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理查德·耶茨去世后，他的作品只能通过专门订购，或在二手书店里小说类布满灰尘的最下层才能找到，人们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怎么人们都对此无所作为？  《革命之路》电影海报 【编者按】斯图尔特·奥南为美国小说家，1999年时，他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了本篇文章，为“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长期遭受读者及出版界的忽视而鸣不平。这篇文章面世后，为后来逐渐形成的“耶茨热”（所有作品再版，长篇传记问世，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君将这篇由孙仲旭翻译后的评论分为几期分享给读者，以了解一位过世著名作家的“失落与孤独”。 原标题：失落的理查德·耶茨世界 自从理查德·耶茨1992年去世后，他名下的九本书都悄悄下了架。他曾是最受褒扬的作家——史泰隆（Styron）、冯内古特（Vennegut）和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称赞他为一代人代言——他现在似乎属于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那一类：作家的作家。他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学生安德烈·杜波依斯（Andre Dubus）崇拜他，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也是，耶茨所著书的封面上，罗列着像田纳西·威廉斯、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安·贝蒂（Ann Beattie）和吉娜·贝里沃特（Gina Berriault）之类人说过的话。在作家们提到他，一下子把他当作一位美国大作家时，我们希望有更多人会阅读他的作品，就像以前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作品遇到的情况。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在他的小长篇《女人男人在一起》（Women With Men）中的谢辞部分说得明白：“我希望记下我对理查德·耶茨的长篇与短篇小说的感激之情，明白这位作家之价值的人太少了。”
出版《十一种孤独》时的耶茨 然而，耶茨并不合乎作家的作家这一类型。他不是像纳博科夫那样的语言杂技家或者像斯蒂文·米尔豪塞（Steven Millhauser）那样想象力任意翱翔的寓言家，他不是位独特的知识分子或者一意孤行的作家，就像我们想到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或者哈洛德·布罗基（Harold Brodkey）时会想到的那样。在品钦（Pynchon）、德里罗（Delillo）、拉什迪（在他们冲上畅销榜之前）功成名就的时代，耶茨写的是家庭生活中普普通通的悲伤，所用的语言就算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也很少有。他的风格上绝对与小题大做、装模作样无涉。要说也只能说，他的作品是简单或者传统、常规的，没有超小说乃至现代派的招数。他有可能与其相比的作家只有契诃夫，要么也许是菲茨杰拉德，不过他没有菲茨杰拉德的诗人派头。 他的文字在表面上如此清澈，事实上，他写到的人和事如此普普通通，易于让人产生认同感，很接近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以至于他的书本似乎应该比他那些更为难读的文学同行们的书拥有更多读者，然而并非如此。 可能是因为读者未能珍视耶茨，才让作家们这样做了。在一个经常把蹩脚和虚假的作品抬高得超过真实而漂亮的作品的行业中，耶茨的命运证实了我们最担心的事，也促使我们呼吁公平。他是文学作家中最具可读性、最容易读进去的，在进度方面是位大师，轻松自如地推进。而且作为一名严肃作家，他好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尊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1961）一炮而红，和《第22条军规》以及《看电影的人》（The Moviegoer）一起进入国家图书奖的决奖名单，而且同样有资格获奖。作为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主流生活的编年史记录者，能跟他匹敌的只有约翰·契佛（John Cheever）。在其写作生涯中，在所有主要报刊上，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好评，他的四部长篇小说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然而他的书本中，没有一本的精装本销量超过12000册。 如果说他在世时，他的作品遭到忽视，他去世后，则几乎完全消失。在挤进大型超市的成千上万本书中，没有一本是他的。偶尔在二手书店，会找到八十年代三角洲（Delta）或者当代佳作（Vintage Contemporary）版的重印平装本，也许还能找到一本《复活节游行》（The Easter Parade）的读书会版或者《好学校》（A Good School）的品相不好的第一版，但是很少能看到他的中期作品，如《天意》（A Special Providence）或者《扰乱平静》（Disturbing the Peace）。 