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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1948年郭沫若批判沈从文开始写  搜狐文化：这本书为什么不选择从历史节点1949年开始？而是自沈从文去颐和园消夏写起，那是紧张时局下一个放松的片刻。 张新颖：其实，我也曾经打算从1949年开始写。1949年1月沈从文就精神失常，一开篇就写这个，太“烈”了，太刺眼。所以就往前提了半年，这样就有一个缓冲。 搜狐文化：为什么不是从1948年郭沫若对他的批判开始？那是开启他后半生灾难的转折点。 张新颖：我在书里稍微谈了一点，1948年，郭沫若批判他，沈从文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但对严重性的认识并不充分。1949年，北大学生以壁报的形式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些申讨的标语和壁报的打击比郭沫若的文章对他的打击还大。这意味着郭沫若的批判文章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以集体的形式。 搜狐文化：这本书中，写作者的情感很节制，比如写沈从文哥哥和弟弟遭难等细节。这些碎片式的细节，尽管你不渲染不评判，但给读者造成的感情冲撞很强烈。在写法上是刻意为之吗？ 张新颖：我就是用了一个很笨的写法，整个书的结构是按照年月日这样往前推的一个结构，把事情本身讲清楚。 搜狐文化：不掺杂自己的判断？ 张新颖：其实到处都有我的判断，你看着像没有判断一样。 张兆和并不完全理解沈从文但包容了他 搜狐文化：书中有好几处让人动容。比如，被下放五七干校临走之前，沈从文掏出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情书，说着说着就哭了。沈从文后半生和张兆和基本上是聚少离多，他们曾经创造了童话般的爱情故事。你如何看待1949年后他们的婚姻？沈从文临终前说“三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指向什么？ 张新颖：就当时而言，张兆和是一个正常的人，沈从文是一个和那个时候的常人不一样的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更多地理解沈从文，而变得不理解张兆和。张兆和对那个家庭而言特别重要。没有张兆和，那个家庭就完了，沈从文当然也完了。现在有人会说，“张兆和，你怎么那么进步？”不是张兆和那么“进步”，是那样的社会中，人普遍如此。沈从文例外罢了。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夫妻间有摩擦，很正常。现在人没有必要夸大这个。这种生活里的摩擦，由一个正常的角度看来，多是沈从文不对。比如说你不按时吃饭，不洗澡，几个月不理发，不正常睡觉，妻子叨唠你两句，不很正常吗？ 1950年以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有一个很强的意识——研究的东西要有用。有什么用呢？为社会生产服务。所以搞纺织生产的、拍戏拍电影的，还要别的行业的，要用到他的杂文物知识。他就为这些人服务。家里人不断。沈从文做这些事时是特别高兴的，但你家里人整天不断，家庭主妇在家里站都没地方站，有几句怨言太正常了。  搜狐文化：张兆和不容易。 张新颖：已经很了不起。能够容忍沈从文这样，我觉得很了不起。 搜狐文化：书中提到，沈从文为了搞文物研究，自己每个月掏钱给助手。他后半生的经济状况如何？ 张新颖：一直不怎么好吧。他是不存钱的，他们家是不存钱的，他有了钱就花。沈从文这一生挣的钱，仔细算算不算少，但他一直是钱不够花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开始编教科书，挣的钱就蛮多的了，那时候编教科书挣的比大学老师挣的还多。按照道理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沈从文家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宽裕的，可是不宽裕，他们家就是存不下来钱。随手帮了别人，或者买文物，买来的东西也常常送人，一辈子是那么个习惯。你想想，张兆和这个主妇容易吗？ 搜狐文化：张兆和极大地包容了他。或者说，他们的婚姻还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新颖：可以这样理解。张兆和对沈从文不一定特别理解，但是我觉得，“我不理解你，但还能够包容你”，比“我理解了你包容你”更了不起。后来张兆和那一段很有名的话，说“我不理解他，到最后才慢慢理解”。能这样说，我觉得真了不起。 他不选择跟国民党走没什么特别的  搜狐文化：沈从文后半生牵涉到很多人和事，比如和丁玲、郭沫若、范曾等人的纠葛恩怨。这也是很多读者想看到的，但这本书中并没有展开去写。为什么？ 张新颖：我有意识回避了一些，比如说读者可能很想看他和丁玲的关系、他和萧乾的关系。我不愿意把读者的视线拉到那些地方，那些可以演变成八卦的地方——尽管我知道沈从文跟萧乾的关系，如果要写，可以写一本书来。 搜狐文化：你在书中提到，1949年前后，深感被世界抛弃的沈从文，曾经写信、上门拜访丁玲。作为曾经的挚友，又是新政权下的风云人物，丁玲对他有没有拉一把的想法？ 张新颖：他跟丁玲的分歧，其实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之前，这两个人已经走得越来越开了。丁玲是一个新政权的文艺代表，不知道有没有拉一把的想法，即使丁玲想拉他一把，那个拉的方向也不一定是沈从文想要的。或许沈从文想让丁玲拉他一把的那个方向，和丁玲想拉他一把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搜狐文化：1949年7月16日，沈从文给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并说汪曾祺、张兆和等“进步”生活很愉快。他自己都被时局逼得发疯自杀，为何还有劝侄子北上的疯狂举动？ 张新颖：这个要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中间，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完了，但是下一代人还可以。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能接受的，没法完全适应新时代的，但是下一代人说不准还可以。比如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汪曾祺就怎么怎么的，他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不是那种“英雄”——不是说“我要反对你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 搜狐文化：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他原本有机会南下，跟着国民党走，但最终放弃了。