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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懿 一个世纪前，在黄海海域，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场海战。这场被西方文献描写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海战，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这场海战不仅令中国人感到屈辱，而且导致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开启了中国近代的衰败之旅。 每每论及大国崛起与海权，自然不能遗忘美国人马汉的海权学说和美国在海洋上的崛起。1890年，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系列著作中提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传统上，它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同时强化战略性岛屿作为军事基地的建设。美国等海洋强国的崛起之路，也印证这一“海权论”。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如美国这样得到海权的“宠幸”。历史上，俄罗斯由于过度追求“海权”而适得其反。俄罗斯通过控制不同的关键海域，将触角延伸到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实现大国之崛起。然而，事与愿违。俄罗斯追求“海权”的急功近利，导致其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逐渐失势。显然，过度扩张的海权抑或适度守成的海权，成为制约和衡量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在海洋斗争中，海权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是危险的和狭隘的。一个成熟的海权体系应该在国际法（海洋法）的娴熟运用、海洋政治战略的合理定位以及海洋文化的真正弘扬等范畴上，得到彰显和表达。换句话说，国际法从国际规则和国际话语权层面保证海权的运行，海洋政治战略则彰显一国海权建设中的战略定位，而海洋文化是描述和表征一国海权观是否先进与合理的宏观范式或者社会符号。 历史上，儒家文明从来不崇尚对外侵略和扩张。因此，中国的海权自古以来便隐存着节制和守成的理念。即便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中，也没有利用强大的航海实力展开对外族的殖民和奴役。今天，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需要与时俱进的海权观。我们有使命来阐释海权的当代涵义，进而升华为维护海洋权益和强国战略的双重内涵。 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要正视海权问题，要与“朋友圈”中的各类主体打交道。至于如何打交道，恐怕很大程度上要由中国的自身实力所决定。在海权理论与实践体系不断成熟的今天，我们要善于总结和评估各国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规律，不可盲目上演过激的“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而要在壮大自身实力基础上，善于汲取历史经验。同时，中国的海权观要具可塑性和韧性。正如有学者坦言，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上，中国的“海权”是坚定的；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国际合作范畴上，中国的“海权”是协商的、包容性的。 总之，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不仅要善于踏波逐浪，自信地讲好中国的“海权故事”，而且要敢于构架海权叙事体系、叙事能力及叙事方式，以占据海权“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我们要善于变被动应对为主导预设，要重视在海洋权益博弈中积极预设话题、主导问题，而不是疲于应对。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交通海权战略法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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