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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1500多年漫长的时光，我想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真正看清一个隐者的背影，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依然喜欢他、敬重他甚至膜拜他。陶渊明，这位自号“五柳先生”的南朝隐者，就这样以一种倔强的方式，生生不息地活在后人的心里。 其实，陶渊明并非天生排斥做官。他的曾祖父陶侃担任过东晋的大司马，到他这一辈儿虽然家境颇为衰落，却终归是出身显赫，仕途之门对他依然是敞开的。他曾有《杂诗》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足见其有儒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渊明初涉政坛，就当上了江州祭酒，可他嫌工作太忙太累，没多久就主动辞职了。其后，他在家过了N年的苦日子，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再次出山，投入当时权倾天下的桓玄府中做了一名参军，次年因“丁母忧”而解职归家，守孝三年。 这是陶渊明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如果不是母亲离世，可能工作的时间会更长。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他幸运地躲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拼杀。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起兵篡夺东晋帝位，次年被北府兵旧将刘裕等人联手剿灭。此时，陶渊明守孝期满，再次主动出仕，改投镇军将军刘裕的帐下做参军，后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供职的时间都不算长。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陶渊明萌生了彻底退隐的意图。可以想象，在同样有篡逆之心也同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桓玄和刘裕身边，他应该耳闻或亲历甚至参与过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亲身体验了政治和权力角斗场上的黑暗、丑恶与残忍。所有这一切，与他所憧憬、所梦想的正义、公理与美好，是那样的格格不入，那样的令人绝望。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曾为桓玄阵营中之一员，“历史问题”会让他成为新政权眼中的“异端”，早晚会遭受严厉清洗和打击。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族叔陶夔的引荐下，陶渊明纵身一跳，避开权力漩涡，转而去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彭泽县令，在官仅八十余日即解印去职。从此，他彻底远离尘世、远离政治，退向社会的边缘，退向自己的内心。 关于陶渊明退隐的理由，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绶去职。”这个理由显然很勉强。上级督察组来检查工作，县长参见汇报，本是官场常例，陶渊明混迹官场数年，岂能不习以为常？ 再看他在《归去来辞序》中所述的理由：出仕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出任彭泽县令是看中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所以当官有悖自己的本性；刚好妹妹病逝，“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诸多理由，统统都有难以成立的地方——因为穷所以当官，那么辞官后不怕继续贫穷吗？因为性好自然所以不喜当官，那么何以主动去到当朝权臣的帐下？因为想用公田种高粱酿烧酒，为什么又不等高粱成熟就挂冠而去？因为妹妹辞世急着去奔丧，可奔丧并非守孝，又何必辞官不做呢？ 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与其说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他用了80余天的时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纯属天然对政治了无兴致的与世无争的隐者，从而消弭朝中权贵对他的警惕与猜忌，使自己从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中巧妙脱身。 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是对权力角逐的刀光剑影心惊胆战后的退避三舍。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也许从来就没有天生的隐者，人们之所以选择退隐之路，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深层原因。某种意义上讲，“退隐山林”与“逼上梁山”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都是纷扰世道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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