写得这么好，然后却被忘掉，这一传统令人心寒。我一直认为如果写得够好，我书中的人物——那些书本的世界——无论如何都会留存下来。总有一天，那些蹩脚和赶时髦的作品会销声匿迹，好书则会浮出水面。名气无关紧要，因为名气经常是由那些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代理人、宣传者和书商，由兰登书屋和《纽约客》的造星机制鼓吹出来的；重要的，是作家在作品、在纸面上有何成就。一旦以书的形式出版了，别人就无法从你那里拿走，他们只能承认其价值。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这样相信。 这就是理查德·耶茨身上的令人费解之处：一个在同侪中如此深受尊敬——甚至热爱的作家，一个能如此打动其读者的作家，他的书却完全绝版，而且如此之快，这是为什么？一位作家，如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定义了爵士时代的失落感，他的作品也巧妙地定义了焦虑时代的失落感，一位影响了像诸如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这样的美国文学偶像作家，一位在行文和角色选择上如此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作家，他的作品却只能通过专门订购，或者在二手书店里小说类布满灰尘的最下层才能找到，这又怎么可能？人们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怎么人们都对此无所作为？ （文化君作为分隔线出现，将以下归为本文作者对耶茨的《革命之路》的书评）  耶茨的父母 耶茨1926年出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来自一个不稳定的家庭，他三岁时，父母离婚。大萧条时期，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大都会地区搬了一处又一处公寓。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耶茨参了军，被派到法国。跟很多五十年代的年轻美国作家一样，他目睹了战斗。另外他患上了肺结核，短期疗养后康复。作为占领军一员在德国服役后，他回到纽约，并在那里结婚。1951年，利用部队因为他的肺结核病而发放的残疾补助金，他移居欧洲住了几年，在那里创作小说。回国后，他先是在合众社和雷明顿—兰德公司做文字工作，然后通过为人撰稿和在新学校（注：纽约市的一所大学）教书来支付账单，这段期间，他也在慢慢发表作品。1959年，他与妻子离婚，他的妻子得到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 1961年，西摩·劳伦斯（Seymour Lawrence）在大西洋—利特尔—布朗公司出版了耶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这本书详细描写了惠勒夫妇——弗兰克和爱波，一对住在郊区的夫妇，他们自认为比周遭的平庸之人胜出一筹——婚姻和梦想逐步破灭的过程。弗兰克在市里做一份乏味的办公室工作，却希望去欧洲，成为——有可能的是——一名作家。弗兰克的雄心壮志是成为“一流的”，他也一再提醒自己爱波是个“一流的”女孩，以此巩固他的自信。耶茨说弗兰克“几乎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卓越的价值”，然而他尚未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他“通过避免定下特定的目标，避免了特定的局限”。  《革命之路》英文版及中文版封面 这本小说一开场，写的是爱波在本地排演的《化石森林》中担任主角，扮演加布里埃尔（电影版中由贝蒂·戴维斯扮演），是个位于沙漠深处的一间咖啡馆中的女招待，也是一个痴迷维庸和巴黎的业余画家。加布里埃尔是个浪漫和爱动感情的笨蛋，她听信了莱斯利·霍华德扮演的伪装浪漫之人的大话，结果让后者挨了真正的匪徒杜克·曼蒂（鲍嘉扮演）一枪。 这场郊区的演出一败涂地，观众——其中有弗兰克——的希望破灭了，被碾为粉末。耶茨逐格描述这些场景，写到了每处失误、每个漏过的提示和表演拙劣的对白。爱波——我们本来还希望她的美丽和沉着能为这场演出挽回一点颜面——很快也在舞台上就垮掉了；接下来的是锥心的耻辱。耶茨击碎的，不仅是弗兰克和爱波的希望，而且是读者的，让我们跟他笔下的角色一起受罪。 她在孤军奋战，显然随着每句台词，越来越底气不足。第一幕快结束时，除了演员，观众也能看出她已经力不从心，很快，他们都为她感到难堪。她已经开始在虚伪的戏剧性动作和紧张得不知所措之间变来变去；她当时仍然表现得不折不馁，但是尽管她化着浓浓的妆，还是能看到她脸上和脖子上因为耻辱而发热。 而这才是第一幕，换一位作家，也许就换了场景，但是耶茨让我们——像弗兰克一样无法脱身——看着爱波和其他演员马马虎虎地演完剩余部分。耶茨让读者为他笔下的角色感到局促不安。希望被讽刺性的现实所取代，后面还有更多现实，不可遏制，我们只得忍受下去。因为我们都处于这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爱波只想演出快点结束，然而如同羞耻，如同生活——它不肯结束。  《革命之路》剧照 这出戏象征的，也是惠勒夫妇的婚姻。在去化妆间的路上，弗兰克想到自己很高的期望： ……他对今晚曾有过美好的幻想，这样的幻想鼓舞着他：他早早地赶回家，先逗逗孩子，把孩子荡在半空玩闹，然后啜一杯鸡尾酒，他们比往常更早地吃晚餐，一边愉快地聊天。他会开车送她去那所高中，在他一只手的轻抚下，妻子的大腿变得温热坚实。（“我要是不那么紧张就好了，弗兰克！”）；他会专注、自豪地看完演出，然后在落幕的时候加入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他会在后台的人群中挤过去，脸泛红潮，衣服有点凌乱。