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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的超越精神及其意义 东晋建立之初，北方五胡肆虐，朝廷数次北伐未果，文人之间清淡之风日渐兴起，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结合的玄言诗成为当时的文坛主流。而后玄言诗过度发展使得文学正常的发展脉络受到影响，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个性开始逐渐向物质生产的共性偏离，而陶渊明的出现则为文坛注入一道清风，他将自己笔下的哲理蕴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山水之间体味自己的哲学思考，使得诗歌重新开始焕发艺术的生命力。 陶渊明出生于晋宋交际的复杂政治环境之中，曾祖父陶侃任晋朝大司马，祖父曾任太守，父亲曾任官职但早逝，在东晋门阀制度盛行的社会环境下，曾祖父陶侃的寒门出身使得陶氏家族并不能与王谢家族并提，而作为其后人的陶渊明的仕途自然也显得十分尴尬。他曾因家贫而出仕，也曾因希望建功立业而出仕，三入三出，陶渊明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之中思考良久，最后回归了自己最爱的丘山之间。裴斐先生在《文学原理》中说，“中国历史上的作家，大多是在功利追求中遭到失败而后在审美追求中取得成功的”（《文学原理》第十章132页），“创作的关键不在于生活，而在于有没有对生活采取超功利的审美态度”（《文学原理》第十章131页），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陶渊明的创作。 以下，我们将从陶渊明对现实功利与世俗的超越、对传统隐逸生活的超越和对其生存危机的超越这三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超越精神进行阐释。（CL） 对现实功利与世俗的超越 入世做官、显达扬名、求得赏识并积极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建功立业是每一个文人都曾有的抱负和梦想，陶渊明也不例外。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少年罕人事”（《饮酒》其十六）、“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但在出入仕之间依旧徘徊不知所往，就算辞彭泽令后他坚定了归隐的决心，心情也仍不能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事》其二）可见，陶渊明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又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在仕途、精神上经过极端的苦闷与失落后，超越了现实功利与世俗的羁绊，终于达到调和与静穆。（参见朱光潜《诗论·陶渊明》296页） 陶渊明对现实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首先体现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浩然正气之上。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二十九岁的陶渊明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他不事权贵，于是因不肯束带见督邮，仅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乡。辞去彭泽县令之职，表现了陶渊明对政治的失望，也代表着他正式开始了他的田园归隐生活。所以在《归园田居》其一中，陶渊明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概括了自己全部的出仕生活：辞去彭泽令前，他是“误落尘网”，不断在出世与入世中踌躇、选择，归隐时难抑满腔抱负，做官时却仍然留恋田园的静谧。“误落”体现了陶渊明认为，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所以才会做出“出仕”的决定。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则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所崇尚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亦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其次，陶渊明对现实功利和世俗的超越还体现在他并不认同于世人的——唯有显达扬名才算功成名就的价值观。他安贫乐道，与混乱黑暗的现实保持距离，始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和刘柴桑》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悉所须？”表达了陶渊明在栖栖不定、世事难料的现实生活里，随着岁月流逝“世中事”与他渐相疏远，而他只求衣食满足所用，不求显达，躬耕守拙的怀抱与胸襟。“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则是他对世人的拷问：淹留不出仕难道就不算有所成就么？陶渊明并不认为隐居不仕意味着一无成就，而且他还向往着摒弃诸多世俗之欲的自然澄明之境。并从安贫守贱的贤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来支撑着自己的追求：
陶渊明特别推崇和喜爱像黔娄那样安贫乐道的贤士，并通过颂咏他们来寄寓自己的抱负——渴望向他们一样高洁傲岸，绝不为追求功名利禄而玷污自己。同时也说服自己、坚定自己隐居的决心。 综上，陶渊明解组归田，终身不仕，一半由于他不肯降志辱身，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一半也由于他惯尝了“樊笼”的滋味、对政局的失望与内心对田园生活最质朴纯粹的热爱，使得他终要返回自然，落得清闲。从而获得了超越现实功利与世俗的力量。（LLF） 对传统隐逸生活的超越 陶渊明在三次出仕之后彻底回归了田园的隐居生活，远离了世俗纷扰。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不适合为官的陶渊明，最终还是追寻本心选择了田园生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像其他隐士一样脱离现实生活。隐逸的行为早已被其他文人实践过，传统的隐士有的不食人间烟火，有的以归隐获得世人的注意来求取功名。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渊明还有极实际极平常的一面。”（参见朱光潜《诗论·陶渊明》311页）他的隐士生活不单单包含了“隐居”的含义，其实应称为“隐居田园生活”。他比别的隐士更近人情、更接地气，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传统的隐逸生活。 对传统隐逸生活的超越首先体现在他的躬耕生活中。一般的隐士只是单纯的生产资料的消耗者，他们的隐逸生活显得“脱俗”，而陶渊明却融入了农耕的生活，不理会周围人对他的评价，没有被传统的文人隐居生活所限制，而是以一个文人之心去体会自己种植、自己生产的劳动生活，自在地做一个文人农民。作为第一个用诗歌记录文人农耕的诗人，他的田园诗中充满了对这种生活的感悟。陶渊明曾写到，“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说明在他心中，亲自耕种是田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衣食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靠亲自劳动获得。他也写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体现了他对务农务实的态度，不是自己种得的，就心里不安。 其次，过去的隐者们往往过着孤高的生活，他们或跟同样品行高洁的人打交道，或完全避开了社会交往。陶渊明曾写到，“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比起入山修炼，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更愿意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住在一起。他还是一个愿意和农人打交道，并能在与田野村夫相处中体味到温情的文人。此外，陶所生活的东晋至南朝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曾经为官的他毫不介意与社会地位比他低的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分明表现出了对门阀制度的不屑和抗争。 陶渊明在诗中也时常写到自己与村民相处的情景，他所描写的第一种内容主要是表现与人相处的温情。“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移居二首》其二）他会热情地招呼邻居一起享受美酒，也会在农忙的时候思念自己的朋友。一旦想见邻里朋友们，披上衣服出门就能与朋友们谈天，每次交谈都十分愉快。最后一句所说的是，与朋友一起生活的日子十分美好，怎么能够放弃呢？这首诗体现了他在移居到南村后，感受到了人情温暖的快乐，表达了对温情浓烈的赞颂。 第二种内容，是对邻里村民美好品质的赞美。
