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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3岁那年，我在城郊上高小。有一天，学校在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每个人交5分钱。前一天向母亲要时，母亲不给。那时候，5分钱是一个鸡蛋的价值。老师说，如果实在没钱，交一个鸡蛋也可以。母亲不给钱，我就准备偷一个鸡蛋去看场电影。结果母亲比我聪明，把家里的鸡蛋锁进柜子。早晨起来，母亲早早坐在鸡窝前纳鞋底，守着她那三只老母鸡，我再想偷也无处下手。没奈何只好背着书包去上学。 下午两点，学校整队出发。长长的队伍恰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便提前跑回家，抢过母亲手中的扫帚把大门外细细地扫了一遍，又淋了一桶水，洒湿地面。 我看见黑压压的队伍在一溜尘土中向我家逼进，便又一次摊开手掌，向母亲要那5分钱，脸上堆出可怜的笑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电影是《宋景诗》。看了电影回来要写作文。我的作文，一向是年级里的范文，我怎么能不看这场电影?再说，让班上的女生们知道我看不起这场电影，我还有什么面子?母亲口袋里绝对有钱。父亲当医生，每月有工资，但她这会儿和我较上劲了，就是不肯把手塞进口袋里。 队伍从我家门前过去了。老师问我，我说马上就赶上来。老师看我母亲时，她还笑嘻嘻地和老师打招呼。那意思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我让他追上去。可是，等老师和队伍都远去了，母亲的脸却又阴了下来，一扭身进了大门，不理我了。 在那个时代，在我那个年龄，非常清贫的精神生活中，一场电影绝非等闲小事。我跟在母亲身后，又一次摊开手掌说：“妈！你今天给我5分钱，我长大了给你50块钱！加100倍还你！” 母亲回过头来：“我不指望你那50块钱。” 母亲是个河南人。在陕西，河南人一律被称之为河南蛋，向来以蛮横刁顽不讲理，而让本地人鄙视。过去，在学校里，谁要是敢骂我一声“河南蛋”，我会上去拼命。就在那一刻，我真想冲着她也骂一声：“河南蛋！” 我跑了。那时候，我没有任何资格和母亲争长论短。我才13岁，才上六年级，我只会给家里打猪草，只会在厨房拉风箱，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就是说，我也只能往野地里跑，而不敢往城里跑。 正是初秋时节，半人高的玉米叶子抽打着我的脸，抽出一道道血痕。我跑到玉米地顶头，爬在一眼水井边哭了起来。我想，我会长大的，我长大了也一定会挣钱，我难道真的挣不来50元钱吗？那时候，我觉得人要长大，是一个很漫长很遥远的将来。 同学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我却爬在井台上想，我如果长大了，当我挣上50元钱，我该如何去报复自己的母亲。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发誓，我将来一定要自己拍一部电影。 19岁，我当兵两年，这之前，身子正发育时，碰上了低标准瓜菜代，就像一棵苗儿正拔节时突然断了水，个子没有蹿上来。1.67米的身高，成了三等残废。没有身高也就没有力气。甩手榴弹35米及格，胳膊甩肿也只能甩34米。看来吃军事这碗饭危险。这辈咋办呢？靠什么挣那理想中的50块钱呢？ 于是便有战友对我说，你脑子灵活，又会讲故事，你就凭你的脑子在世上混饭吃吧。 鸡有爪子，猪有大吻，我却有脑子。不妨试试看。因为除此别无选择。 那一年秋天，青海省文联办了个创作学习班，竟然让我混进去了。有一天是王吾增讲课，他会写散文，也会写小说，更会写电影剧本，他是那会儿在全国很叫响的一位作家，中午讲完课，大家便围定他问长问短，一下错过了吃饭的时间，王吾增便说，我今天请大家吃饭，粮票你们自己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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