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晋葛疆相连，地之瘠薄，民之贫苦，不甚相远。而最不可支者，秦则延庆、临巩，晋则太原、大同。当加派之始，委宜宽减，以救此一方；而当事者不察，以野居处，藜藿不饱，鹑衣百结之民，与名邦大都，并办公家之役。”
加派不均的弊病和危险，在民变未起以前，业已有人论及，民变之发动于陕西、山西，继盛于河南、湖广，不为无因了。西北地旷土瘠，生产稀少，徒具多地之名，而无丰收之实，地多反为税累，此种情形在陕西北部尤其显著。民众最感痛苦的，尤为“无田之粮”，田鬻富室，产去粮存，加派既因田因粮，这些穷无立锥的人，还免不了加派的负担。 加派和民变的关系，由当时人的奏疏可以看出来。万历四十八年（1620）张铨巡按山西，痛陈加派的弊害，谓竭天下之力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请停止剥削，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驱之使乱。变乱纷起之后，论加派与民变相关的人更多。 御史宋师襄，谓加派不已，民变益炽；编修马世奇，谓饥民之附合民变，半由于加派。御史姜思睿陈之尤详云： “为此说者曰：‘一亩数厘，百亩之家数钱耳；’不知百姓常情所不堪，虽一毫一丝，视之甚重。且穷乡一闻额外之征，无不恫怨，怨乃离，离乃生乱；即今流贼纵横，荡摇秦、晋，总由穷兽之攫逼而起，臣恐一方有事，虽数省加派，犹不足用。若使穷民思乱，在若秦、晋，而执何民而敲剥之哉！今若不从额内清夙弊，而乃从额外敛重怨，是剥民以养兵，是驱民而为盗也。” 加派繁重，超过民众负担能力，逋赋日多，逃亡相继。政府为增加收入，严加督朴；地方守令们希赏避罚，再也不顾小民的艰苦。毕自严疏陈延绥、庆阳、平凉诸处的情形说过： “有司者既刍牧之求，复严催科之命，皮骨已尽，救死不赡，不得已遍而为盗！” 甚至灾情惨重的区域，政府已经派遣大臣前往赈济，而州县官吏犹向民众督责逋赋。或遭受兵荒，农稼失时，仍令民众照旧缴纳税粮。或民众逃徙，土地荒废，犹责命现存的民户代纳逋欠。督责既酷，民众怕为荒田之税所累，索性连熟田也抛荒不耕了 。 四、裁驿 驿传的设置，或以供军事的运输，或以供政府官吏的往来，或供公文等的传送。负担运送的驿夫，官府仅偿与一部分代价，民众得不偿失，驿递愈繁，扰民愈甚，天启二年（1622）御史方震孺说过： “至若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以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军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 “驿递过重累民，政府尝议‘帮贴’‘协助’以谋救济，但都没有实现。” 豪右们复倚为奸利，如使用驿传的执照，在兵部的叫作“勘合”，在省中两院的叫作“火牌”，在司道府的叫作“票”，乡官使用的叫作“留贴”。在使用时每递相假借，或假为买卖；有的一纸洗补数次，一次往返数月。差役们也倚恃官府，威如虎狼，借机欺压小民。御史毛羽健深知其弊，特请皇帝严谕各州县：有能拿获“假勘合”“假牌票”的得升为科道官，并严究假勘合假牌票的来源。查出后官削职提问，吏按律正法。时适值国用不足，兵科给事中刘懋上疏谓裁驿每年可省驿传银数10万两。崇尚俭约、同情民众的崇祯，感受毛刘二人的影响，随谕阁臣道： “驿递疲困已极，小民敲骨吸髓，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苏！卿等可即拟票来！” 乃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正式议裁，变革万历以前的旧驿规，重新定驿传章则，裁撤3/10，每年省下驿传银60万两。于是严申号令，非敕使不得给邮传；乘传有定额，不得滥用公家银钱。有滥发邮传的罪不赦。部科监司诸官有不少人因此受到惩罚。 陕西被裁撤的驿卒有不少参加民变的，这是陕西特殊情形所造成的。彭孙贻说过：“燕、赵、秦、晋，轮蹄孔道，游手之民，执鞭逐马，多仰食驿胥”。陕西人依赖驿传为生的特别众多，由此可知。陕西素称贫困之区，谋生不易，恰好又逢上连年灾荒，米贵民饥，被裁撤的驿卒越发无法生活下去。勤王的溃兵这时也逃回陕西，到处煽惑，首先受影响的便是这批失业的驿卒 。 陕变的爆发，一种极大的潜伏势力是变逃的饥军，崇祯初年的天灾是一个招致变乱的导火线。崇祯二年，被裁撤的驿卒，勤王的溃兵，与民变相合，使事变更行扩大。此后陕西连年的天灾，继续制造出大批民变后备军，成了此后攻扰晋、豫、川、楚的主力。 民变的发难与扩大?第二节 一、陕西民变之蜂起 晚明民变，崇祯之前已在各处爆发了，最大的一次是天启二年（1622），山东以白莲教为号召的变乱，郓城的徐鸿儒，曹州的张世佩，武邑的于宏志，号召教民，攻城略邑，影附的民众有十几万。 虽然不过一年的工夫就被消灭，但是平息后不到三四年，接着便掀起陕西翻天覆地农民大暴动的浪涛。 陕西民变，从天启五年（1625）乔应甲做巡抚时就开始了。不过当初都是小规模的，邀路行劫，打家劫舍，把富户作对象，还没攻城杀官的举动，所以政府不很注意他。后来逐渐猖獗。天启六年八月，陕西南部有一股变民窜到四川北部。已带有“流寇”性质。至其下落如何，史无明文记述，暂且放开不谈。现在专说陕西的情形。 所谓“流寇”，顾名思义，是流而无定的意思。当灾荒之后，有许多无饭吃的饥民，为了寻食，流浪他方，先产生了大批的流民。这种流民便是流寇的前身。他们为什么要成流动的性质，一方固然是为了躲避官军，同时也是为了就食于灾荒较轻的区域和寻觅有积藏的富户。这种流动式的民变在天启七年（1627）正式爆发了。 这年陕西发生灾荒，米贵民饥，澄城县官张斗耀又严催赋税。是年三月，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王二纠合了几百个迫于饥荒和催科的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高声喝道：“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道：“我敢杀！”