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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麦金德在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时以俄国为主要假想敌，但从随后的历史发展看，德国显然更接近他担忧的那种“世界帝国”觊觎者：拥有以铁路组织起来的可观资源和人口，以后发工业优势迅速缩短和皇家海军之间的造舰技术差距，对欧陆霸权和海上统治权同时抱有野心。也是从19世纪末起，马汉代表的那种对海权全能作用的崇拜逐渐退朝，英国乃至后来的美国政策制订者日益为“麦金德式恐慌”所左右，担心世界领导者地位即将被心脏地带强国取代。图为一战前巡弋于北海的德国公海舰队第2战列舰分队。 二、陆上强国的反击，1815-1918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持续到1860年，英国在贸易、金融、工业生产乃至世界领导力方面的优势已经达到了空前水平：它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和褐煤、将近一半的原煤；它的人口仅占世界的2%、欧洲的10%，却具有相当于世界潜力40%-45%、欧洲潜力55%-60%的现代工业能力。它单独占有世界商业的1/5和制成品贸易额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着英国旗。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丧失了对中西欧权势变动的影响，欧陆均势正处于稳固状态，英国自可保守其“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避免“介入尚未实际发生或并非即将发生之事”。 进入1870年代，太平梦始被两记重锤打破。中欧分裂的结束催生出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一新兴强权，它在人口、工业能力、军事实力、教育水准等指标上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中等强国，在事实上颠覆了构成18世纪均势基础的英法俄奥普五强格局。尽管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在1890年之前尚节制对外投射权势，但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势必导致英国操控均势时的运作空间缩水，需要投入的资源量也更大。但不列颠的工商业优势恰恰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球的扩散遭到侵蚀——“由于英国制造业者无意永远保持对竞争者的赶超、甚至也无意与竞争者平起平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满和低效开始降低英国工业尤其是煤炭、纺织和钢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英国商品在本土和海外市场所占的份额稳步下降。1840-70年，英国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1875-94年更进一步下降为1.5%；1880年联合王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尚占有22.9%的比例，这一数字到1913年已减少为13.6%，落后于德国和美国；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880年的23.2%下降到1911-13年间的14.1%。 1904年，麦金德（Sir. Halford J.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了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伴随铁路的机动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开发，在“哥伦布时代”为海权国家所压制的陆上强国已经重新获得了资源动员以及财富积聚方面的优势。当一个控制着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陆权国家将其势力范围内的资源充分开发出来，甚至依托大陆财富建立起舰队之后，海权的黄金时代将被彻底终结。而这种因技术变迁引发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海陆间权势对比变化，意味着马汉海权论在事实上濒于破产——在马汉回顾的时代，“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是财富赖以积聚的交换链条上……核心的一环”，“绝大多数控制海洋的国家都因此致富了”。但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已经取代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比起单纯依托‘海运’这种运输方式创造的不稳定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J·J·克拉克：“商船与海军：马汉假设的一点注释”）。在资源和人口上占据优势的大陆强国（比如德国）显然具有更强劲的经济活力，这恰是不列颠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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