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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贵族并不是随心所欲和奢侈享受的代名词，也绝不是指暴发户，它指代的是一个民族中有责任感、荣誉感和进取心，同时具有独立与牺牲精神的精英阶层。在贵族的光辉外表之下，也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无奈。 现如今，许多中国的有钱人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去读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可以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的都是硬板床，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贵族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追逐奢华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西方的贵族精神首先是一种荣誉感。中国古代的皇亲国戚，天生就是贵族，还可以靠国家的财政养一辈子。而西方贵族的荣誉则是自己争取来的，贵族后代除嫡长子之外，绝大多数继承不了祖辈的爵位和财产，他们只能从事军职或者教职，最终靠自己的奋斗来获得财富和贵族头衔。即便是嫡长子也不能安享富贵，而是要随国王鞍前马后地征战，战死沙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因此，古代欧洲的贵族都具有强烈的荣誉感，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绝不会为生命而放弃荣誉，而且一旦自己的荣誉受到玷污，他们宁死也不愿屈辱地苟活。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责，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我的生命换来南方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又例如英国的威灵顿将军，他在滑铁卢同拿破仑进行决战时为了在第一时间得知战场形势，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多次劝他撤下去，可威灵顿岿然不动。参谋只好问他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牺牲精神可不只是说说而已，西方的贵族的确也是这么做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其死亡率为12.5%，但其中英国贵族的死亡率却高达20%，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更是高达45%。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阵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简单，拥有高度荣誉感的英国贵族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且都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服务公众义不容辞 另外，西方的贵族从来不因为自己高贵的地位而看不起平民，相反地，在他们看来，保护平民、甚至为他们去牺牲是贵族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利，虽然担负效忠义务，但他们并不惧怕作为最高领主的国王，他们怕的其实是衣食父母——也就是自己的臣民。欧洲的贵族与臣民之间，其实是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如若贵族没能尽到保护臣民利益的职责，那么臣民们就会出走，投奔遍布欧洲的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就随之衰落。而这也正是欧洲贵族尊重平民、勇于承担责任的根源所在。 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在今天的西方，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一到周末便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 可见，奢侈并非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用炫耀性地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并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如果有竞相攀比行为，那通常也是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 恪守规则为人为己 西方贵族认为，生活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与人相处时要讲原则、讲规则，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公平竞争精神就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比如决斗，双方按规则站在20米以内，用手枪互相射击，直到一个人倒地为止。这里的规则就很重要，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这个社会就变成流氓横行的社会，而充斥流氓的社会一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恪守规则的贵族精神可以阻止流氓社会的出现。 同样的道理，西方贵族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会遵循各种规则，破坏规则就是破坏道义和秩序，最终倒霉的不光是违规者自己，还有整个社会。 比如公元前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但身在英国的斯蒂芬捷足先登抢了王位。在欧洲大陆的亨利二世得知后，便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当士兵们开到了英伦三岛时，亨利二世发现由于事先没筹划好，钱花光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给对手斯蒂芬写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让斯蒂芬接济他一些，好把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按照中国的兵法，亨利二世这是犯了兵家大忌，正好可以一举消灭了他，但斯蒂芬没有这么做，而是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让他回去了。后来等亨利二世有钱了，又照样发动战争来争夺王位，这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是忘恩负义吧，可实际上是我们不理解人家的那种贵族精神——帮我是出于道义，并不能阻止我夺回本属于我的东西，这是两码事。 不滥杀战俘也是对规则的尊重。当一个士兵已经缴械投降，他就不再是战士了，这时还要杀掉这个手无寸铁的人，显然就是无赖了，决非贵族所为。在现代社会的战争中，不滥杀战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准则，成为《日内瓦公约》的一个重要法律条文了。 贵族精神不可磨灭 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贵族精神，本质上都是一种精英精神，其意义并不只在于贵族本身，而是它可以熏陶整个民族。 大家也许不会忘记，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下沉的游轮甲板上，人们往来穿梭，各自逃命，而乐队却仍在认真地演奏，一丝不苟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当他们面对着逃散的人群，奏完最后一个曲子——圣公会的赞美诗《秋天》的时候，面前已是一片汪洋……然而，他们却能保持贵族的精神互相道别——“诸位，今晚能与你们一起合奏，深感荣幸。”坦然地就像在音乐厅演出结束一样。 在整个泰坦尼克海难中，有1500人葬身大海，其中绝大部分是男人。他们中间有亿万富翁、资深报人、炮兵少校，也有著名工程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些“绅士”仍然恪守着“儿童优先，女士优先”的原则，把自己的生还机会让给那些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当人们劝说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上救生船时，老人断然拒绝道：“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船之前，我绝不会上。”在世界著名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留给太太的纸条上，人们看到这样一行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个畜生，会像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不正是欧洲贵族“光荣、自豪和威风堂堂属于那些救助妇孺、慷慨赴难的战士们”的信条吗？ 所以说，贵族精神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因为当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贵族精神时，这个民族就不会被流氓精神和暴发户精神所折磨，而是活的很快乐、很有尊严。 贵族和贵族特权是可以打倒的，但贵族精神却不可打倒，因为它是以自尊、低调、正直和维持游戏规则为特征的一种心灵原则，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食粮，它的消亡必然带来流氓精神的泛滥，在破落户和暴发户的此消彼长中，人们不再有信仰、不再有敬畏，没有了尊严与骄傲，也就完全失掉了心灵和道德的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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