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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殷本记》记载，殷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氏部落的女子，帝喾高辛氏的次妃。在她洗浴的时候，见到玄鸟坠下一枚蛋，简狄就把这枚鸟蛋吞了下去，因此怀孕并生下了契。契，也就是阏伯，是传说中商的始祖。所以《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阏伯的六世孙王亥发明了牛车。用牛驾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贸易，从此，从事物品交换的活动被称为商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便被称为商人，所以，这里又是商业的发源地。阏伯后传十四世而至商汤，商汤灭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商。可以说，商族是在这里起源，并逐步走向繁荣的。商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商的发祥地。 早在四千年前，帝喾高辛氏之子阏伯，又名契，就封在商丘，任唐尧之火正，其后又任舜之司徒。据《左传》记载：“昔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辰星又名商星、火星、宋星、心星和荧惑，为二十八宿之一。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 氏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就是商的始祖。至今我国北方还有吃红鸡蛋的风俗，就是源于子阏伯。 商甲骨文的意思是子姓生活在冈上就是“商”。上古时，商丘一带地势并不象现在这么平坦，有一座座土丘。人们为了防止洪水猛兽的侵袭，多生活在丘上。所以，商部落所居住的高地，就被称为“商丘”。更确切地说，商丘古城西南三华里处的阏伯台就是商部落始祖阏伯的居住地。阏伯任火正时，曾在台上观星纪时，掌握四时变化，指导农牧业生产。古时的“丘”字有两个含义：一是居住地，一个指坟墓。阏伯不仅在台上居住观星纪时，而且死后又葬在这里。所以，后人称此台为“商丘”。唐代《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阏伯台就是商丘。三千年前，阏伯台座落在宋国睢阳城内。当时睢阳城的地面距今地面约13米，也就是说，三千年前阏伯台要比现在高13米。为什么阏伯台被埋掉13米，这是黄河流经商丘700余年，多次决口泛滥的结果。 “商人”这一名词也是源于商丘。阏伯死后，他的孙子相土继承他的事业任火正。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开始驯马；他的六世孙王亥 又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这便是《管子·轻重戊》中“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皂”，是喂马牛用的槽；“牢”，是养马牛的圈。也就是说，他们这时已开始驯服马牛供人使役，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很快就强大起来了。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 就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称他们为“商人”。“商人”这一名词便源于这里，一直沿袭至今。 王亥作为商先公之一，不仅有众多的文献记载，而且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通过卜辞研究，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文献《世本》、《楚辞?天问》、《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实系一人”。从而证明了王亥是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确实无疑。同时，王亥又是“祭祀之最隆重者”。据统计，甲骨文中祭祀王亥的卜辞，仅《殷墟卜辞综述》所收就达96条之多，祭祀时用牲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不等。而且，在卜辞中多提到“高祖亥”、“高祖王亥”，在甲骨文中被称高祖的共有三人，其一为高祖夔，即高辛氏帝喾；其二为高祖王亥；其三为高祖乙，即商汤。帝喾为五帝之一，商汤则为灭夏后商代的第一位君王，能与此二人并列为高祖，足见王亥在商人的心目中地位。 王亥作为商部族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之所以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除了其作为先公的地位以外，还在于他为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正如王国维所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 那么，王亥是以什么“制作”而成为圣人，成为尊崇、隆祀的对象，受到后人的崇拜？ 根据前人的研究，王亥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亥作服牛”，从而成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关于王亥服牛的记载，如《世本》：“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里所谓的服牛，即放牧、驯服之意。文献记载，商族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落。《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记载与此同。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商族的多次迁徙，说明其统治中心的游移不定。