为了给他的后代们创造一个新的教育生活环境么？ 张新颖：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完全因素。那时候不跟国民党走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当时国民党在知识分子眼里的形象，是糟糕到底了。 所以这个选择对沈从文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当时，国民党去北平“抢救”学者教授，飞机飞回南京时，傅斯年到南京机场迎接，看到一架飞机里面稀稀拉拉走下来那么几个人。在机场里，傅斯年眼泪就下来了，他知道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在知识分子里面确实是失去了。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夸大沈从文的选择。当时，朱光潜等等，他们对国民党确实太失望了。 无时无刻不着急手里的活儿  搜狐文化：在一般人印象中，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苦难知识分子形象，你笔下的沈从文，在险恶环境中“做着自由的体操”，无时无刻不着急着手里的活儿。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沈从文？ 张新颖：我们在理解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和时代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慢慢形成了一个阐释的模式——政治或者时代的强大压力，摧毁了一代或者几代人。这个阐释模式大体上来说是对的，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里面有一些个体特别不一样。大部分人顺从了时代的压力，或者说不得不屈服于时代的压力，所以当极少数人在时代的压力下做出事情就特别了不起，这个了不起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了不起，而是说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值得活下去。 如果人这个物种被政治、时代力量一摧残，就全部都摧毁了，那就证明人这个物种有问题，毁掉也就毁了。所以正是有那种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在其他领域也有）的坚持，才证明我们人这个种类还有一点点可以值得珍惜，还有可以活下去的价值，否则这个物种就没有价值了。 搜狐文化：你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时代”“政治”的外力对个体命运的强力式作用，而是沿着个体生命内在的运作去阐述一种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这样一种阐释，会不会稀释当下反思文革对个体的戕害这一未完成的历史话题？ 张新颖：张新颖：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我写沈从文在时代的压力下“活过来了”，这样说好像会让人以为是说人没有被残酷的时代摧毁，人没有被摧毁，能不能反过来说“文革”这种严酷的时代，带给人的压力不够大，从而稀释了当下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明确地说，不是的。“文革”确实是摧毁性的，从整体上来说是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包括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那种血腥，那种暴力，用任何极端的词汇来说，我都觉得不过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有极个别的人从摧毁里面活过来。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就证明人这个物种的能力不行。 你刚才提的问题里面特别好，你注意到了沈从文的“着急”，我在写1948年的时候，就说到他一说到文物就很着急。他这个很着急的心态持续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是很着急，中间碰到事情也是很着急，很着急要做那些事。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为什么很着急？因为他有要做的事儿，要做的事儿是他自己要做的事儿，而不是别人或者外面世界安排给他。我们为什么会跟着潮流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要做的事”。 搜狐文化：一种生命的自主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张新颖：对。 搜狐文化：对于一个不是特别了解沈从文的人，读了这本书，可能会感叹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每当外力逼得无路可走了，他自己又能发现另一条生命之路。这样一个沈从文让人感觉非常可爱，又很了不起。 张新颖 对。我觉得你的这一感觉特别准，我就是要写出这一面，否则的话，就会重复以前的认识：沈从文多么受苦，受多么大的灾难。而且我可以把这个情绪渲染到很高，激起读者的共鸣更强烈，但是这就是增加了一个受难者的例子，这个当然也有价值，但是这个不是我主要要做的事儿。我就是要写出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还可以做事，忍受屈辱地做事，他沈从文是那样的人。 搜狐文化：自1950年代开始，“改造”、“新生”、“再生”的意识萦绕在知识界挥之不去。一部分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创作生命，拒绝改造；一部分人迎合时代需要通过“自我改造”获得了“新生”。在您这本书里，沈从文的“再生”之路有什么特色？ 张新颖：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东西。在那种新的环境下，他不写完蛋了，他写也完蛋了。因为你写你要顺从，按照要求来写，写出来的是工具性的东西，完蛋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不写，作家的生命也完蛋了。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要么屈服于这个时代的压力，要么我沉默地跟这个时代对抗。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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