遂打入县城，击杀张斗耀，团聚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揭起民变序幕。官军进剿，以不谙地势，反为所败。后来他们会合逃兵，攻掠蒲城的孝童村与韩城的芝川镇。时陕西承平日久，忽闹兵荒，人无固志，纷起从乱。陕西巡抚胡廷宴，年纪老了，怠于政事，怕闻贼警，王二等益无忌惮，率众西掠，打劫宜君县狱。 王二的发难，好像在干枯的草原上燃起一个火头，霎时间便呈燎原之势。各处不肯安分守己的饥民，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播，争先恐后地聚众造反；不到一年的工夫，陕西的中部、北部都成了乱区。 现在说第二个发难的王嘉胤，他在王二起事的第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起于府谷。府谷是陕西一个极北极边的县份，贫瘠荒凉，风沙寒苦，天然是个容易发生变乱的环境。因为年荒米贵，嘉胤等穷困无食，率领党徒杨六郎、不沾泥等抢掠富家的粮食，后来政府派人缉捕，他们走投无路，才啸聚饥民和政府对抗。 嘉胤声势日大，王二率领着澄城的乱民，向北流徙，同嘉胤合并，共约五六千人，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这便是“流寇”的滥觞 。 当时响应王二、王嘉胤这些乱民的，头目纷繁，这里不能尽叙，只能择述几个重要的首领。崇祯元年王大梁起于汉南，周大旺起于阶州，王左挂（原名王之爵）、飞山虎、大红狼、苗美起于宜川，高迎祥起于安塞，五虎、黑煞神起于洛川，王和尚、混天王起于延川，韩朝宰起于庆阳。据御史吴甡分析，此期的分子，多系“土寇”，大概就是本地的饥民。此外夹杂着一些逃兵。他们没有锐利的武器，远谈不上与官军对敌作战。 崇祯二年，民变扩大了，自从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变乱的消息传出之后，各地饥民纷起响应，不到一年的工夫，陕西境内到处发现变民的足迹。 二年正月抚治郧阳、都御史梁应泽以汉南民变告急请兵，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各报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变民焚掠。此外泾阳、富平、汉阴、阶川、真宁、宁州、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诸地也都遭到变民劫掠，郦、延、宜、雒诸地，尤其是变民往来结聚的渊薮。这时有一股流窜到四川的北部，攻破剑巴、通江等州县，地方官有的弃城而逃，把事变隐蔽起来，不敢奏闻。 这时民变的分子也复杂了，据二年六月陕西巡按御史吴焕的奏疏，有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后来（三年七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则分其为边贼、土贼和饥民三种： “延庆偏处边方，自兵丁外，若军余及闾左强有力者，俱惯骑射，居平飞矢走马，不事生业，每每乘空行劫，所谓边贼也。至谷木宜洛诸豪悍巨族，或抗粮不完，或挟仇格斗，往往招集亡命，结党劫杀，所谓土贼也。……此因三载凶荒……小民之无知者，相率景从，贼势滋大。……” 把吴焕和刘懋的奏疏加以比较，知道“边贼”的含义是以叛变的边兵为主。至于巨族召集的“亡命”，大概就是家无恒产的土棍无赖者流，和一些以劫掠为生的人，投奔巨族作掩护。此外当然还有不少的小股土寇，如前述响马贼之类。所谓饥民就是由灾荒制造出来的无饭吃的人，原来都是农民。“回贼”是指叛变的回民，“矿贼”是叛变的矿徒，与灾荒大概也有关系，他们在民变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此外还有所谓“夷人”，这是不在明政府统治下的外族，也参加变乱。如三年十一月陕西巡按李应期所奏绥、葭二州及米脂、清水、府谷、安定、保安诸县情形云： “中多窑寨营堡，西连花马、定边，皆逼近夷穴，素号盗薮，近因叠荒，渠寇每勾连近边夷人，翼以逃兵，跃马张弧，出门肆掠。” 这种夷人，政府有时称之为“虏”或“西人”，如叛兵神一元等勾西人四千骑围靖边便是。边兵因为常和外人接触，渐渐熟识了，遂联合一气，外人也乐得借着中国内乱的机会，趁火打劫。 民变的分子虽然复杂，最主要的还是饥民和边军。崇祯元年，年荒米贵，农民风起为变，这时饥民是民变中的主力。崇祯二年冬，勤王兵溃，走合于流寇，陕西戍边的士卒，也乘机倡乱煽众，这些变兵溃卒渐代饥民起而尽了主导的作用。关于转变的经过，崇祯二年闰四月吴焕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陕西抚臣胡廷宴，狃于积弛，束手无策，则举而委之边兵；至延绥抚臣岳和声，讳言边兵为盗，又委之内陆。总之，两抚欺饰酿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诸邑，皆被盗矣。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精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前边说过，边贼大部是边兵，由崇祯元年到二年的转变是边兵的分子渐多，他们有精锐的马队，武器又很齐全，已非无训练无器械的农民可比。更以区域来说，延绥以北的流寇，完全以变兵为主；延绥以南，饥民的成分比较多些。 关于边兵叛变走合民变的情形，御史吴甡叙述的相当清楚，一种是正规军（卫所军或招募的兵），为生活所迫而叛变。另一种是边地军余及赋闲军官的家丁，他们和边军一样的强悍，既无月饷可食，又惮耕耘之苦，常靠劫掠为生，将官的左右有时也和他们勾通一气，这些人后来有不少参加民变的。调来作战的官兵，和他们多相熟识，不肯交战，有的竟在战场上交谈起来。乱民方面或将老弱饥民割级送与献功，官兵则将辎重遗弃，听任他们抢掠。