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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造反很可怕
 （洪秀全到广州考了四次院试，可次次落榜，走投无路之际，只好造反） 中国的民间向来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谚。在有些地区，通常也被写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必须申明的一点是，这里的“秀才”两字，不特指那些获得了秀才功名的人，而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泛指。 对于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通常的解释是说古代的读书人因为在书斋里刻苦读书而把身子搞垮了，经年累月下来，大部分都变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 还有一种解读是说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消化不良，而把自己读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书本主义者”，因此尽管胸有块垒，满脑子的想法，但多半属于不切实际的臆想，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一旦和社会真刀真枪地接触，便处处碰壁，流入纸上谈兵的赵括一类。 应当说，以上列举的这两种解释虽有都有些道理，且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但究其实是对这句中国俗谚的误读。 实际上，若要正确领会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文化内涵，需要从中国历史尤其是隋唐以后的历史认真爬梳才可以摸到门径。 其实，“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句，并非是对寒灯苦读的读书人的一种讽刺挖苦，而是对于隋唐已降产生了科举制后中国社会实现了超稳定结构的准确描述。这句俗谚的真实内涵是说：自从中国的统治者为读书的读书人设计出了一条通过科举加入到统治阶层的阳光大道之后，读书人就再也没有必要重蹈陈胜、吴广、张角们的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夺取政权的造反之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和造反比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通过和平而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科层的上升，显然更其稳妥，成本相对更小。 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解读就是，暴力造反之路固然可以和汉高祖刘邦一样，预期收益大至整个天下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家产”，但与此同时，其风险亦大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要面临折戟沉沙，赔上自己的小命乃至整个家族的人命的程度。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尤其是理性的读书人，非到万不得已，少有人揭竿而起，直接叫板当朝的统治者。 但话虽如此，在科举制这条渠道建立之前，统治阶层的新陈代谢主要藉靠“生殖器”来进行的时候，造反的潜在危机实际上一直是像地下的岩浆一样暗流涌动的。尤其是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相对而言对现政权更有其独特的威慑力。这个阶层的人士有文化，有理论，有思想，有号召力，一旦作乱，振臂一呼，天下便会影从而动。 统治阶层中的聪明者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发明出来科举制这个收拢读书人人心的妙法，对那些潜在的造反倡导者和领导者进行心理“去势”。其制度设计的用意是昭然若揭的，你读书人不是羡慕“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吗？那你就来参加考试吧！只要你头脑够聪明，读书够用功，在经历过“十年寒窗苦”之后，保不齐你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此由“人下人”摇身一变而为“人上人”。试想，当这样的一条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通往庙堂之上的大道搭建起来之后，天下的读书人谁还会冒着杀头的风险铤而走险地去造反呢？ 因此，从这个高度解读的话，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是说中国有了专为读书人做官提供的科举制之后，读书人便丧失了造反的原动力，根本就没有必要造反了。 但此语也不可太绝对。换言之，也就是说科举制并不能完全消灭秀才造反的现象。事实上，有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固然都被驱赶到了科场上面，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秀才们还是会起来造反。这就是当个别用雄心的读书人在“头悬梁，锥刺股”的百般努力之后，仍然走不通科举制这个独木桥的时候。 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纵横大半个中国、横行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乡村塾师洪秀全。 洪秀全到广州参加了四次考试博取秀才的功名，但却次次落第，因此严格说来，只能算是准秀才。但无法否认洪秀全是个读书人。正因为阳光大道走不通，洪秀全就开始蓄谋造反的路子。他在第四次落第之后，大病了一场，然后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梦见上帝赐给自己金剑，作为耶稣的弟弟下凡扫荡清妖，于是开始创立拜上帝会，致力于他的“重起炉灶”式的造反事业。 和普通人的造反不一样，秀才造反的厉害就在于他们有理论。洪秀全就是这样。他不但有理论，而且还得风气之先，大胆地把中国的江湖造反理论与西方刚刚传进中国的基督教教义相结合起来。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洪秀全的这些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玩意儿十分可笑，但你不能不说他有一般的下层群众所不具备的想象力，所以尽管太平天国造反的理论极为荒谬，但却一呼百应，最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科举道路的成功者出面以“名教”为大纛迎面做殊死的抗击，洪秀全的反叛事业很可能取得成功呢。 洪秀全的实例反证出本文的结论：秀才并非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者，读书人的力量就像潜隐于火山底下的灼热岩浆，实在不可小觑。 周英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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