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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内的探索和实践

 安燃之水 2014-08-04
  日前,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支持,芬芳文化书院主办的“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变迁研讨会”在北京凤凰公社顺利召开。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NGO及农民合作组织代表共计4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德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党国英教授、北京农研中心的张英洪教授、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的李津逵教授、深圳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的吴文媛女士、芬芳文化书院的牛见春老师等7位专家围绕“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变迁”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做了精彩的发言。
张鸣通过对百年乡村发展历史的回顾,分析了农村文化崩解的过程及成因,他认为农村的破败已无法避免,乡村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任务将异常艰巨,而农民进城将会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建议当下不如更多关注进城农民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个城市,而避免产生太多对城市有敌意的农民。
张孝德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而承载了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将再度复兴。生态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手工业、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乡村新能源产业、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总部经济、文化艺术产业将成为支撑乡村复兴的新型产业。
党国英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乡村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拨除了笼罩在文化讨论中经常容易产生的价值迷雾,即对文化优劣的判断与取舍,而从文化与人类交易行为的关系来理解其内涵。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共性,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亦有共同的趋势,具体到乡村文化,则其未来的发展当是朝向有利于保障个体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方向,核心问题就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扩大私权,消除伪公共领域,改变公共领域的权力结构是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张英洪基于对乡村和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对改革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乡村价值(包括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家庭伦理、乡村居住方式、传统习俗、传统组织资源)的破坏及其根源进行了反思,并呼吁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重新认识和尊重乡村的价值,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尊严不受资本和公权力的侵犯,同时广泛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成果。
李津逵教授聚焦于村民自治的问题,他分析了影响其发展的三种力量:传统力量、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国家力量不断深入乡村体现的是控制,传统力量在村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团结村民的作用,而市场力量使村民获得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有助于推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村自治的现代转型,既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新型自治。
吴文媛女士以福建泉州惠安女文化传统保护规划的案例,展示了一位负责任的规划师在面对乡村面对传统时的反省、审慎与细致的态度及专业精神。吴女士的规划团队通过对文化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确立了以生态恢复、低密度及低扰动为特点的开发方式,来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可以选择保留传统服饰与生活方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于当下许多乡村旅游将文化符号化、忽视对原住民生活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做法,亦不同于当地政府所期待的建立惠女文化风情街之类的常规思路,吴女士的规划让政府看到未来三五年他们在生态环境、城市建设与市政设施方面需要做的工作。
牛见春基于多年来乡村田野调查中的观察及乡村工作经验,提炼了一个认识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内涵的框架,简言之,即伦理秩序、崇拜与信仰、审美与艺术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节庆习俗与生命礼仪是乡村文化的集中表现。透过此框架可以快速地对乡村文化有一整体及系统的把握。同时,牛见春对千百年来萦绕于中国人心中的桃花源梦想进行了审视,并结合对乡村文化在历史中的真实状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和谐美好、远离强权、自我封闭的桃花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因此唯有走出桃花源的梦想,直面传统价值瓦解、乡村文化衰败的现实,顺应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趋势,积极探寻文化转型之路,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开创出新的局面。牛见春认为:将原有乡村文化向合作社文化转移,促进伦理秩序逐步向契约关系演变,让新的价值观主张逐步融入民间崇拜活动之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李丽、贵州和仁乡村发展与治理研究所的万涛和吉家钦、香港社区伙伴四川办的SALLY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所的张浩良、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分享了他们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内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乡土文化社:在文化传承中实现生计改善