即使真的打起仗来，也是敷衍了事，“赶出境外，便算盗平”。 这时民变的首领，有很多是由边兵出身的。李自成出身于下级军官，张献忠也曾从军犯法。崇祯元年起事的韩世盘、韩世友、胡云槐、吴养臣，都是延绥镇的戍兵，巡抚岳和声就是因着边兵叛变的事件被罢斥的。至二年四月，阶州周大旺以叛兵而为魁首。三年十一月，边兵神一元、神一魁叛陷新安、宁塞，杀参将陈三槐，勾引外族四千骑围靖边，陷柳树涧，他们二人在初期民变中都是极重要的首领。四年七月，官军田近庵以六百人驻守马栏山，叛而响应中部的李老柴、独行狼。闰十一月，河西兵备郭允登部卒混天猴勾盗陷甘泉，劫饷银108，000两，杀知县郭永固。或云第一期中号召群渠的王嘉胤，也是从行伍出身的。这是见于史籍的；其余的首领，多不详其出身，叛兵分子当然不在少数。他们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情形，有强悍的性格，自然容易成为变民所拥戴的首领。 民变初起之时，没有专一的首领，遇见官军各自为战，胜则争进，败则逃伏山谷。官军遇乱民追杀，也不知所追的是哪股。各股分合无定，所以系统难明，首领难定，实际有若干股，有多少首领，不很清楚，崇祯二三年以前的情形大抵如此。 此处将战役的经过，兴衰的情形，作一个大概的叙述。崇祯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顺一股，攻战于陕西中部，扰掠于韩城、合阳、清涧、安定、潼关、延川一带；李老柴、独行狼等攻掠于鄜、雒、合水、中部诸地；神一元、点灯子、不沾泥、混天猴、可天飞、赵和尚等亦皆分据险要，横行于陕、甘。四年，王嘉胤东入山西，王左挂、苗美、王子顺皆被诛死，神一元、点灯子、混天猴、可天飞、王老虎诸股却迅速的发展，延安、庆阳、平凉、合水、宁夏、宜君、泾阳、三原、韩城、澄城、固原、耀州、宁州、环县、华亭、庄浪、雒川、米脂、郃阳、同官、蒲城、鄜州、甘泉、宁塞、中部、宜川、安定、绥德、葭州等数十州县，或陷破城镇，或盘据乡野，遍传烽火。 这时最大的首领是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都在他的部下，以陕西山西交界的府谷、河曲作根据地，称王置官署。见于记载的，有右丞白玉柱（后来投降官军），左丞王自用（绰号紫金梁，嘉胤死后所部即归他率领）。又黄甫川人王国忠也曾受嘉胤的官职，详情如何已不可考。他部下将领有100多人，士卒3万多人。骚扰的区域，西到延安以至于庆阳（今甘肃东部），东入山西，至于晋南的阳城。 崇祯四年春夏雨季，陕西民变盛极一时。以人数言，嘉胤之外，四年二月，神一魁部众数万，败官兵于宁夏。五月，点灯子、满天星皆拥众万余；六月混天猴、独行狼合计万余人盘据甘泉山中；十月，王自用、过天星、黑煞神、蝎子块部众数万，攻掠于中部。这是见于记载的几大股，平均每股皆在万人以上。尚有不沾泥、可天飞及王左挂余党数大股，史不详其众寡，如依照前数股的人数推测，此三股大概皆在万人左右。以上数大股总数或在10万人以上。如与独头虎、赵和尚、王老虎、钻天哨、开山斧诸小股合计，大概有十三四万人。 至于群首盘据的情形，根据御史吴甡的奏疏，东路则王嘉胤，后来渡河入山西，已详前文。西路则神一元，破宁塞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继之，攻合水围庆阳，后一魁率四千人降于总督杨鹤，余党郝临庵、刘六等率众数万攻掠环县、真宁间。北路则边军叛劫延安，分掠米脂、绥德、清涧，流窜延南。南路则有由晋还陕之点灯子，遍扰西安北界诸州县。时满天星虽降于榆林，部众散回原籍之后仍肆劫掠。点灯子后据清涧，旋抚旋叛，众尚五六千。郝临庵、刘六受抚后复陷中部。 崇祯四年，政府兴兵讨伐，是年正月副总兵张应昌杀神一元于保安。三月，副总兵曹文诏击王老虎于庄浪，又大败之于栗园。四月神一魁以骑兵5，000投降官军。时吴甡至延长，亦赈抚叛民7，000多人。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等，败不沾泥于葭州，不沾泥手杀首领双翅虎，缚献紫金龙以降。五月，王承恩败闯王虎、金翘鹏于宜川，二人乞降。参将张应昌败点灯子于韩城、合阳，复追至鄜州，击杀千人，点灯子降。时满天星亦降于杨鹤，鹤选其骁勇置营中，将其党11，000人散回原籍。六月，张应昌败混天猴于鄜州，斩400余级；洪承畴复败混天猴、独行狼等万余人于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七月，杨鹤、王承恩败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于鄜州，上天龙等以2，000人降；王承恩又斩犯中部乱民1，700级。八月，总兵贺虎臣杀庆阳首刘六，斩馘500余级；王承恩败过天星于中部，斩馘万余级，生擒2，000多人。由正月至八月，总计大战数十，流寇巨魁或降或死，被擒杀2万多人，招降三数万人。流寇连败，或避走东北，或遁去山西；延安、庆阳千里之内烽火稍息。 但平息没有好久，王自用、黑煞神、过天星、蝎子块诸人又以数万之众盘踞中部，官军围攻两月不能下。从前投降官军的也纷纷叛去，延安及宜君、绥德、米脂、安定、葭州诸州县再遭攻掠。 这时盘据陕西最大的一股是神一魁余党，以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诸人为首；因为一魁起初是在宁塞起事的，官方称他们为“宁塞遗贼”。他们和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军，屯据镇原的蒲河，声势极盛。五年春，谋犯平凉，走凤翔汉中，陕抚练国事檄固原兵备王镇奇守各隘口，平凉兵备徐如翰守泾州各要害，总兵杨嘉谟等司侦缉，洪承畴从鄜州间道疾驰至庆阳，曹文诏、贺虎臣亦各率兵至，是年三月，会于西澳，诸将督众夹击，大小数十战，追奔数十里，杀乱民千余人，巨首杜三、杨老柴被诛，史称为“西澳之捷”。后文诏复纵反间计，给其党杀死红军友，复连败之于水落城、靖宁州，余党遁走唐毛山。曹变蛟追至，率众先登，先后斩数千级，“宁塞遗贼”几乎全被歼灭。 “宁塞遗贼”外尚有四大股，可天飞、刘道江一股据铁角城；独行狼、混天飞、混江龙一股据芦保岭；一座城、乔六、薛江旗、拓先灵一股据西川胡堡；钻天哨、开山斧一股据镇城、永宁关。“宁塞遗贼”既被击溃，余党郝临庵走归可天飞股，李都司走归独行狼股。后二股合而为一，进围合水，被承畴击败。五年八月，承畴追至平凉，宣言降者不杀，散去的有数千人，击斩可天飞李都司，招降白广恩，余党复杀郝临庵独行狼以降，二股全被消灭。时一座城股发生内讧，乔六斩一座城投降官军，薛红旗、拓先灵则为戴君恩所杀，此股亦被歼灭。流寇见官兵势盛，多避走山西。 崇祯六年，延绥巡抚陈奇瑜分遣诸将，搜剿余众，擒斩首领数十人。六年十二月，复发兵7，000击杀钻天哨、开山斧于延川，斩1，600余级，陕西民变至是平定，奇瑜的威名也随着广播于关陕了。这时山西的乱民已渡河而南，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山西民变之原委 山西和陕西的边界，北起河曲，南至风陵渡，一千数百里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黄河；中间的渡口很多，往来便利，所以很容易受到陕西变乱的影响。山西的地理环境和陕西很相仿，北部的大同为九边之一，有久未领饷的饥军，有耿如杞勤王部队的溃兵。在自然天灾方面，也和陕西一样受到旱灾的侵袭。在泽州、潞安一带更有倡乱数十年而未平定的回贼。流寇一来，饥军、饥民纷起响应，回贼也乘机兴起。 流寇入山西是从崇祯三年春季开始的，夏四月复有王子顺、苗美自神木的东渡。子顺号“横天一字王”，先陷蒲县，继犯赵城、洪洞、汾、霍、石楼、永和、吉、湿诸州县，巡抚山西仙克谨移镇汾州，子顺等恨他专力督剿，贿清源县民刺伤了他（或谓为变民詹永福所刺，未死）。七月，子顺陷晋南的蒲州潞安；十一月，破西北边的河曲，四年一月犯平阳、闻喜、稷山。这时山西的民变分成两股，一以西南部的平阳为中心，一以西北边境的河曲为中心。民变声势日渐浩大，宁武总兵孙显祖上疏奏道：“闻喜、稷山贼20余万，日剿日益；官兵不过2，000，奔逐不支。”四月，总兵曹文诏复河曲，斩首1，500余级，王嘉胤率众南走阳城，文诏跟踪追袭。嘉胤为部下王国忠所杀，国忠投降了官军 。民变中最大的首领虽然诛死，对他们本身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损失，客观形势的威胁反加强他们团结作战的动机，余党复推嘉胤左丞王自用为主，自用乃纠合群渠，把从前零星的农民队伍集合起来，分36营，形成一个中心领导，众凡20万余，盘据山西。 这时流寇的大势，按盘据的区域来说可分成陕晋两大部，不过主力已转移到山西了。在陕西的首领有刘五、可天飞、混天飞、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混天猴、独头虎、赵和尚、霍雍华、钻天哨、开山斧诸人，在山西的是王自用统率的36营。二省民变的作风不同，陕西的乱民皆分据险隘，不相联络，兵力分散。山西的乱民则有组织，并且有一个共同拥戴的首领，作战也有计划。后来陕西的民变渐归消灭，山西的民变在王自用领导号召之下却继续发展长大，就是这个道理。以后渡河而南遍扰河南、湖广、四川和南直的，皆出此36营系统之内。即崇祯七年后流寇中的主要角色，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以及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 诸人，也都是从36营出身的。 民变逐年攻战的地区，崇祯三年以山西的西南部为主。四年则由晋南扩张到今河南省属黄河以北的济源一带，当时称为“河北”。五年，北至晋北的宁武，南至黄河，中部则太原四周之地，多被占据。六年，除山西全省遍遭蹂躏外，并且向东流突于畿南的真定、沙河、大名、顺德、临城、平山诸府县，南至于黄河以北的河南属地。 崇祯五、六两年，山西流寇声势浩大，五年九月，他们分三路攻扰：西路以平阳为中心，东路以泽州、潞安为中心，中路以汾州、太原、辽县一带为中心。三路告急，政府议令督臣张宗衡驻平阳，统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诸将，率兵8，000讨伐东西两路；令抚臣许鼎昌驻汾州，统张应昌、荀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诸将，率兵7，000抵御晋中一路。 时山西寿阳驻有客将名叫吴开先的，常挫流寇于泽州，以勇略著闻，与敌战北留墩下，炮尽无援，一军皆没。群渠移营攻泽州，州人参政张光奎败死，城陷。泽为晋南大州，城陷后，全晋皆被震动。山西饥民亦到处蜂起回应，如林县、霍州、赵州、湿州、石楼诸州县，民众或啸聚山寨，或盘据村镇，与政府相抗，官军特名之曰“土寇”，后来也和流寇相合。土寇中著名的首领，如三关的王刚，孝义的通天柱，临县的王之臣，皆攻占城邑，雄聚一方，他们尝一度投降官军，但仍结聚不散。 崇祯五年冬，36营之众一度分裂，时投降官军的首领韩宪廷写信离间乱世王说：“王自用将缚献乱世王以自赎。”群首骤闻此谣，人人自危，乃分为独立的七股，王自用之外，曰混世王，曰关索，曰张献忠，曰罗汝才，曰撞塌天，曰兴加哈利，各约万人。乱世王则遣其弟混天王向官军输款投降，但是没有结果。不久他们又行合营，分三路作战：张献忠、扫地王西北入霍州，王自用、邢红狼西南入垣曲，乱世王、破甲锥东北入长子，陷辽州，逼太原。 流寇实力继续发展，蔓延的区域一天天的扩大，崇祯六年五月，攻掠到畿南，群首领大会于磁州，众至数十万，帝闻报大惊，特遣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监军，分监曹文诏、左良玉诸营，督战、记功过，催粮饷，以期速收荡平之功。督抚主客合军夹剿，围困群渠于畿辅、晋、豫之交，山西境内的流寇遂逐渐衰息。晋抚许鼎臣于是上疏报捷，谓流寇30万，流毒晋地5年，已就歼5/10，解散3/10，只有三数万遁走济源、辉县、林县山中。是年五月，邓玘复大败流寇于济源，射杀王自用，其众散归他部。 这个号召群雄的首领被杀之后，似无公推首领的会议，36营之众，失掉统帅，势力分散，屡为官军所败。