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宇：现代历史上海洋转型的经验教训

摘要：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必须在陆海两方面要保持平衡，因此过度发展海权则不仅有可能会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而且还可能会引发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大陆邻国的联手制衡，而这点乃是与海上力量增长可能会导致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效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现代历史上，欧洲大西洋沿岸的两个陆海复合型强国（法国与德国）曾经进行的海洋转型，都是导致它们在竞争中最终走向失败的主要诱因之一。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不是在大陆上的领土扩张，它们的目标历来是保持大陆核心地区强国间的均势，以防止这些地区为任何强国所独占，因此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大陆上其它国家，在维护现状问题上存在着高度一致性。由于大陆国家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因此现代历史上两个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两次海洋转型及其争夺海权的努力（这种努力改变的首先是区域均势），总是遭到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大陆邻国的双重夹击。现代历史上这两次最接近成功的海洋转型留下了三条重要教训：首先，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追求海权时，须时刻注意保持陆海两方面的恰当平衡；其次，海权的三个构成要素意味着，海洋转型不仅是海军力量的增长，也更是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海洋治理体系参与度的提高；最后，鉴于海洋转型引发的区域性及全球性效应，海上力量的发展必须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1]

与个人的发展需要某种先天的资质一样，任何国家发展海权时也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一国的地理位置通常也决定了一国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程度的海权。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国家由于同时面临两方面压力，因而它们很难能够集中精力发展海上力量，即使它们能够暂时地拥有庞大的海上力量，但其在陆地方向上面临的压力也使其难以持久地维系庞大的海上力量。[2]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曾经拥有过显赫一时的海上力量，但陆海兼备的特点却使得法国的海上力量发展具有很大脆弱性，由于舰队无法保证漫长陆地边界的安全，法国因此而不得不常常将陆权置于海权之上，因为与英国的海上争霸固然会影响其海洋发展，但来自陆上的威胁却可以直接地威胁其地位和生存。[3]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也拥有一支足以与英国在大洋上匹敌的海上力量，但德国海军的军备建设开始不久，就因为过度消耗了资源而被迫放慢步伐，因为陆海兼具的特点，决定了德国不可能奢侈到可以将资源完全用于海军建设，英德两国间的海军竞赛实际上最迟到1912年一战爆发前夕就已经见出分晓。[4]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版图

除发展海权上的先天不足外，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必须在陆海两方面要保持平衡，因此过度发展海权则不仅有可能会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而且还可能会引发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大陆邻国的联手制衡，而这点乃是与海上力量增长可能会导致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效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就因为同时在两个方向上的扩张而引发强烈反弹，陆海两方面的扩张不仅是导致英法两国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同时也使得法国的大多数陆上邻国，在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纷纷都加入到英国一方反对法国的扩张，必须同时面对陆海两方面的压力，也正是导致法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6]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在已经拥有最庞大陆上力量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仍然要盲目地追求海权，从而最终导致了英国将德国锁定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这种情况也使得德国在面对法国和俄国传统敌意的同时，不得不同时还需要独自应对来自英国的巨大海上压力，德意志第二帝国盲目追求海权的结果，就是使列强间的分化组合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从而最终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7]

除地理位置上的先天不足外，现代历史上的这两次海洋转型，都是单一的战略转型，即转型的目的乃是发展与英国争夺海上主导权的海军力量，这种转型与马汉反复强调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秩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马汉界定的广义上的海权，“不仅是包括了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着海洋或海洋之一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同时也包括了和平时期的商业和航运，只有从和平时期的商业和航运中才能自然而健康地成长起一支海军舰队，和平时期的商业和航运也正是一支海军舰队赖以存在的最可靠基础”。[8]马汉的这一论断意味着，集中精力向海洋发展的关键，是这种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种增长也正是国家海上力量的终极基础，违背这个顺序的后果就是使海上力量发展难以持续。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都曾经建立起过一支足以与英国相匹敌的庞大舰队，但这两支舰队的首要任务，都是力图以武力方式与英国争夺海上主导权，而不是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富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历史上这两次海洋转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正是证明了马汉这一论断的合理性。[9]

威廉二世站在德国海军军舰上

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曾经进行过的战略性海洋转型，最终不仅是由于过度消耗资源而被迫终止，且更是由于挑战了现有的海洋秩序，从而触动了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而最终失败。海洋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公地秩序，与大陆秩序相比而言，海洋秩序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这个秩序是由包括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与海洋相关的国家共同加以维系的；其次，这个秩序的维系，同时也严重地依赖于相关的国际法规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制。[1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挑战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不仅意味着击败英国的海上力量，而且也更是意味着以一种新的海洋秩序取代由英国维持的现有海洋秩序，而这点不仅是英国无法接受的，同时也是为其它那些与海洋密切相关的国家无法接受的。英国建立的那个以“公海自由”为主旨的海洋秩序，乃是以由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国家共同地参与和维持的国际海洋法规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海洋体制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摧毁英国维持的现有海洋秩序，也将会危及其它与海洋密切关联之国家的根本利益。[11]