贵州乡土文化社是一家致力于协助村庄自我发现和自主发展的NGO。她们看到国家视角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常常屏蔽掉乡村的真实需求和真正价值,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使乡村越来越低估自身的价值,丧失文化自信及自主发展的信心。而乡土文化社认为,那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村庄,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如果能够充分发掘其乡土知识和价值,并融入村庄的生活与发展之中,再透过各种资源的整合、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城乡互动等策略的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村庄实现可持续的自主的发展,并逐步吸引部分年轻人返乡,使村庄重新焕发活力。以在白兴瑶寨开展的“少数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与生计改善”项目为例,李丽详细介绍了她们的具体行动策略。首先是乡土知识的发掘和利用,她们通过走访手工艺人、建立艺人档案、举办手工艺品创意大赛、邀请公益设计师为妇女提供培训、恢复传统工艺如蓝靛印染等活动,使濒临灭绝的乡土手工艺获得新的市场价值。其次,她们重视村庄价值观的显化与选择。通过支持村民举办文化周活动,搜集和整理传统刺绣纹样的故事,以订单生产为切入点协助村民建立订单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利用社区基金支持村庄公共事务,增强了村民对村庄文化的认同,提升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第三个方面是城乡互动,她们搭建了一些平等交流的平台,一方面给村寨提供自主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让城里人到村寨来做深度旅游,以增进城市人对乡村文化的理解。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增强村庄的自主性,使得村庄在面对各种变化、各种外部力量时,能够有自主选择的能力。最后李丽反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NGO作为外部陪伴和支持机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开放的学习心态。
PCD:通过价值观的转化带动社区
香港社区伙伴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的分享,向与会者展现了一个有着鲜明价值主张的NGO如何探索通过价值观的转化带动社区对可持续生活的追求和行动的过程。社区伙伴对于主流发展及其导致的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她们认为主流发展模式背后有一整套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支撑,比如对消费和GDP的过度推崇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文化与价值观主导下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她们认为有必要促进人们在价值观层面的思考,在实践中探索可持续生活的可能性,并由此带动社区及社会的改变。对于可持续生活,社区伙伴认为可以从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维度来思考和实践。具体到实践,比如推动村民转向生态耕作,她们侧重于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让村民意识到农业与安全食品、与健康及环境的关系,然后为有兴趣尝试的村民提供技术支持与进一步的学习计划,协助生态农户建立合作机制,最后通过城乡互动帮助村民建立与城市消费者的联系,通过消费者的认可与购买使农户能够长期坚持。但是在工作中社区伙伴发现,真正选择生态耕作的只是一小部分农户,大部分村民似乎缺乏对幸福生活的想象,谈到未来,村民除了挣钱也似乎没有更多追求。于是,自2011年始,社区伙伴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携手在柏林湾探索从社区艺术和文化的视角切入乡村工作的路径。首先,她们强调用社区艺术的手法来滋养村民的心田,比如鼓励村民组建山歌队,希望由此带出村民对社区有关爱、对传统有坚守、对未来有期盼和承担的理想;然后她们通过节日文化的恢复来丰富村庄的精神生活,同时推动各类村民自组织的发育,迄今,柏林湾村民已自发成立7个组织,有文艺队,有合作社、有社区厨房等,社区生机重现;不仅于此,她们还为社区创造共同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乡村的资源和价值,看到未来发展的愿景。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故事,未来会怎样,仍需在回应乡村现实需求与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中继续探索。在讨论中,有与会者指出社区伙伴作为外部机构有着过于强烈的价值主张,对社区是一种不小的压力,是否会制约了社区自主发展能力的生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任何外来机构进入社区都难免带有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理念,而且也会带来一定的资源,因此如何构建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便成为社区工作中的最大挑战。
贵州和仁: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到以生活为中心的建设
贵州和仁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所分享了他们的一个项目点——贵州遵义狮山村发生的故事。和仁在当地的工作是从支持返乡农民集体创业入手,逐步涉及村庄的公共事务和文化建设。不同于一般NGO在讲述时往往侧重于介绍机构做了什么,或强调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万涛的讲述更象是一个观察者在客观地描述一个乡村发生的变化。狮山村是一个汉族村寨,位于遵义和绥阳之间,有6700多人。08年之前,村里将近一半的青壮年都在外打工,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村民返乡,如何创业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当时和仁在村里组织了很多培训和讨论,村民在一起商量后就决定成立生产小组,但由于技术和气候的原因没能坚持下来。之后村民受到永济和南塘农民合作社的启发,决定成立合作社,联合周边几个村庄共同发展养鹅产业,并投资建立了孵化场。第一年效益不错,合作社有了经济基础,在村里办了不少活动,如春节期间组织运动会、联欢会,支持妇女成立文艺队,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珠三角探访在外打工的工友等。但第二年因为贵阳遭遇大面积零冻,青饲料短缺,社员担心亏损提前将蛋鹅以肉鹅出售了,以致后来合作社收不上鹅蛋导致严重亏损,村民合作的信心大受打击,村庄的活动也没法开展。在和仁的协助下,村民调整了思路,有的村庄开始搞农资合作,慢慢有所起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外部资本也在村里开展了不同的创业项目,同样遇到很多问题。一系列的创业失败和挫折,促使和仁与村民开始反思单纯做产业是不是有问题,以前虽然也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但关注点还是经济,能否调整一下秩序,从村庄生活的角度出发?除了经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是与村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需要村民的合作。于是在反复的讨论中,就有了村民之家的构想。从和仁牵头做,到村民逐渐参与进来共同建设,村民之家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和公共的平台,吸引了不同年龄阶层的村民:妇女来跳舞,孩子来玩耍,年轻人来打台球,老人来聊天喝茶看电视,人人都很开心,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热心的村民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制定了议事机制,将村民之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生机。志愿者小组成立之后又逐步开始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在后来的抗旱、协调征地的过程中,志愿者小组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村民合作起来开始介入村庄公共事务,则不可避免面对与政府的博弈。尤其自2010年机场高速路修成,狮山村已成为政府遵义空港新城规划中的一部分,由政府和资本联手推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不可避免,村庄该如何应对?