六年七月，邓玘、左良玉连败流寇于官村、沁河、清化、武安、八德；曹文诏复败流寇于怀庆，斩首领滚地龙，又追斩老回回于济源。八月，汤九州等有阳邑镇、科泉、清凉山、九龙山、王凯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斩获渠首混天猴；左良玉则有河村、柿黄山、八特三捷，俘斩新立一字王、杀尽王等；周尔敬有都里、马鞍山二捷；卢象升有沙河、丹井之捷，斩首数千；又有武安之捷，收回男女2万。九月，倪宠、王朴有原康、罾底、涉县三捷，斩首领飞天圣；张应昌有平山之捷，斩一盏灯、张有义。十一月，官军有武安、柳泉与猛虎村诸捷。流寇连败势蹙，张妙手、贺双全等36家诡词乞抚以缓和官军的攻势，道臣尝某果然中计，缓不进兵，遂给他们一个从容逃避的机会。是时政府的劲军都集于山西畿南豫北这个交界地带，流寇要想逃避军锋，逾太行而北是荒凉的边区，势将坐困；越太行而东是畿辅重地，驻有大军；只有渡河南走一途了。恰好天气转寒，黄河结冰，他们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从毛家寨踏冰南渡，到了渑池县的马蹄窝，防河中军袁大权败死，从此流寇转掠于河南、湖广诸省地，黄河以北山西畿南间的战乱渐归平息。政府剿抚政策之演变?第三节 一、放任与推诿 天启年间，魏忠贤党乔应甲巡抚陕西（天启五年五月至六年正月），朱童蒙巡抚延绥（天启六年七月至七年十月），一个是贪婪不法，一个是对于地方政务放任不管。先是道臣袁养和被盗所劫，请求追捕，应甲反向养和胁取赂银1，000两。接着中书张贺昌被劫，巡捕典史王允德也向他索贿200两。被盗劫掠过的人怕受上官的勒索，只好含冤忍辱，不敢向政府去控告，为盗的更肆无忌惮了。 崇祯元年，刑科给事中薛国观上了一封奏疏，谓淳化、绥德等地民变蜂起，千百成群，皆由于应甲为巡抚时期纵盗酿祸。天启七年二月至崇祯二年二月，胡廷宴为陕西巡抚，又是一位昏庸老朽、没有能力的人，他最怕听说盗警，各县有以盗贼事上报的，辄杖之曰：“此饥民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州县官吏从此再也不敢报告盗贼的事。于是，被盗劫的人，不敢控告到州县，州县不敢报告巡抚，巡抚瞒着中央政府。后来瞒不住了，地方当局又互相推诿责任，以解脱自己的罪过。这时延绥巡抚已由岳和声继任，固原兵变，到处劫掠，和声讳言边兵为盗，委之内陆的饥民。时陕西饥民所在蜂起，廷宴束手无策，则又委之于边军。胡岳二人罢斥之后，刘广生继为陕抚，张梦鲸为延抚。这时变局已成，接着又有勤王兵溃与乱民合流，遂陷于不易收拾的境地。 二、招抚 民变初起的时候，总督杨鹤和巡抚刘广生都是主张招抚的，崇祯三、四两年，便是专重招抚的时期。崇祯四年，有一道招抚变民的上谕：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者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今特发10万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灾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或胁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主抚的中坚人物是杨鹤，他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崇祯元年进左副都御史，上言图治之要，主张培养元气，谓“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又谓“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就从这几句话中，很可看出他休兵养民的政治主张。二年二月，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之望总督三边由崇祯元年六月至二年二月），时民变正炽，朝内大臣都不愿到这个变乱的区域来，群推杨鹤继任总督，帝问方略，鹤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遂拜鹤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由崇祯二年三月至四年十一月）。鹤至陕西，致力招抚，崇祯三、四两年可说是专重招抚的时期。流寇中几十个重要的首领几乎全被招安了。 在前面已经说过，崇祯三、四年间，一部分变民流徙到山西，一部分仍留在陕西。山西巡抚先为仙克谨，继为宋统殷，又继为许鼎臣。山西当局对民变所采取的政策，和陕西不同，以讨伐为主，仙克谨就是因为专力剿伐而被刺伤的。攻掠山西的流寇大部是陕西人，山西当局不免把他当作一种“外患”看待，两省剿抚政策的不同盖源于此。这时流寇的主力还在陕西，主抚的也是陕西当局，兹专就陕西来说。 招抚和救济是相关联的，用救济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使变民归农，在历史上有不少前例。杨鹤就是企图用这种政策来解决陕变问题的。他说招安的人民“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这还不够，“必实实给予牛种，使之归农复业”。杨鹤的主旨尤在于保存元气，他又说： “况费之于剿，金钱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这时辽患方亟，国家人力物力已消耗不少，主抚以事休养，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况且流寇的实力，日益雄厚，非专用武力所容易消灭，当局感到剿得不易，而不得不主抚了。崇祯三年兵科给事中刘懋说： “（陕西）荒旱频仍，愚民影附，流劫泾原、富耀之间，贼势始大。当时以不练之兵剿之；不克，又议抚之。” 其实，即使有足以压服流寇的武力，也未必能解决了民变问题，崇祯三年，工部侍郎沈演说：“从来治流寇之法，胜之易，定之难，在安插之得法耳。”