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与商族畜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王亥驯化牛，并发明牛车，是相土发明马车的继续和发展，是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的迁徙的需要，它的发明，使人们由此掌握了畜养和役使畜力的方法，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标志。以至在商立国以后，畜牧业成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畜牧品种六畜齐全，并设立有专门的牧场和专门主管畜牧业的官员。考古发现的商代大量的祭祀用牲，以及甲骨文中大量用牲的记载正反映了商代畜牧业发达的情况。而所有这些，正与先商时期重视畜牧生产，“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 等是一脉相承的。 王亥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周书·洒诰》所言的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妹土人即商族人。以王亥始贾为代表的商业行为，成为中国商业的肇始；王亥也因此获得“商祖”的美誉。关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迹，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正是因为牛车的发明和对牛的驯化，为先商时期的先民远途跋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条件。王亥作为商族的先王，亲自赶着牛群，到河北的有易部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不幸被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所杀。通过这一件事情本身可以看出，当时商业贸易已经兴起，而王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于商之先王亥的居地，有学者根据先商在王亥时期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也就是到有易氏部落从事商业活动的史实，证明王亥居有易，也即今河北易县。然而，同样以上述《山海经》和《竹书纪年》的史料分析，说王亥“托”于有易或“宾”于有易，说明王亥原来并非是居有易，而是王亥从事商业活动，暂居或客居于此。王国维考证在今河北易水流域，认为商人在王亥、王恒之世，“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王亥服牛经商的过程，也是商族势力不断扩张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挫折。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进一步列举《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和《旅》上九多辞“丧牛于易”的两段记载，认为仍是指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有易国君之所以杀死王亥，并不是仅仅因为王亥善于经商，或者是为了夺取大批量的帛或牛群，而是族落之间的冲突。最终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假师于河伯，灭掉了有易氏部落，杀死了绵臣，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这一条史料本身也就成为商族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易水流域的重要史证。 既然王亥不居于有易，那么又居于何处呢？我认为王亥居商丘是可信的。《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赐姓子氏”。《尚书序》孔颖达疏中又说：“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据王国维《观堂林集》卷十二《说自契至成汤八迁》考证，这八次迁徙的顺序是：契最早封于商，契从商迁蕃，是为一迁；昭明迁于砥石，是为二迁；昭明又迁于商，是为三迁；相土徙东都，是为四迁；相土复归商，是为五迁；上甲微迁于殷，是为六迁；上甲微复归于商，是为七迁；汤始居亳，是为八迁。上述的商地，即今河南商丘，古称睢阳。蕃在山东滕县；砥石在河北隆尧与宁晋之间；东都在山东泰山下，殷在河南安阳漳河流域一带。亳，即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南，也就是《括地志》所云：“梁国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从契至汤的十四世依次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天乙（成汤）。在相土复归商至上甲微迁于殷之间，没有迁都的记载，只是提到王亥曾“宾于有易”，说明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期间，仍在商丘。而且，先商民族虽然经历了八次迁徙，但其中的四次都与商丘有关，均为复归于商丘，说明商丘为商族先公先王的主要经营地，其大部分是间是在商丘一带活动的。 从“亥”字谈商族起源与图腾 我们在查找有关商王亥的资料时，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高祖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萑，萑亦即鸟，或从又持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之说相合。无独有偶。甲骨文中高祖夔的“夔”在甲骨文中作 字，亦作鸟形。王国维认为夔即是帝喾，（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61年。）郭沫若从其说，并在《殷契粹编》1中认为夔即是殷之始祖宗。当然也有人持异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夔是商的祖先。