他会得到妻子含着眼泪的第一个吻。（“真的演得很好吗？亲爱的，真的吗？”）然后谢普和米莉会带着崇敬之情陪同他们去喝一杯，他们兴奋地谈着今晚的成功，在桌子底下他和妻子两手相握。他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出现在眼前的会是这样沉重的现实。他曾经以为今天他的妻子将以一个光芒四射的形象出现，那是一个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充满吸引力的形象，他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会让他喉咙充满渴望。（“你不想得到我的爱吗？）但是眼前的她，阴郁，痛苦……她仍是那个她。虽然他每天都努力去抹掉这个形象，但是他了解她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痛苦而透彻。她面容憔悴，红色的眼睛闪动着幽怨，谢幕时挤出虚伪的笑，这都那么熟悉，那么家常，就像他酸痛的脚，发潮的内裤，以及身上的酸臭味。 他们在化妆间里的会面既尴尬，又拖长了。后来在开车回家时，弗兰克嘲笑剧中别的演员、观众和整个美国郊区社会，想以此告诉她没关系，但是爱波不想听。他们吵起架来，最后在黑暗的路边扯着嗓子吵，他们邻居的汽车的车灯一次次扫过他们。就像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一样，梦想受挫，而代之以失望。 《革命之路》中从头到尾，弗兰克和爱波时常在观察自己，拿来自电影或者报纸的理想对照他们的生活。别人怎么看待他们？他们长得够漂亮、帅气吗？他们交对朋友了吗？存在一种神经过敏和担心没有做得很对或者不是很清楚举止该如何的焦虑，让他们在尽情嘲笑做事随大流时，效果也打了折扣。就好像他们在扮演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的角色，生怕念错台词。他们在家里忙忙碌碌，照顾小孩，满腹牢骚，但又希望“他们生活中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也许还是能够理清楚，让其适合这些房间”。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他们意识到理想（视自己为不同凡响的人）和现实（作为跟其他人一样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让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带来了悲剧性后果。 对于美国式成规，《革命之路》没说多少好话，这在当时是种相当普遍的情绪。更有意思的是书中两位主人公。一开始，弗兰克和爱波得到了我们的同情，因为我们都知道郊区生活是何等沉闷，闷得能把人变得荒唐可笑，知道消费者文化有何等虚伪和乏味，知道办公室工作是何等辛苦而毫无意义。对于过度敏感带来的折磨，我们所爱之人有些方面不顺利而带给我们的悲伤，金钱方面的失望以及意识到目前的生活离自己的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们都感同身受。我们都认为自己不同凡响，在我们不得不妥协或者把我们更高的希望调低，或者放弃我们最不羁的设想时，我们都会深受煎熬。但是惠勒夫妇的生活中所出的问题，很多源自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自私、软弱和未能接受事实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是被动的角色，他们当然也不能算是坚强的，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平凡人，只是耶茨让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愿望（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也有那种愿望）。他们自身及外在的因素，让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弗兰克和爱波显得对那种文化的病态理想极端鄙视，然而内心里，他们渴望达到同样的乏味的成功。他们失败，该怪他们自己，耶茨好像这样说——似乎在责怪他们精神上缺乏想象力或者没有自尊——然而他选择了描写他们，并且要我们认真考虑他们的内心生活，我们也这样做了。 在《革命之路》以及他后来的作品中，读者应当怎样运用自己同情心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像希腊戏剧围绕的是其中角色的致命缺点，耶茨的小说也是如此。当然，耶茨的角色塑造在深度和广度上更为全面，最终结果却是同样的：角色失败是咎由自取，似乎命运使然。就是这种对笔下人物无情的刻画，让耶茨独一无二，使得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如此感人（有人会说吓人）。我们从自己没那么轰轰烈烈的生活中，看出了他笔下角色所遭遇的失望以及错误估计。耶茨并未过分宠爱我们，给我们常见的救赎式、唤起生活信心的情节发展，来让一切都好一点，他完全没有利用喜剧来淡化耻辱，在该面对最糟糕的情形时，完全没有任何方式的躲避，完全不会减轻打击。 甚至在这些场景开始前，读者就退缩了，如同恐怖电影的观众意识到受害者会打开那扇不该打开的门。事实上，戏剧性的一部分——就像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就是估计耻辱有多么严重和角色怎样（或者是否）才能挨过去。 并不是说耶茨或者他笔下的人都永远不抱希望。错了，不幸的是，要反过来说才对。