诚然！他并且建议一个安定流寇的办法： “相其旷土，随所附籍，如水有堤，其流自止，故臣以此为安内必用之策，然必妙选循吏，以全副精神注之，三年有成，斯万世之利也。” 他主张分田附籍，化盗为农。不过要想把他们定安下来，更需要解决他们目前的生活问题，从运粟输金的救济政策着手。崇祯二年二月，福建道御史魏光绪说： “秦中大盗，跨州连邑。……夫民饥而后为盗，有以赈其饥则不为盗矣。目今之计，宜绥征以安民心；而易粟于邻近省分，络绎转运。而又劝输大族，散给食粟。……” 帝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4，000两赈济。广生续奏饥民聚多，招安急需大款，请以5万两专赈延安、庆阳。广生的奏请大概未被采纳，三年十月，职方郎中李继贞又提出籴粟赈抚的建议： “用董抟霄人运法，籴米输军前，且令四方赎锾及揭纳事例者，输粟于边，以抚饥民。”又言：“兵法剿抚并用，非抚贼也，抚饥民之从贼者耳。今斗米4钱，已从贼者犹少，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请如神庙特遣御史赈济故事，斋30万石以往，安辑饥民，使不为贼，以孤贼势。” 帝遣吴甡携银10万两前往赈抚，他于四年四月到了延长，这时延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同知赵鹤宣布政府赈济的福音，城围立解。变民拿到赈金，都解散还乡。时米脂县民从乱的占全县人口7/10，听到赈济消息，还乡的很多，收入里籍的凡3，000人。其他各州县的变民，亦纷纷还乡受赈，又招抚7，000多人。 被招抚的人民，随抚随叛，复叛的原因，我们把杨鹤的奏疏看过以后便可明了大半了。他说： “如杜文焕招抚过1，900人，无一餐之饱，从何处安插，况后来尚不止此……且延安十九州县，饥荒残破，……（臣）曾有移民就食之说，乃秦中士庶恐引贼入室，未救延安之饥，先酿西凤之乱。然则请蠲请赈不可，移民就食又不可，则将立而视其死欤！……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着，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 杨鹤招抚流寇，本想从解决民众的生活着手，但他所提议的蠲赈及移民政策皆遭到实际的困难。后来政府虽特遣大臣携金赈济，又是杯水车薪，收不到十全的功效，从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奏疏上可以见到，他说：“前抚臣携10万金往度，1金1人，止可活10万人。斗米7钱，亦止活50日耳。”陕西的饥民确有若干，虽不可知，但绝对不止10万。其中一定有不少饥民分不到赈金的，得到赈济的也分配不到1两银子。况且年荒米缺，得到赈金也不容易买到粮食，李继贞之主张运粮救急，“发银不如发粟之有济”，正是此意。 被招安的人，生活问题既然无法解决，只好仍去劫掠。崇祯三年六月刘懋的奏疏说得已很明白。直到崇祯七年十月，流寇已攻扰豫、楚，吴甡还说过：“招安群盗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势难驯服，况边地穷荒，芜居无食，仅免死遂甘心易虑乎哉！”所谓“狼子野心，势难驯服”，是受生活问题支配着，“芜居无食”正是他们不能“甘心易虑”的原因。招抚之后虽获恩赦免死，但与死相关的生活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赈金既尽，与他原来的境况没有什么两样。 再有一个促使复叛的原因是杀降。先是崇祯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设犒诱杀投降的流寇首领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四年四月延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劳降者酒食，降者入谢，伏兵斩320人。五月，李应期复杀就抚巨首王子顺等于榆林，帝亦谓“招抚为非，杀之良是”。是年七月，一魁的叛变就是由于谋杀降渠茹成名所引起的。五年四月，洪承畴已升任三边总督，亲将张天礼、唐通等幕下降众驱出惨杀。是年十月，官军败独行狼、郝临庵于耀州，其党杀郝、独二首以降，承畴复杀降众400人。从此流寇怕被欺骗，再也不肯归降了。这种不当的处置，费密尝说过： “诸贼虽奸人思乱，其初乃饥荒所迫，博徒亦势急思逞，望抚还乡者盖十有七八。后陕西总督某者（案洪承畴自崇祯四年十一月至十二年正月为陕督，所云总督某当即承畴），招降数千人，一日遣樵采，去其弓矢，令入山谷，以兵数千人共诛之，降者见欲杀，遂举石击兵，或登山拔木为杖，兵不能制，皆走，而众乃绝其望降之心。” 先是四年七月吴甡论云：“今宜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抱旗乞降，则剿之中，亦自寓抚之意，而实以剿坚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有剿之用，而不因抚废剿。”他这种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说法，是在一部分变民招降复叛之后，所以矫正以往招抚之失及预防复叛的。后来叛变的更多了，皇帝也渐改变了他原来主抚的态度，抚事完全失败，杨鹤在历史上遂得“酿寇遗祸”的恶名。 三、攻伐 由于崇祯四年七月神一魁叛变，总督杨鹤坐罪被逮入狱。帝愤鹤主抚养寇误国，原想处他死刑，因为要用他的儿子嗣昌，才得保全了性命，谕戍袁州。七年秋，嗣昌已擢为宣、大、山西总督，很受皇帝的优宠，上疏陈述父亲被谴责的事，皇帝对于鹤终不肯宽赦，可见他变抚主剿的决心了。 先是御史李应期说：“秦贼旋抚旋叛”。至四年七月给事中孟国祥、曹履恭亦分别奏陈招抚的弊端。迨一魁叛后，御史谢三宾复上疏说：“鹤谓庆阳抚局既毕，贼散遣俱尽，中部之贼宁自天降！” 帝令御史吴甡查勘，是年八月吴甡遂有杨鹤主抚误国的覆奏：“降者虽散回原籍，仍复劫掠，于是有官贼之谣，而人致恨于招抚之失事矣。”