现代历史上两次大规模海洋转型的失败，在海上力量建设上同样也留下了深刻教训，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上力量时必须确立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12]由于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性，因此海上力量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与施加全球性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路易十四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为发展海上力量的努力，都是与争夺欧洲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目标相关的，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追求的乃是世界领导者地位，甚至是全球霸权，那么掌握海权就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如果目标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及确保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那么发展海上力量的需求也就没有那么迫切。即使一国将目标确定为全球性强国，那么它对海权的追求同样也受到客观的地理政治环境的限制，而这点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是领导者国家的专利，因此任何其它国家海上力量的发展超过了一定限度时，势必将引起领导者国家的强烈反应，由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海上力量的发展首先将触动地区均势，这种情况势必将同样引起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应。[13]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皇家海军

除确立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外，任何国家发展必要的海上力量，与争夺海上主导权间是有着明确界限的，这种界限的核心指标，就是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14]任何海军都是由不同舰只构成的武装力量，特定的海上力量构成，能够明确地反映一国总体的战略取向。一战前，英国之所以将德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德国海军发展重点是用于海上决战的战列舰，在航母到来前，战列舰是一国制海能力的主要舰种，谁拥有战列舰，谁便可以控制海洋，且可以此为基础实施其它相关行动，而这点在英国看来意味着德国已经将英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因为德国海军的力量构成，已经使得它客观上能够对英国的本土安全和海权地位造成根本威胁。现代技术的发展虽然使国家意图的判断指标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仍然是判断其意图的核心指标之一，陆海复合型国家由于在发展海上能力时往往会引起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因此海上力量构成是必须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15]

（待续）

注释：

[1]目前已有的对现代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海洋转型努力（即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的总结性研究，参见：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New York: Routledge, 1980);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对海上力量发展目标及兵力构成之重要性的相关论述，参见：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载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2]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p. 169. 马汉是最早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权资质进行讨论的学者，他的论述还体现在另外两本著作中，参见：Alfred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flections of a Naval Life (New York: Harper Collection Robarts,1907);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3]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1890), Chapter 3, 4, 5.

[4]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New York: Routledge, 1980),Chapter 3, 4, 5.

[5]对历史上两次海洋转型产生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效应的最好诠释，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对大陆国家追求海洋转型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效应的诠释主要是世界政治历史“长周期理论”学派做出的，参见：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87);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此外，对这两种效应的诠释还可以参考两本历史著作，参见：Holger H. Herwig, 'Luxury'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New York: Routledge, 1980);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6]对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因为追求陆海两方面扩张而产生的反作用，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Chapter 2.

[7]对威廉二世领导的德国因为追求陆海两方面扩张而产生的反作用，参见：Ludwig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Chapter 4.

[8]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pp. 28,82. 另见：Jon Tetsuro Sumida, Inventing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Reconsidered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2.

[9] James Pritchard, 'France: Maritime Empire an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Holger H. Herwig, 'Imperial Germany: Continental Titan,Global Aspiran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Carnes Lord,ed.,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pp. 123-144; 171-200.

[10]对现代海洋秩序之根本属性的入门性介绍，参见：Jo Inge Bekkevold and Geoffrey Till, ed., International Order at Sea: How It is Challenged. How It is Maintained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18); David Wilson and Dick Sherwood, ed., Oceans Governance and Maritime Strategy (St Leonards: Allen andUnwin, 2000).

[11]对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阐述，参见：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Bernard Semmel, Liberalism and NavalStrategy: Ideology Interest and Sea Power During the Pax Britannica (London: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86).

[12]海军战略实质上仅仅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一种必要手段，它也因此必须自觉地服从于国家大战略的整体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海洋转型必须防范的主要陷阱之一，就是以手段来支配甚至取代目标本身。

[13]对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追求海洋转型之根本目标目前不存在任何争论，对这种目标的历史展示，参见：Holger H. Herwig, 'Luxury'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New York: Routledge, 1980);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14]海上力量的构成乃是反映一国海军建设的主要目标及作战对象想定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指标，由力量构成体现出来的这两点关键性指标，至少从长远看，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外交或战略性欺骗所能够掩盖的。

[15]对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分别在追求海洋转型过程中的兵力构成情况及其实际反映出的根本目标，参见：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New York: Routledge, 1980);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