吸收了外国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又结合本国实际而提出的尽量符合本国国情的海洋战略。当今中国，已经确立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一项全新的伟大事业。它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海洋实践的经验教训，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实际立意高远的规划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从这一点上来说，海洋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具有历史启迪意义的。

第四，不管对海权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但马汉和科贝特都强调海军对海权的支柱性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海军的建设水平既能充分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又可以体现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海洋观念。在海军建设方面，马汉主张建设以重型战列舰为主的进攻型舰队;科贝特主张建设结构均衡的功能性舰队。他们都强调海军的基本使命是夺取制海权。科贝特尤其强调，在海军实力的不同阶段，其夺取制海权的方式不一样。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中国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承担的国际义务越来越多，面临的国际海洋战略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建设高效一体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承担国际义务、应对复杂海洋战略环境，也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切入点之一。未来中国要建立以大型航空母舰为核心、舰队结构与兵力结构均衡、战役战术配套合理的大海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海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海域(诸如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等)，中国对制海权的定义、海军的功能和使命也应该存在着差异性，而不能机械的理解甚至照搬马汉和科贝特关于制海权及其实现途径的看法。这应当是他们给予我们的又一启示。

第五，马汉和科贝特都重视海外基地的建设，认为海外基地是拓展海外贸易、保卫海上交通线，进行远程作战的前提。国家的商船队和舰队在海外活动时，必须拥有基地作为停泊、交易、补给、避风和维修的据点。当下世界主要强国均在海外拥有战略基地，不论是贸易中转还是军队驻扎，海外基地对一支远洋海军和一国的海洋能力有重要作用。不在国外拥有任何军事基地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国防政策，但打造合适的战略支撑点应该在中国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2017年8月,中国在吉布提的海外保障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所拥有的第一个“海外基地”。总之，中国要保护本国的海洋权益和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建设海洋强国，在海外拥有若干个战略支撑点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注释略；责编：王婷婷）

文章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01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