从此由抚局一变而为剿局，吴甡首先奏请集兵合剿，接着陕西原任通政使马鸣世也主张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从崇祯五年起，政府采纳各方建议，兴兵挞伐的战役开始了。 现在来估计一下此期参加战守的军队。嘉靖以前，明代的外患以北方的蒙古最强，政府为防御蒙古入侵，不得不聚集大兵于西北诸边，所以西北卫所的设置较他处为多。陕西都司及行都司共辖41卫又20千户所，山西都司及行都司下共辖23卫又12千户所。每卫5，600人，每千户所1，100人，如按此数推算，陕、晋卫所的兵数当为394，220。更据《大明会典》陕、晋六镇兵数原额为53万余人，不过这是明朝初年的规制，后来卫所废弛，冒滥不实，当难足规定的额数。崇祯间兵马实额不得而知。 关于民兵，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令沿边各县拣选民兵，大县500人，中县300人，小县200人，专令防护城池。万历二十三年（1595）科臣耿随龙请复民壮旧制，大州县设200名，次者150名，小者100名。如按万历时中等县150名之数推算，陕西州县共计125个，山西州县共计97个，两省民兵之总额当为33，300名。 由上边的估计，陕、晋六镇的卫所兵，以万历年间的额数为准，按359，000名计算，与各州县33，300之民壮合计，总数约在392，400名左右 。这是陕、晋本地应有的军队。 除上述陕、晋地方兵外，尚有外来的援兵，叫作“客兵”，有河南兵 7，000名，又左良玉兵2，000名；川兵则邓玘6，000名；马凤仪数千；倪宠所率京营兵6，000名，与汤九州所率昌平兵，卢象升所率大名兵，梁甫所率保定兵，合计当在3万以上。 此外尚有地方的义勇，乡官豪绅及退伍军人的家丁，协助官军作战。如崇祯四年，沁水窦庄乡官张铨之妻霍氏，率僮仆家丁坚守砦堡是。前面所列举的军队有陕西的劲旅，有熟悉地理环境的地方兵，有精锐的援兵，兵力不算不雄厚。其中的卫所军以及州县兵固然不见得全数参加战争，但是变乱的区域日益广大，陕、晋两省各州县几乎都被骚动，牵动的军队一定是很多的。这是初期中政府军的情形。 现在把初期中的战役作一个估计。由崇祯元年到四年八月，因为着重于抚，战争较少。五、六两年，变民的势力逐渐扩大，战役的次数也随着增多。总计6年（由崇祯元年至六年）之内大小战争不下数百次。在双方胜负的数字上看，依据此期比较大规模的183次战役的统计结果，除8次未言胜负外，计官军胜140次，流寇胜35次，是4∶1，显然是官军的胜利。在死亡的数字上看，流寇死首领约百人，官军死副将3人，参将3人，游击7人，守备2人，都司3人，其他将官13人，共31人，约为3∶1；流寇死亡士卒20余万，官军死亡士卒3万多人。流寇的死亡数字，虽不免虚文浮报，实际的死亡一定超过官兵死亡数好几倍。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个数字就作为官军胜利的估计，假设流寇不继续增长扩大的话，等不到死亡20余万的巨额早已完全消灭了。有陕、晋广大的饥民群作了流寇的后备补充军，一方面官军在击杀，另一方面有更多的饥民加入流寇。6年之间杀戮虽不下20万，继续参加流寇的人却当20万的几倍。在胜负次数的对比上，在杀获的数量上，官军虽获得表面上的胜利，如在流寇实际的发展上去分析，数量的日益扩大，战斗力的日益坚强，倒是官军失败的一个反证。官军不断地溃变伤亡，兵数日减，陕、晋原有的军队渐不足以支应，只好调遣畿辅、河南、四川的军队和京营兵赴援了。 官军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民变问题，非杀戮政策所能解决，放弃招抚，专事攻伐，根本是一步错误的策略。况且政府军政腐败，文臣武将，为争夺权利互相倾轧，使是非不明。如总兵曹文诏，在陕晋大小数十战，功劳最多，洪承畴隐蔽他的功绩，不替他奏闻。五年十月，陕变略平，巡按御史范复粹奏文诏功第一，御史吴甡对他亦推奖备至，兵部抑其功，竟不得升迁。又如沁水张道濬，招集同族义勇及家僮数百人御敌，流寇五犯沁水，道濬力守有功，言者反劾其离伍冒功，远戍海宁卫 。 赏罚既然不明，将士未免寒心，作战不肯用命，造成军事上互相推诿欺饰的局面。当崇祯六年流寇蔓延于河南、畿辅的时候，皇帝特命倪宠、王朴率领京营兵赴援，当时在河南、畿辅作战的将领有左良玉、梁甫、汤九州、邓玘诸人，与倪宠、王朴势相轧，彼此观望，托辞山深道歧以自解。诸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都不肯争先交锋，流寇遂得由渑池从容南渡。诸军各有近侍为中军，反为主将掩饰，虚报战功。此外，地方当局也互相推诿，五年正月，流寇由陕西渡河入晋，连陷蒲州、永宁，山西巡抚罗世锦归咎于陕西，责备陕西当局“以晋为壑”，晋在籍给事中裴君锡竟奏请责成陕西抚镇先驱流寇返回陕西，然后再议抚剿。地方当局认为将变民驱出境外便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也难怪流寇之来去自如了。将领们为了敷衍上边的命令，甚至杀戮民众的首级报功，四年九月，副总兵赵大胤驻扎韩城，报斩50级，却都是妇女的头。六年正月，官军收复辽州，多杀辽民的首级去邀赏。我们据此数例推测，所谓歼流寇20多万，不晓得有多少冤死的民众！ 官军的饷糈也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陕西在民变未兴起之前，本来已是一个食粮不足的区域。民变扩大之后，军兴频繁，饷糈激增，陕、晋土地荒废的情形又日趋严重，军饷一项，自然更难于充裕的供应。三年六月,刘懋奏士卒缺饷30余月，陕西参政刘嘉遇谓流寇之难平，是由于兵饷的不足；洪承畴亦谓士卒不能枵腹追剿，请快发军饷。军士在饥寒交迫之下，有时也肆行劫掠，甚至倒戈投降流寇。 在流寇一方面，他们是受生活的逼迫叛变的，他们是被迫作战，具有共同的利害和目标，虽无赏罚的奖惩，因为是死里求生，所以一遇军官便拼命死斗。他们不受法纪政治的制裁，可以随处征索，不发生食粮不足的恐慌。他们随处流徙，行军没有一定的方向，官军无法预为防范。