帝喾是契的父亲，据载刚生出母胎，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俊”（同俊）俊在甲骨文中写作一个鸟关兽身的形状。关于帝俊本人的故事，主要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帝俊与五彩鸟交友的故事。袁珂先生从帝俊的象形认为他是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就是一个长着鸟的头，头上有两只角，猕猴的身子，脚只有一只，手里常拿了一只拐杖，弓着背，一拐一拐地走路的奇怪动物，这就是他们的始祖神了”。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商族先王的三个高祖中，其中的高祖亥、高祖夔在卜辞中均与鸟有关。 甲骨文中的夔字作鸟形，以及亥字从鸟从隹，表明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史实，这样就很自然地将王亥与商族的图腾联系在一起。 关于“玄鸟生商”的始祖创生神话由来已久，习见于我国的文献典籍。 《诗经 商颂 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传：“玄鸟， 鳦也，一名燕，音乙。”“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诗经 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 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佚女何嘉。”王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其遗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吕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王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为北音。” 《史记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上述文献记载不尽相同，故事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简到繁，逐步演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玄鸟生商”的主题。也就是说，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创生神话作为发自人类最底层的文化史现象，与图腾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图腾观念中，图腾生育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图腾生育信仰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感生信仰，如“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竹书纪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三皇本纪》）其二为吞食图腾物，诸葛亮如吞食鸟卵或植物果实等。以上关于玄鸟生商人的神话，实际上表明了远古时期卵生图腾的信仰。玄鸟也就成了商最初的氏族祖先，是氏族的庇护者。 商族以鸟为图腾，不仅有“玄鸟生商”的故事以及甲骨卜辞可以为证，而且在商代青铜中也能找到遗痕。青铜纹饰中，鸟纹的大量出现，是商族图腾崇拜的遗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清古鉴》中还著录有一件青铜器“玄鸟妇壶”，铭文“玄鸟妇”三个字合书。于省吾先生考证为商代遗物，更进一步证明了商人以鸟为图腾的史实。《历史研究》1959年11期）也说明玄鸟图腾感生神话在商代早已流行。 事实上，以鸟为图腾并非商族所仅有。尤其是在古代东方，从山东到辽宁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环渤海东北而形成的国家，史称为燕，即奉燕子为神明，因此，石兴邦先生曾指出：“鸟是东方的象征”，“形纹样是东方文化教育的特点。”（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既然鸟是东方的象征，那么，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什么关系呢？商族与夏、周图腾有别，说明其文化的传承不同。商文化与夏、周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传承。《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且鸟 鸠 氏司马也，尸鸟 鸠 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这里的少皞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少皞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说明这些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名或氏族酋长名称，意味着少皞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族，而少皞则是属于东夷族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方的鸟图腾文化有关，并非无据。商族以玄鸟为为其部族的图腾，而少昊部落中恰恰就有“玄鸟类氏”，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商人原本出自少昊部落的重要证据。正由于商族原本出自少昊部落，故商族之始祖契又称“少昊契。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孟世凯先生更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基于商族与东夷少昊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豫东、鲁西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早在1936年李景聃等便在豫东开展工作，从而揭开探索先商文化的序幕。