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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古谚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吾辈自亦当自勉。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经验》一九三三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一九二六年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心底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华盖集续编·小杂感》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啊！造物主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呐喊·头发的故事》 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随感录四十一》一九一八年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华盖集·补白》 我独不了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 ──《为翻译辩护》一九三三年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谈所谓「大内档案」》一九二七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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