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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张慧聪bukn（followmyeyes）
女人总觉得自己更有资格谈论性别歧视，因为在这个语境的“体位”中，她们身处下方。但事实上，或许男人更为“旁观者清”。
女性女权主义者喜欢谈论波伏娃，熟知伍尔夫对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的热烈褒扬，心中装着乔治?桑、路?莎尔美、茨维塔耶娃、萧红等大号女人又骚又美又霸气的人生，或许还有林徽因、张爱玲，但要真说起性别歧视，以下两个人的故事可能更有意义：希尔伯特和艾米?诺特。这两位的名字或许因其从事领域而相对陌生：希尔伯特是20世纪的数学领袖，影响了其后近百年的数学发展，而后者则是抽象代数的奠基人，她逝世后，爱因斯坦在悼词中称她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数学家”。在性别歧视的语境中，我们还要强调，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在诺特展现出才华的年代，女人接受高等教育还是一件新鲜事，1916年，当34岁的诺特应希尔伯特的邀请来到作为当时欧洲数学（以及世界数学）学术中心之一的哥廷根大学时，只能以希尔伯特的名义讲课。希尔伯特非常欣赏诺特，但无论如何活动，竟无法为她谋得一个教职，只因为她是女性。作为当时地球上数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53岁的希尔伯特面对学校“禁止女性担任教师”的规定束手无策，只能在大会上怒吼：“这是大学而不是澡堂！”
或许只有对近代数学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诺特的工作有多么伟大，而她的遭遇又是多么无理。直到一战结束，诺特才不再以希尔伯特的名义讲课，成为了讲师，1922年才取得一个名为“编外副教授”的职位，没有薪酬，只有一点讲课费，而在这段时间里，诺特已经做出了名垂青史的工作，拥有了国际声誉。当然，我这里能陈述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你每深入挖掘一点细节，就能发现当时歧视的严重和愚蠢，并庆幸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如果不是希尔伯特，我们的世界就错过了一个超级天才——但话说回来，被错过的并不如诺特般天才的优秀人才又有多少呢？
歧视作为一种“观念”，就是一种“群体性偏见”，这种偏见形成基于人最普通的认知模式：从大量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推理得出一种惯常的结论，以提升判断效率。你在一家店里吃过三次都不好吃，就会认为这家店的东西都不好吃；你处了三个男人都是王八蛋，于是认为男人都不是东西。这个过程还能“迭代”：从这家店不好吃“推广”到这类店都不好吃、这个地方的菜都不好吃、这地方的人都不是好人……所谓恨乌即屋。这种结论如果传播开来，最终就会变成观念固定下来。这是个粗糙的机制，毫无精密可言，却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效用：你真的要把一个饭店所有的菜都吃一遍才对它下结论吗？
回到“性别歧视”的语境，我们可以考查每一条具体歧视的形成过程，这时便能发现所有“歧视”都有它的“道理”，抛开这些道理去谴责歧视，怕是无益于事情变好。
拿最常说的工作招聘举例，确实会有招聘启示写明拒绝女性，或是面试官的态度明显不欢迎女性。但在这里，“歧视”这个帽子一定不能随便乱扣。
第一种情况是工作性质确实不适合女性，例如矿工、勘探、消防员等，同理也有很多工作不适合男性，如礼仪（小姐）、护理等，注意，这里所谓“不适合”并非是说女人一定不能干，而是强烈不建议，就像强烈不建议孕妇参加足球比赛，你能说孕妇一定踢不了足球吗？第二种情况是招聘方出于非常现实的情况，不愿意接受女性，例如本来就发展艰难的中小企业，老板不得不考虑一个适龄女员工的婚产问题，且不说供养一个吃白饭的人是非常大的负担，如果你结完婚生完孩子就辞职走了，老板就只能欲哭无泪。在我们行业里，微软、新浪（非微博）都是公认适合怀孕的地方，这些老公司不差这点钱，如果你能以公司为家、稳定下来，对公司也有好处，但还有些并不差钱的大公司，实行“以KPI为纲”，那么主管在招人时就得想，如果有人占了我部门的head count却长期休假，我的KPI还搞得定不？我们只能说，有些企业无力承担包养人类准妈妈的社会责任，资本则无心包养。这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歧视，却也有其难言之苦，应该从社会制度方面想办法。
第三种，可能才是人们真正诟病的：“无端”认为女性能力不能胜任工作，拒绝给其机会——也即诺特女士在20世纪上半页遇到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歧视是一种群体偏见，这种偏见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它会违反人类的基本良知，另一方面在于它会造成严重的错误。哥廷根大学拒绝诺特女士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学术水平——诺特女士不但完全达到，而且出类拔萃，所以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另外，我们很可能因此错过一位杰出天才，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事实上，能够想见，被这种偏见耽误掉的有才能女性绝不在少数，每耽误一位都是一个错误，而诺特只是幸运的未遂之错而已。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不精密”所产生的恶果。到这里，我们就能道出歧视问题的本质：系统性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偏见不精密的产生机制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观念缓慢的自我更新能力造成的。时代的变化在事实上要求新的女性角色，而人们的观念却还无法跟上，从这个角度看，诺特站在时代的船头，成为了观念的破冰者，她自身伤痕累累，却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包括职业偏见在内，再加上“剩女牌”标尺（适龄生养）、“处女牌”试纸（男性占有）、“主妇牌”围裙（家庭角色）代表的两性观念，就构成了当代性别歧视的语境主题，但如果细看，很多问题其实并非“系统性错误”，而是新的价值体系下的个人利益冲突。新风尚不再将适龄生养看作自然规律，或种族个体职责，而其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生活选择，同时将这种要求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如果认同歧视的本质是“系统性错误”，那么“女性应该适龄生养”的观念（特别是它的衍生物——对没有适龄生养者的冷眼微辞）和歧视就很难扯上关系。这不过是个时代现象，相关的时代背景关键词有这么几个：食物丰富、人口爆炸（灭种焦虑消失）、避孕简单化、个体意识膨胀、宗族观念解体、医疗进步（良好应付高龄生产、亲子鉴定等），智力（而非体力）主导一切。枪的发明拉平了懦夫与勇士，智力权威化则让男女同台共舞，它深刻改变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基础，从而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体位”，于是新风尚推翻了男人对“占有”的思考权，也推翻了历史悠久的家庭角色分工。而新风尚毕竟是新的，它依然发生在稳固了数个世界的旧世界里，所以新风尚者也必定要像诺特一样成为破冰者，这是非常正常的新旧对抗，扯不上歧视。况且话说回来，新风尚的合理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从历史上看，人类或许可以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但绝不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母亲。
谈论性别歧视的人们很难分清，这种所谓的“歧视”是根源很深的偏见还是逻辑简单的现实产物，抑或干脆就是个时代现象，它们和“群体性偏见造成的错误”并无关系，说到底，和“仓廪实而知礼节”没太大差别，只是在新时代追求礼节，并将其作为高尚理想的人很难意识到，他们的追求不过是大时代“仓廪实”的产物而已。
如果未来医学能够让男性怀孕变得像女性避孕这么简单，男女观念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人类就是这种会产生大量偏见的缺陷生物，还是让更高级的文明来拯救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