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长期潜伏在中国，收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报，为日本高层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成为日本“中国通之第一人”。 宗方的头脑非常清醒，目光极其敏锐，能穿透事物表面的浮萍，一眼洞穿晚清的国情。站在他的立场上，算是做到了“知彼”。可叹的是，在我们这里，别说“知彼”，连“知己”的人，都寥寥无几。 1884年，也就是中法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宗方来到中国，1894年回到日本。期间多次遭遇险情，都侥幸逃脱。回国以后，他向当局提交了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对此评价说：“至今读来，仍令我国人击节慨叹。” 当时的晚清，在世界上拥有很高的声誉，洋务运动已见成效，北洋舰队逞能于亚洲，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即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对此不以为然。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他明确提出晚清“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官僚集团已把当初求取功名的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而且是“朝野滔滔，相习成风”。简而言之，“天朝”那些歪瓜裂枣个个都是先私后公。最后，宗方用孟子的话作了断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不幸而言中！ 更让人惊诧的是，十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在宗方的预料当中，道是“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我很早就知道，专制政体下的皇帝和官僚集团，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刮刀，型号大小不同，但用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拼命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可怜的老百姓，常常被刮得哀鸿遍野。不过，我一直搞不清楚，那些狗日的君臣，他们的搜刮比例，大致是多少。我很好奇啊。 谢谢宗方，他满足了我的好奇。他的报告里提到，1894年前的晚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是9000多万两银子，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国库收入以外的部分都流入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我的天，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搜刮，是国库的三倍！三倍呀，弟兄们。 据雪珥先生考证，晚清在1893和1894年，官方记载的财政收入，都在8300万两银子左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大清惯例，“内务府”的收支，是不入户部数字的。而当时内务府每年的支出是1000万两银子左右。两者相加，应该说，宗方的分析，还是相当准确的。 除了宗方小太郎，当时的日本，还有伊藤博文、荒尾精等一大批“中国通”，他们对晚清局势洞若观火。而在晚清朝野，除了李鸿章等极少数“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其余的，是一堆糊涂虫。双方交战，谁胜谁败，毫无悬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