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到以生活为中心的建设,和仁开始思考,传统文化对社区有什么作用,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重建社区认同,如何克服外部机构与社区之间的价值冲突,如何以社区的价值规范为基础形成行动共识?
阜阳南塘:文化如何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发生作用
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分享了两个小故事,让我们生动地看到文化如何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发生作用。一个故事是萝卜白菜规则。当初合作社由维权转入乡建,成立了团队之后马上遇到内部治理的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会没有规则,动不动跑题,观点不同则争执不休,习惯一人说了算不给别人发言机会。这样开会不仅没有效率,而且隐含着一种危机,合作社以反对村干部的专制和不民主为起点,然而最后自己内部的治理也复制了当初所反对的模式。为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同学袁天鹏的建议下,杨云标尝试将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合作社。引入的方式颇具乡土特色,先通过演小品来展现合作社日常开会的场景,然后引导社员发现和讨论小品中暴露的问题,激发大家制定议事规则的需求,接着再请袁天鹏介绍罗伯特规则,最后村民根据罗伯特规则的精神制定了南塘版的“萝卜白菜规则”。杨云标认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和后来在团队中的应用强化,逐渐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习惯,多了些民主协商,少了些独断。但仅仅是有些改变,却不可期待马上有根本的改变,因为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上千年形成的文化习惯根深蒂固。
杨云标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合作社给团队中去世的老人开追悼会的故事。首先合作社会征求家人的意见,如果家人同意,就会去了解老人的生平,并为他撰写悼词。然后在追悼会上会有社员集体对老人遗体的敬拜、遗体告别、念诵悼词等仪式。虽是一个简单的追悼活动,但展示的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值得缅怀。又因为这是每个家庭都会经历的重大时刻,这样的追悼会不仅赋予了丧礼仪式以庄重感,更使逝者家人和参与丧礼的村民深受触动。
这个小案例给与会者也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李丽认为“透过这个仪式让村庄价值观得到显化,而且在心灵抚慰的同时,给村民有一个正能量。”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郭虹教授认为“这个简单的追悼活动通过对逝者的社会价值的认同,来印证我们的价值、儿女的价值、邻里的价值、社区的价值,通过这个仪式的过程,来实现文化重建”。确实,这样的活动在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杨云标提到办完追悼会后,老人儿女都成为合作社坚强的支持者,而原来这些年轻人很反对父母参加合作社,现在他们不但主动入股合作社,甚至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合作社。
越贴近乡村生活的视角,其实我们发现文化不再是或复杂或模糊的概念、定义、理论,而是呈现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如春风化雨般滋养着每一个生命,形塑着村庄生活的秩序,为生活赋予意义。
最后在郭虹教授的协作下,与会人员围绕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的内涵、乡村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未来走向、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与社区营造、乡村发展、村民自治、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乡村文化变迁中利益各方的关系及互动模式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虽然观点各异,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者对乡村文化变迁的方向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乡村应当走出封闭自守的桃花源梦想,从“公为基础,私为目标”转变为“私为基础,公为目标”,进入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一个有着开放透明的协作机制和鼓励创新的社会,并有良好的制度来促进美德的培育、保证个体权利的社会,具体转型的路径则有赖于学者、NGO、社区、企业、政府各方的协力。
基于本次研讨会的成果,芬芳文化书院将于今年10月份在永济蒲韩乡村举办为期一周的“变迁中的乡村文化与人文价值探索”研习营,面向从事乡村发展工作的NGO及农民合作组织,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乡村发展实践中融入文化视角。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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