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几位曹氏后人小心翼翼地展开曹承宽收藏的古画,据说与家族历史有关。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摄  安丘曹氏家族于安丘东关曹家巷故居遗址。 赵红卫 摄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明末清初的战乱,彻底搅乱了当时的士子群体从政的环境。彼时的安丘曹氏,也走进了关乎家族命运兴衰的关口之中。 “不患无材,而患无实下手做事之材耳。”明末官员陈子龙,这样描述当时朝廷之患:不少士子往往偏重于经国济世的大世务,而不屑于琐细的杂务。 此时,“经世致用”在乱世之秋被重新提起加以强化。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安丘曹氏家族文化研究者赵红卫介绍说,安丘曹氏也通过多种方式,响应了这股思潮,家族士子,或是任职于地方,从事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琐碎工作；或是无官无职,却在乡里承担了官方应担负的赈灾济荒等诸种实务。 明清易代之后,仕于新朝,抑或是殉于旧朝,成为安丘曹氏士子们第一次需要面对的伦理难题。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曹氏太久。明清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关于君与臣、忠与义的思考已有了较为充分的思辨。于是,和明清易代之际的许多家族一样,在朝代更替之际,安丘曹氏并没有愚忠于前朝,而是与时俱进,较快适应了时代的变迁。 清朝统治建立后,安丘曹氏族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据赵红卫考证,清代前中期的近二百年间,安丘曹氏家族成员约历六世,其间有270人获取功名,包括进士4人,举人11人,贡监生员259人。家族仕宦成员任官范围遍及大江南北,逾大半中国,宦绩卓著。 与科举仕宦的兴盛同步,安丘曹氏家族这一时期,在文学、史学、经学、医学等各个领域均有涉猎,尤其以文学著称。“安丘曹氏经明代中后期百年的涵养,在清代前中期各方面契机的推动之下,达到了家族的鼎盛期。”赵红卫说。 清代后期,虽有少数曹氏族人的努力维持,力图保持先祖在科举仕宦上的辉煌,但因时代的变迁和科举制度本身的衰微,曹氏家族的科举仕宦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式微之势。及至清朝末年,曾成就无数世家家族的科举制度,开始向新学体制转变。就在许多士子尚在观望时局变化之时,安丘曹氏后人迅速拥抱了这一潮流,吹响了转型的号角。 科举制废止前夕,清政府为鼓励士子们投身新学,沿袭了科举制的功名体系,按学堂等级授予从新学毕业的士子们相应的功名。这一时期,安丘曹氏家族出现的3名举人中,就有2名是新式学堂的优秀毕业生。 道光年间进士曹桂馧的次子曹中孚,因在山东优级师范选科专门理科考试成绩优秀,被奖为举人。此后,曹中孚历任安丘公立中学教员,莱州中学兖州中学教员等职。 另一族人曹叔礼,从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地理历史专科毕业时,被奖为师范科举人加中书科中书衔。毕业后,曹叔礼历任汶上、日照、莱芜等县高等小学校长,济南崇实女子中学教员,长山县立中学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夏天,济南曾举办过一次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张伯苓和陶行知等人,参加了该展览会的开幕式。在济南市民刘书龙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中,当时任职于崇实女子中学的曹叔礼,被选为该大会的会员。 “安丘曹氏在新学教育系统中出现的两位举人,所学内容已突破了传统四书五经的模式。”赵红卫说,安丘曹氏家族在清末民初,同样表现出了勇于任事,顺应潮流的进步世界观。 据赵红卫介绍,在科举制度废止前后,进入新学堂学习的安丘曹氏族人不胜枚举,其中包括从北平国立医科大学毕业的曹玉珂,从保定国立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曹玉琨等数十人。 眼见可以通过学习文理工科的各门新课程,在士农工商各行各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向来以科举仕宦维持家族荣誉的曹氏家族,其后起之辈也纷纷接受了新兴的民主思潮,追求新文化、新知识,进入新学堂学习,在各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法律、军警、农林、医学、教育、美术、行政等各行各业,安丘曹氏家族成员均人才辈出”,赵红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封建体制崩溃瓦解之后,安丘曹氏仍然保持着家族旺盛的生命力,成功地完成了在清末民初的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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