1976年到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东组织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永城王油坊和黑堌堆等遗址，标志着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了阶段。尤其是1988年以来，对夏邑清凉寺、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豫东古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层堆积，而且靠近西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越往东部，则岳石文化因素越浓厚。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组织考古队，再赴豫东探索先商文化，并提出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认为的商族起源于东夷，便找到了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证实。 毫无疑问，先商文化应到商先公活动的地域内寻找。从上所述，商族是一个习惯于迁徙的民族，包括商高祖王亥在内的十四位先公先王，在先后八迁的过程中，有四次与商丘有关。再加上“玄鸟生商”的神话与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如出一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商丘又处于东夷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者说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丘自然成为人们探寻先商文化的焦点地区。田昌五先生曾考证商先公的活动范围，“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商汤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濮阳、菏泽、商丘地区。”（田昌五：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先商时期，地位豫东的商丘地区，既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又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岳石文化在杞县以东有广泛分布，是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夷夏商文化在商丘地区的交汇，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尤其是先商文化与东夷族文化的融合，使商族能够奋力崛起，并在夏末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最终成汤完成灭夏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商族商业贸易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诞生一批以王亥为代表的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例来看，当时还处于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始的贸易形态，是赶着牛羊与有易氏部落进行交换，只是到了商立国以后，随着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等迅速的发展，真正货币——贝币出现，大大拓展了商业贸易的范围，从而使商代的商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是什么遮掩了王亥的光环 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方面创造了领先世界各国的灿烂的文明，一方面又因为时间跨度太长，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认知程度。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里，人们的价值取向单一，普通百姓的世界观更为偏差。而传承历史和文化的文人大多偏颇和清高，他们受历史原因和阶级原因的局限，羞于谈钱、谈利，对商品经济有着本能的抵触。他们倾向于对精神领域的执着追求，过分地排斥物欲的诱惑。 在130卷《史记》中，司马迁将《货殖列传》（货殖即经商）排在第129位，后面仅有一篇类乎跋语的《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已将商人列为最后，可见其轻商的思路。清代赵冀《陔馀从考·九儒十丐》：“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商”连列名的份儿都没有。《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是国之石民。可这四根柱石中，“商”依然是列在最后。“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十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白居易）“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古代当权者或是囿于对商业贸易的认识有限，或是力保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亦或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对封建社会的侵蚀和解体作用，因此，无不重唱“重农轻商”的老调，处心积虑地将农、工、商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使起源很早的我国商品经济走上了一条十步九折的艰辛之路，甚至有人误借王亥的死因，消损王亥的光辉。 