《革命之路》中从头到尾，弗兰克·惠勒对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此强烈，以至于经常自欺欺人地相信有朝一日，通过某种未可预料的机缘，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成另外一个更有作为的人。他对自己（以及世界）抱有如此多的幻想，只有爱波的死，才会让他不再空想。 这本书痛苦而悲哀，到最后，读者完全得不到安慰。最后一幕中，一位丈夫关掉了助听器，这样就不用听她妻子喋喋不休地说她怎么从一开始，就知道惠勒夫妇不是好人。这一幕强调了沟通上的缺乏，更别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了，也强调了我们相互之间何等孤立。这是个完美而有力的结尾，至少在姿态上，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长篇小说《复活》（The Resurrection）以及托拜厄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集《在北美殉道者的花园》（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中的同名短篇模仿过这个结尾。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耶茨说过：“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 在《革命之路》中———而且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耶茨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是他悲观，而且那种悲观并非纠缠着战争或者其他某种恐怖之事，而是纠缠住了普通美国人的抱负。我们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着同样的梦想和恐惧——爱和成功，为孤独和失败所抵消——而且更经常的是，如广告中光彩夺目的范例和流行歌曲所定义的生活，对待我们并没有那么好。耶茨用绝对看似真实的戏剧性场面证明了这一点，然后要求他笔下的角色——以及我们读者，或许还有整个国家——承认这一简单而痛苦的事实。 吸引我读起耶茨的，是他坚持描写粗砺的现实。在我当时的世界中（甚至是现在），失败比成功更常见得多，最多只能希望忍耐下去。家庭与爱，维持不易，经常也是不可能的。在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没有人因为幸运而获救，或者因为碰巧之事而化险为夷；没有体谅人的情人、朋友、父母或者孩子，以让不可忍受之事突然变得令人愉快。运气不会变，只是沿着一条道走进死胡同，然后把你撇在那里。找到能理解这一点的作家，他没有用硬汉式的讽刺将其粉饰，或者用情绪化的泪水将其淹没，这是个新发现。耶茨——甚至在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读《革命之路》时——在我看来，似乎别开生面，令人情神一振，和那些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虚假、令人腻烦的小说区别开来。我眼中的耶茨现在还是这样。 当时对于《革命之路》的反响中，肯定性的占大多数——极力推崇耶茨的眼睛和耳朵。和赞扬相比，评论者有过的几点疑虑对耶茨的独特之处揭示得更多。有人感到迷惑的是，一位作家怎么能在一开始似乎同情他的笔下角色，然后又判决他们受到这样的折磨，纳闷这算不算有意为之或者不公平，是艺术上的某种缺陷。还有人质疑他使用软弱的角色来反映较大的哲学及社会问题，暗示这本书对文化的批评，取决于弗兰克和爱波的勇敢程度如何，却就便忽视了这本书读者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更接近弗兰克和爱波，而不是小说中典型的英雄。然而总体说来，这本书反响颇佳，美国新出现了一位重要作家。 对《革命之路》好评如潮，让大西洋—利特尔—布朗公司趁热打铁，一年后把耶茨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十一种孤独》（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揭示了弗兰克、爱波和《革命之路》以外范围广得多的人物与环境，但是就像弗兰克和爱波，他在这本集子中的所写的人年轻、缺乏安全感，在努力理解和应付他们未达到理想程度的生活。《万事如意》（The Best of Everything）中疲惫不堪的人物、简单的对话和单调的旁述说是来自雷蒙德·卡佛的某个短篇也可以，《一点也不疼》（No Pain Whatsoever）中开车去长岛军队某间肺结核医院的那两对夫妇也可以这样说。这是卡佛式的不幸世界，但没有卡佛式滑稽的黑色幽默或者后来的希望，也没有卡佛那种由戈登·利什编辑过的白描风格。这是个有意不显得离奇或者别致的世界，只是平常，悲伤，无可逃避。 （未完待续，孙仲旭 译） 理查德·耶茨介绍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年2月3日-1992年11月7日），美国小说家，被文学史长期不公正对待的大师，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耶茨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出《扰乱和平》、《复活节游行》、《好学校》、《年轻的心在哭泣》、《冷泉港》，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至今未能出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