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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0月开始，围绕北大校内最大草坪和“古建”六院将被新建项目“燕京学堂”占取的争论，至今已有不甚明朗的“阶段性结果”。7月24日晚，北大官网发布文告称，静园1-6院不做学生宿舍，按国家文物保护的要求，修缮后，作为学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教学科研办公用房。
“燕京学堂”反对派的同学、校友在网络上“奔走相告”、“互道恭喜”。他们将此视为“校方有胸襟的让步”，而北大发言人蒋朗朗坚决不同意“让步”这个词，因为学校做出这个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尊重师生的意见，并不是迫于谁的压力，而“让步”就把学校和师生摆在对立的格局。他还表示，校方的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燕京学堂选址不再考虑静园。
长期以来，公众质疑北大行政方的“北大精神”是否正常，这很有道理。一家子亲人之间，共商、妥协、让步也是平常之家事，由让步导致亲人间“对立格局”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学校行政权对师生让步，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这应该就是权力运行的常态。而今明面上的执政权理论，对被管理的对象不止是“让步”而是宣传“百依百顺”，强调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准。
权力对公众让步不丢人。不让步，则谈不上对社会、对公众的丝毫尊重与敬畏；没让步的权力即绝对权力、腐败权力，即专制、独裁、霸道的权力，那也就是非法的、可耻的权力了。北大校方不接受师生的表扬，以为“让步”等于屈从于压力，大概是担心让步一说有损校方权力的强硬形象吧，若此，对权力、对“官群关系”的理解有悖常识，似乎有显示“北大精神病”之嫌。
静园事件中，北大校方最值得肯定的作为是什么？第一，正视反对派意见，对原校方意见未坚持到底；第二，对学生自发成立的“静园小组”未实施无情打击，没阻止该自发组织进行的在线问卷调查活动，由此使民意得以呈现（反对“燕京学堂”项目本身的人占四成左右，反对“该项目选址静园”的人占到九成）——同时应该指出：组织相关民调活动，本是北大校方应主动去做的工作。
北大校方在校园占古建、草坪来建设国际化的“校中校”，其决策比较弱智，由此规定了反对派的诉求正常而非“高大上”。如果某市政当局，将市民引以为豪的古建或视为珍贵的公共休闲场地毁掉，那必定招来众怒和百般抵制，所以说，北大师生合理合法的反对活动，和普通市民的正当诉求并无明显不同。
反对派师生和北大校方有一共同点，就是都强调“不争议就不是北大”，“反对，北大是有这种传统的”。“无反对，不北大”，这说法靠谱，不过，无反对，不中国；无反对，不社会；无反对，不人类，这都正确。反对与争议，本为人群与规模组织的常态，若将反对与争议以“北大精神”与“北大传统”视之，那这种精英人群的精神与传统，未免过于稀松平常。
更严重的问题是，就连低端或平常的反对，都受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批评。一位跟踪报道“静园事件”的媒体人表示，“静园之争”起初为草坪，校方说不动草坪了；学生们就开始说要保护六院文物，校方说保护文物；学生又开始说学科设置不合理，校方说国外也有这样的，是研究生制度改革；学生就说，那你得财务公开，校方说获捐10亿；学生说凭什么他们占用学校最好的资源，一年就能拿到学位不公平……他给这种局势总结为：北大学生有这种叛逆的传统，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样的媒体人够混。学生问的都该问，学校都该答复，不是一揽子方式的一问一答有先有后，显示的是校方挤牙膏式的回复风格，绝非学生“转移话题”或逻辑混乱。为了歌颂而歌颂，这在中国媒体人当中确实是个大祸事，而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问题却不必一顾。事实上，在北大举块质疑校方领导的牌子也会享受报警待遇，教授们生怕被人指为“制造动乱”，连物业管理混乱等小问题都不敢提起。
“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 对一年制硕士研究生的主要授课内容是“中国学”，还主要用英语讲授……出自北大校方某些解释，看上去像极了瞎搅与忽悠，和古建、公共休闲地这等已有文明成果相比，那等口头上都讲不清的“文明”显然不可指望。
何为“中国学”？它的研究对象？它的开端、奠基人、代表人物？为什么学“中国学”一年就能成人类翘楚、世界领袖？争议这类学术问题，就不仅是北大师生的事了，知识界和普通公众都有参与权、发言权。
就算待建的燕京学堂和“中国学”能培养出“中国通”或领导世界的人才，那也和学堂地址没半毛钱关系。只要有本事，不必在北大园区建造高端会馆，不管选在哪里，都妨碍不了你英才辈出。大师傅制作果木烤鸭要靠熏啊染的，如果不把鸭子放在那个特定位置就烤不出来，而培养人才不是做烤鸭，干嘛非放在北大静园“熏陶”不可？ 我和老公瘦身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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