市肆中的商人则称为“市贾”。《左传·昭公十三年》：“同恶相求，如市贾焉。”对商人的厌恶溢于言表。在南宋，商贾又叫“市井”、“市井人”。南宋鲍照《行乐至城东桥》：“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也是将商贾视为蝇营狗苟、寸利必争之人。而小商贩则又低一等，叫“市井徒”。唐代李密《淮阳感旧》：“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笑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虽不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褒扬，也仍然流露出对“市井徒”和“刀笑吏”的轻视。“市侩”原为对中间商的称呼，后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人特称。如清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七回：“你想市侩入官场，那里懂得许多。” 最能体现“轻商”传统的是一组与“末”字相连的别称。 “末”者，不重要，非根本，在最后之谓也。旧时，工商业被称为“末业”、“末生”。“末业”汉代以后多指商业。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意为穷人要脱贫致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正如从事刺绣的不如开店卖绣品一样。这就是说所谓末业即经商，是贫民借以求富的途径。《管子·重令》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似乎一发展工商业必然导致民众的贫困，这种观点暗含着“无商不奸”的片面。基于此类观念，从事工商业而获得利益叫做“末利”，经营商业而致富又叫“末富”。《史记·货殖列传》又说：“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与“奸富”即发昧心财相比，“末富”还远远算不得“末路”矣！ 正因为重农而轻商，旧时有一个常用的重要称谓叫“贵本”，即重视根本的、重要的东西，亦特指重视农业。《荀子·礼论》：“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谓之大隆。”意为重视根本是讲形式，重视实用是正名分，二者的统一才是美好与兴盛。《韩非子·诡伎》：“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汉代王符也说：“凡士之学，贵本贱末。人大不华，君子务实。”《抱扑子·博喻》：“故识远者贵本，见近者务末。”《晋书·付玄传》：“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总而言之，封建社会历代无不认为重农才算抓住了根本，而重视了工商业，便成了“贵末”，正如苏东坡解释的：“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不患寡患不均，经商富得快，制造了大量“不均”，自然受到抨击而沦为“末业”。 正因为以农为本，所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又被称为“重民”。《管子·七法》：“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严知章注：“重民，谓务农者。”管子认为：那些游手好闲者流聚首一堂，而从事生产的农民四处逃散，土地就没人去开垦了。 综上所述，古代的重农轻商，从别称一端已分明可见。“民以食为天”，一般说来，在黄土里刨食当然不如跑买卖来钱快，因此，“重农”也不无重农的道理。但古人也并非不分场合、时代而一味地重农轻商，历朝历代也不乏有识之士，对商业和商人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四民”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多有论述，真之灼见，时时可见。如宋代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说：“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同是一等齐民。”宋代陈亮说：“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陈亮集》卷一二）故此，厚此薄彼并无道理。 问题在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由此看来，所谓“贵本”大多“贵”在理性思考上，法令规章上，典籍制度上，但作为“本”中之“本”的农民，却世世代代终于无法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这一铁的事实不能说不是对“贵本”理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总之，中国历史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是主流，长时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冲淡了商业的功绩，也影响了王亥的光辉形象。 历史的滔滔长河中，多少岁月沉没下去，浸透了血的痛苦，积淀着爱的欢欣。商丘作为商人、商业和商文化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为民族、为社会的融合与发展哺育了众多的英雄豪杰，王亥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其中一个。正是他们不凡的理想抱负，积聚久远的意志和诚恳，才凝聚成古城商丘刚柔相济、兼容并蓄的气度。而今繁华忆旧梦，穿过时空的隧道，我们似乎还能听到吱呀呀的牛车声辗过亘古的荒原。在昔日辉煌的一抹余晖里，在枯荣交替的岁月年轮中，那湮没于历史的记忆，重又被我们拾起，拂去岁月的风尘，永远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有一天古人远去，有一天繁华落尽，远古征尘的号角、商人经商的牛车声似乎还在这高楼大厦间徘徊萦绕！