陶渊明诉说自己搬到南村，不是为了住更好的宅子，而是冲着淳朴的民风。这种生活他已经向往了许久，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这种直截的抒情平白地展现了他对当地人善良淳朴的赞美。接着，他描写与村里人相处的场景——邻居们常常到他家，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欣赏文章……这些极平常、朴素的事情在陶诗中显得充满了人情味，同样体现了人间温情。陶渊明对这样的人文环境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陶渊明在归隐田园以后投身农耕生活、保持着与社会的接触，并没有像传统隐士一样逃避现实、孤芳自赏，在田园生活中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自由意志。这种精神反映在创作上显示出“不避俗”的特点，意味着他敢于也乐于将再平实不过的农耕生活和与农民相处的日常写进诗中。而这些诗歌所体现的人生境界展现了他超越传统隐逸生活的精神。（LB） 对于生存危机的超越 陶渊明超越精神的最重要体现在于其对于生存危机的超越。陶渊明的生存危机集中产生于他彻底归隐之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职，正式开始了田园生活。不同于中小地主和贵族文人，他的躬耕生活与底层农民无异，生活的艰难和劳作的艰辛不可避免，“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陶渊明生活的困苦在他的多部诗作中均有体现。“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闚灶不见烟。”（《咏贫士》其二）；“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杂诗》其八）；“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其三）。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陶渊明躬耕田园期间衣食窘迫、难以为继的生活场景。然而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的一场大火，使得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的家产化作“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的家徒四壁，不得不举家迁徙，生活境遇雪上加霜，生存危机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困窘，陶渊明并未忘记归隐的初衷，在出仕谋生与安贫乐道中选择了后者，“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以对苦难的超越精神面对窘迫的生活处境。 笔者认为，陶渊明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陶渊明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其用审美的视角审视人生的苦难。他在《归园田居》（其五）中对于农家生活有过这样的描绘：“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单调简朴的生活场景在陶渊明的视角中极具美感，简单的饮食和昏暗的光线都使得意境无比温暖，而毫无凋敝之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在描绘田园耕种生活时，诗人同样运用了审美的眼光，记录下田园风光，在繁重的劳动中发现自然之美。诗人的审美视角，给予了诗人无限的乐观精神，使之有勇气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危机，用平和的心态体味人生。 第二，陶渊明的超越精神源于与古代隐士的情感共鸣。陶渊明的诗作中曾多次提到先世的隐逸之士，如“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即化用《论语》典故，表明自己欲与荷蓧老翁一道躬耕田园的决心。陶渊明自身的归隐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消极避世，这一点或许与历代隐者有所区别，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二者皆安贫乐道，不愿与世间污浊相处，陶渊明由此寻找到了自己与先人的情感共鸣。同样，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陶渊明亦表达了对长沮、桀溺一类的躬耕隐士的向往：“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面对隐居生活中的种种艰难，陶渊明坚守田园，选择超越，其中前代隐士的影响不可忽视。 与此同时，陶渊明还从历代名士中汲取力量，不断自我砥砺，坚定安贫乐道、战胜苦难的信心。“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诗人借伯夷、叔齐和荣启期的事例以表达对先世贤士的仰慕之情，并歌以咏志，表达个人坚守“穷节”的志向。“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诗人吟咏黔娄的安贫乐道、不慕名利的美名，激励自我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拘于生活的困顿，实现对苦难的超越。而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更是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于荆轲的崇敬之意。“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诗人歌颂荆轲大无畏的精神亦是对自我的砥砺，以荆轲面对生死存亡的勇气与豪情激励自我超越生活的磨砺和苦难。陶渊明的咏怀诗，多包含这种精神追求。 由此可见，陶渊明对于生存危机的超越精神，既包括乐观豁达的内在精神特质，也包括与古代隐士相一致的情感共鸣以及从仁人志士身上所汲取的外在精神力量，三者共同促成了陶渊明对于苦难的超越。（ZY）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却没有其他诗人的那份不近人情，他亲历躬耕，同寻常百姓一起体味生活，这份最近人情，也成为陶渊明的一个标记，使得他的超越精神能于此生根发芽。由此，在当时玄言诗带领下的华丽文风之中他才得以开辟自己的一块净土，从生活之中映射出自己的陶氏哲学。在他之后的文人之中，在出仕失败之后也能在陶渊明的身上找到精神的共鸣。（CL） 第十小组 参考文献： 《裴斐文集》卷一 裴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版 《陶渊明诗》袁行霈著 中华书局 2014年版 《诗论》朱光潜著 北京出版社 2014年版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卷二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陶渊明论》 魏耕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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