阏伯台：千年火光显神韵 阏伯台又称火神台或火星台，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天文台，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远 离城市的喧嚣，它以其独有的不可小 觑的尊荣和一种让人流连盘桓的亲和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让人们在穿越时空隧道、静心聆听天籁之音的同时，更深深地感受到了古圣先贤锲而不舍的追求。它像一张耀眼的历史名片，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深入地继续寻找过去的痕迹。人们从中获得的那种喜悦的神秘，那种莫名的感动，有着无法诉说的满足和微醺的悠长。 在广漠的宇宙时空中，今朝和远古都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的社会载体。因此，人对历史应该时时去握手，去交谈，去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将其惊心动魄的动态美逐步融入我们的血脉，融入我们的灵魂。这样，人活着才不至于那么浅薄和单调，才会显示出作为人的丰富性和深邃性，才显示出人的生命意义的永远。 走出市井的喧闹，千百年来，阏伯台始终在城市的另一端用它独特的哲学眼神，审视世间花开花落，笑看世间云起云消，旁观着脚下这座城市的衰落、发展与复兴。晨钟的悠远，暮鼓的震撼是它千百年来孕育生命的律动，是它千百年来藏在心灵的低吟。 阏伯台亦称火星台、火神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南角1.5公里处，是中国最早的观星台。传说帝喾王代高阳氏为天子后，封他的儿子阏伯在商丘管理火神，称为火正。阏伯死后筑台葬之，因阏伯管火有功，后人尊其为火神，便在台上建阏伯庙，后称火神庙，此台即称火神台。阏伯在商，主辰星之祀。其后许多朝代也在这里研究天文，观察火星（即商星）行径。阏伯台为圆形，夯土筑成，台高35米，台基周长270米，庙毁于金代。元大德年间（1297~1307）进行复建，在台上建大殿、拜厅、钟鼓楼、东西禅门，台前建山门、戏楼。殿宇飞檐走兽，金碧辉煌，为典型的民族建筑风格。 阏伯，又为轩辕皇帝的四世孙，曾辅佐大禹治水，任司徒，管教化，因功封于商，赐为“子”姓，就是儿子的“子”。《史记》中有记载，说他母亲简狄因吃了玄鸟蛋（就是燕子蛋）而生下阏伯，所以赐为“子”姓。至今在我们商丘还有个风俗，谁家生了孩子就送鸡蛋表示祝贺，并将鸡蛋染红分给孩子们吃。因为咱们中华民族有个很美好的传说，谁能吃了玄鸟蛋，就能生下一个有作为的儿子。吃红鸡蛋就源于阏伯。《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说的就是玄鸟生商。阏伯就是商的始祖。 阏伯台共有42个台阶。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42个台阶分为6个7级，6是吉祥数字，即六六大顺。台阶由薄到厚，步步登高。由此可见古人在建此台时的独具匠心。 台的两边有两个阁楼，东边的是钟楼，西边的是鼓楼，也就是所谓的“晨钟暮鼓”，台的中间是拜殿，拜殿之后是大殿，大殿东西两侧各有一耳房，钟鼓楼后面有东、西禅门，整个建筑小巧而又别致。农历正月初七是阏伯的生日，这天，豫鲁苏皖4省交界处周边数百里的群众来此朝拜，形成了一个特大的庙会。前人的智慧无法估量，尤其是重重垒土之下一层层的文化积淀，更使我们意犹未尽、兴趣盎然。阏伯台本身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史书，每一页都激荡着千年的足音，每个字都浓缩着岁月的精华。 千年火光显神韵 大凡名胜古迹，无不浸润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无论岁月怎样把昔日的繁华鼎盛一点点消磨殆尽，抑或是战火的洗礼早已使前朝楼阁只剩下荒台废基，可我们总还是能从如烟的往事中，寻觅到先人的屐痕，说不定还会听到从这砖隙瓦缝里传出的一些令人心旌摇荡的故事。 相传在原始社会时期，继颛顼帝以后，帝喾为商地的部落联盟酋长。帝喾看到商地人民没有火，就让自己的儿子阏伯到这里任火政。阏伯尽职尽责，辛辛苦苦地为保存火种做了许多事情。他死后，人们就在他保存火种的土台上修了火神庙（或称阏伯祠），后来通称为火神台。 阏伯是火政，阏伯又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中国盗火英雄。流传在商丘的另一则传说是这样讲的：阏伯原来是天上的火神，因偷着向人间投放火种而违犯了天规，天帝要把他贬到凡间为民。阏伯将要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又偷偷地将火种藏在身上，带到了人间。时隔不久，阏伯盗火的事被天帝知道了，于是，天帝发了一场大水，要淹没人间的火种，惩罚阏伯。地上的洪水像猛兽一样，吓得人们四处逃散。阏伯为了保存火种，筑起了高台，搭起了遮雨水的棚子，独自一人留在高台上看守火种。洪水退后，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的时候，高台上的火种还燃烧着，阏伯却饿死在了火种旁。这个神话中的阏伯可以称得上是东方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英雄。 据《左传》记载，阏伯与他的弟弟实沈二人不和，日寻干戈，帝后不藏，唐硣对他们有意见，就把阏伯封在商丘，主辰，祭商星；将实沈封于大夏，主参，祭参星。天上参、商两颗星此出彼落，从不相见，所以，杜甫、高适、侯方域等文人中所提到的“参商不相见”的典故便源于此。 赵匡胤从信阳去北方投奔郭威途经睢阳时，曾来过阏伯台并喝醉了酒，在这里睡了一觉。商丘主火，赵匡胤因发迹于商丘，所以，为火德皇帝。不过，赵匡胤当年过往的阏伯庙已经不见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建筑，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比北京故宫还要早。 古时所说的商丘不是指城池，这个台就叫“商丘”。天上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中有颗商星，商星又叫火星、心星、荧惑、宋星，因为这里对应商星，故名“商”。古时将居住地和坟墓称丘。阏伯曾在这上面居住，死后又葬在这里。为纪念阏伯故名商丘。这就是《商丘县志》上所说的“阏伯之墟即商丘”。 阏伯台与“殷”、“商” 法国杰出的雕塑家罗丹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历史也是这样，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秘密。我们的确无法放弃对历史事实的追溯、感悟与诠释，并由此倾听、辨识、破译并确认那些由许多事实所生发出的分歧与杂乱，从而揭示出历史的内在意义和对现实的深远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了解历史之前的历史和历史之后的历史。 远者若近，古者若今。到了阏伯的十三世孙商汤时，商部落更加强大，已经具备了灭夏的能力，历经十一战而灭夏，建都亳，改商为殷。所以，商就是殷，殷就是商。在亳共传六世十帝，由商汤的五世孙仲丁迁至嚣，即今郑州；仲丁之弟河澶甲迁相，今内黄县城东南；商汤的六世孙祖乙迁刑，今温县县城东；商汤的八世孙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商汤的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后又迁回了商丘。关于盘庚迁往商丘的记载，《史记》、《竹书纪年》和《尚书》里都是一致的。是谁迁往安阳小屯的呢？据《史记》和《竹书纪年》里记载，是商汤的十三世孙武乙。商汤的十五世孙帝乙，就是纣王的父亲，在朝歌建陪都。 武王伐纣灭殷，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殷。武王死后，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旦平定叛乱，杀了武庚，由周成王封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启于商丘，为宋国国公。微子启、微仲衍和帝辛（即纣王），他们3人是同胞兄弟，因为其母在生纣王两个哥哥时，还不是皇后，身份低贱，所以两个哥哥时庶出，而纣王成了嫡出。 微子启在宋国很有政绩，颇受宋国人的爱戴。死后葬在了商丘青冈寺，因其长子死得早，传位其弟微仲衍。衍就是孔老夫子的十四嫡祖。孔老夫子的六世祖叫孔父嘉，任宋国大司马。他的妻子很美，太宰华督为了霸占他的妻子，设计杀掉了孔父嘉。他的儿子木金父避难而奔鲁。当然，孔老夫子是生在鲁国，乃鲁国人。但他却知道他的老祖宗是商丘人，并且他是帝王之后，为此，他感到非常荣耀，所以，他自豪地说：“丘者，殷人也。”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不是随便就能抹去的，时空的距离也并不能使它沉默、褪色、黯淡。相反，这些记忆所蕴含的真谛是如此活跃，如此牢固，如此弥足珍贵。 阏伯已成为永恒的存在。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钻木取火：承载历史之重 火，是光明的使者，是文明的象征。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漫漫长夜，它给人类带来光明；严寒冬日，它使人类得到温暖。同时，人工取火的发明和使用也使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逐步跨入刀耕火种的文明时代，它不仅让人类领略到了熟食的美味，而且使人们烧制陶器、冶炼金属、制作更精细的工具和武器成为可能。恩格斯对人工取火的评价极高，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 不知到底是神奇的故事成就了这方神圣的土地，还是这方神奇的土地演绎了一则亦真亦幻的传说。但是，一座雄伟壮观的燧人氏陵园却在商丘古城东南1.5公里处真实地存在着，并且大量史料也证明，首次发明钻木取火的就是燧人氏，取火地点就在商丘。 燧人氏之“智慧之火” 商丘古城东南1.5公里处有一座雄伟壮观的陵园，它是远古时期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陵园，又名隧皇陵。踏着初夏的余晖，当记者走出喧哗的闹市，走进陵园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已不再仅仅是松柏的沧桑、遗迹的悠久，更多的则是先人的睿智和创造，是他们的勇于探索和不断开拓在逐步推进着历史，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当集体智慧的结晶找不到一个载体去承担的时候，往往就有很多传说中的人物丰富着人们的想象空间，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就是其中之一。钻木取火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那时，这片土地还不叫商丘，因为生长着一种燧木的缘故而称之为燧明国。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就居住在这里。《太平御览》记载：“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其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圣人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总是能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抽出本质来，发现别人忽略的东西。鸟栖于树，以喙啄木而火星隐现，因此点燃了燧人氏的智慧之火。他把燧木枝折下来钻木取火，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这一简单的行动竟然让人类的文明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掌握了火的原始人类焚林而猎，烤生为熟，从而使人类最终同动物区别开来。 在远古时代，究竟有没有这种燧木，恐怕也是无可考证的。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木头都能钻出火来。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有人曾经对此提出了质疑，而且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真的拿来一块木头钻了起来。其实，否定和怀疑钻木取火的人，不知道个中有很多讲究，并非随便拿根木头钻起来就可以出火了。古人四季采用不同的木材钻木取火，春天取榆，称柳之火；夏天取棗，称杏之火；秋天取柞，称楢之火；冬天取槐，称檀之火。换季新取的火叫“新火”，前季的火叫“旧火”，这只是中原的情况。世界各地原始的取火用材和技术，千姿百态，这是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实在不是随便哪一个人用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就能够得到答案的。关于燧人氏取火的故事，商丘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远古时，商丘一带是一片森林。在森林中居住的燧人氏，经常捕食野兽，当击打野兽的石块与山石相碰时往往产生火花。燧人氏从这里受到启发，就以石击石，用产生的火花引燃火绒，生出火来。这种取火法在30年前的商丘农村还有人在使用。当时，有一位圣人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就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人们，人类从此学会了人工取火，用火烤制食物、照明、取暖、冶炼等，人类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称这位圣人为燧人氏，奉他为“三皇之首”。《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由于此时禽兽多而人少，于是，原始人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这时的首领被称为有巢氏。之后，原始人发明钻燧取火，这时的首领称为燧人氏。 钻木取火改变历史 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传说固然夹杂着后代人的生活内容，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但它依然反映着朴素的远古人类生活的史实背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1986年9月来到商丘，他在谈到燧人氏时说：“远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靠口传。尽管是传说，但在某种意义上讲，神话传说比真实的东西更有趣味性。” 所谓神话，就是指人类对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解放自身能力的想象。我们姑且把钻木取火的故事也看成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它所带来的结果却表明，这个创造性的发明确实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有了火，人类不再茹毛饮血，而是烧烤熟食，既减少了肠胃疾病，充分吸收营养物质，又拓宽了食物来源，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同时，还促进了人类体质和大脑的发展。有了火，人类才能长期穴居，抵抗猛兽的侵袭。冬天，火给人类带来温暖；夏天，火使洞中变得干燥；漫漫长夜里，火则给人类带来光明。火不仅仅是生活手段，也是有效的狩猎手段，用火来围猎猛兽，危险性减少，成功机会增多。因此，火的使用，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文化领域内的第一次革命，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贡献，传说中的燧人氏，也就毫无疑问地被人们尊为“火祖”。 火祖后人将火光大 千百年来，受惠于火祖的后人们对火祖是那样的崇敬，世世代代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情结，火祖的故乡也因此成了这种情结的象征。为满足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政府部门已经对燧人氏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并于去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华夏文明之火”商丘采集仪式前夕，花巨资建成火文化广场。在燧人氏曾经钻木取火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标志人类发展进程的里程碑，以作永远的纪念，供后人瞻仰，并开发其旅游价值和文化价值。1992年5月，中国友好观光年“黄河之旅”首游式取火种仪式在商丘燧皇陵隆重举行，在此取的火种被称为“圣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华第一火种”。1992年9月，河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商丘采集火种，从燧皇陵采集的火种点燃了省运会的火炬。中央领导李德生、伍修权分别题词：“中华第一火种”、“华夏第一火种”。2003年12月19日，首届“信用河南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阏伯台隆重举行。2005年7月15日，全国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在商丘火文化广场采集。 中国民俗学学会会员、河南省知名作家刘秀森老师对商丘火文化颇有研究。他说，远古时期的燧人氏在我们商丘这片土地上首次钻木取火，这表明了我们的祖先追求光明、勇于创造的精神。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火文化精神，除了更多地宣传商丘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外，还要培养我们的自豪感，把这种智慧和创造融入学习、融入生活、促进工作。刘秀森老师说，火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对于正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商丘来说，更需要宣传我们的品牌。没有品牌就没有典型，没有典型就没有水平。对于一个自然景观并不十分丰富的商丘来讲，要想通过发展旅游更多地、更好地宣传自己，只有通过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吸引游客。从此种意义上讲，火文化在商丘文化中又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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