他们没有城郭宫室需要防守，到处可以栖息，用不着什么防线。官军若想沿着要塞长驻重兵，不但是兵力不够分配，财力也不充裕。若临时派兵援堵，他们不俟官军开到，已开跋远飏；等官兵离去，他们又卷土重来了。他们又利用化整为零的战略，“兵至即散，去复啸聚”。 流寇并无特殊的标志，潜伏在乡间山野，化装为农夫，使官军寻找不到攻杀的对象。或者是避坚远徙，官军云集陕西，他们便越河入晋；官军复集中山西，他们又避走河南畿辅，渡黄河而南。 还有一个利于流寇发展更主要的因素，是连年的旱灾和兵祸，连那穷困的农村社会也根本摧毁，制造出更多的饥民，去参加流寇。官军的失败也是社会的矛盾注定的 。 第 三 章 高迎祥 此期中的战役?第一节 一、高迎祥率领群雄 从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流寇从黄河北岸南渡渑池，至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败死于盩厔，这3年中有90多个重要的首领，限于篇幅不能个个详述，兹以最强盛的高迎祥作线索，把此期的演变作一番概括的叙述。 迎祥是陕西安塞人，一名如岳，幼以骑马行劫为生，北方所谓“响马贼”是。迎祥有膂力，善骑射，穿着白袍白巾，于熹宗天启末年聚党百余人，劫掠于甘肃东境，称“闯王”。后米脂李自成犯法逃到甘肃，投甘抚梅之焕标下当兵，以捕盗故与迎祥相识，结为兄弟，宰马设誓曰：“患难相扶，富贵共享；若有异心，神其不佑！” 崇祯初年，民变蜂起，迎祥转掠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北境。崇祯四年，时自成已率众叛明，在巨首不沾泥部下；寻不沾泥败降官军，自成去改投迎祥，与张献忠等并称“闯将”。王自用到山西，纠合36营之时，迎祥是36营中一个著名的首领。王自用死后，迎祥的地位逐渐提高，渡黄河到河南，率领着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这些首领，东西奔突，遍扰中原。在迎祥部下，自成与侄过，和俞彬、顾君恩、白广思、高杰诸将相结 ，李过、高杰善战，顾君恩善谋，所部最为精锐。迎祥有自成的扶持，声势最盛，成了统率群雄的局面，也就是后日自成代兴的张本。 二、民变在川楚间的挫败及车箱峡被困 崇祯六年冬，高迎祥等36营（一云24家），并为一大股，渡过黄河 ，攻陷黄河南岸渑池、伊阳二县，然后到了豫西的卢氏。河南巡抚元默督率总兵左良玉、汤九州、李卑、邓玘诸将，列阵以待；迎祥等见官军有准备，避不敢攻，嵩、雒以东的数十州县，得以保全。说到卢氏，崇山峻岭，牙踞趾错，素为矿徒盘据的地方。迎祥用矿徒为向导，沿着山间的小路，经内乡到郧阳境。复扮为进香客，计取郧西，连下房县、保康。这些地方皆空虚无备，迎祥进军迅速，如飙风急雨，郧抚蒋允仪猝不及防，且兵寡不敌，束手无策。群渠分路攻略，张献忠一股犯信阳、邓州，走应山，复西奔商雒。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等五营，分犯南阳、汝宁，南逼湖广，巡抚唐晖敛兵拒守，老回回等遂经枣阳、当阳、归州、巴东境西入四川，攻破夔州。 崇祯七年春，明廷以诸镇抚事权不一，不容易作有全盘计划的攻战，想设置一个大臣统筹全局，遂以作战著名的陈奇瑜担当这项任务，由延绥巡抚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晋、豫、楚、川诸省军事，专事攻伐。又以蒋允仪丧失郧西诸邑，坐逮。特命在畿南御敌有功绩的卢象升代为郧抚。 是年四月，先入四川的马守应等数营又返回湖广，屯聚在郧阳的黄龙滩，凡3万人，分成三路，一犯均州，入河南；一经郧阳，入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走商雒。奇瑜率师赶到均州，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率兵会讨，陕抚练国事驻商雒遏其西北，郧抚虚象升驻房县、竹溪遏其西，豫抚元默驻卢氏遏其东，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遏其东南，取包围形势。 布置既定，奇瑜偕象升督率将士进袭，迎祥等大败。六月平利、乌林关之役，洵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诸役，流寇死亡五六千人。奇瑜复督副将刘迁搜击于竹溪、平利间，遣参将贺人龙等追袭至紫阳，迎祥连败，又死亡10，000多人。 迎祥等虽败，声势并没有衰减。是年七月，群聚陕南。一股从河南、湖广转入，已如前述。一从四川侵入，此股先从陕南入四川，至崇祯七年三月中旬，复自川返陕，众凡数万，由阳平关奔巩昌，越两当，破凤县；复分为二路，一奔宝鸡汧阳，一向汉中犯城固洋县，至于西乡。又一股是由湖广来的，入平利、洵阳界，众亦数万。这数大股同时都聚在陕西的南部，几个著名的首领，如高迎祥、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以及李自成等均在内。于是东至洵阳、白河、平利、兴安，西到西乡、洋县、汉中、沔县、宁羌、略阳，遍传烽警。 这时在陕西南的官军，主客合计也不过3，000人，众寡不敌；恰好奇瑜率兵赶到，遂开始包围的战略。遣游击唐通防汉中以护藩封，副将刘迁参将贺人龙、夏镐等扼略阳、沔县防迎祥等西遁，副将刘正芳、余世任等扼褒城防其南遁，奇瑜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等驻洋县，防其东遁，又檄练国事、卢象升、元默各守要害，不使奔逸。诸路官兵并集，不下十数万，迎祥等大惧，尽避入兴安县的车箱峡。 车箱峡的长度有40里。因为四周被高山包围着，易入难出，迎祥等便误入这个绝地。峡中的居民或从山顶投石飞击，或掷火焚烧；又连下了20多天雨，弓矢都被雨水浸坏了，人没有饭吃，马没有草料，饿死的很多，正困得没有办法想，李自成献了假投降的计谋。 自成知道官军骄恣不用命的弱点，用谋士顾君恩的计策，把财货子女贿赂奇瑜左右及诸将帅请求招安，奇瑜允许了，于是年八月改编，一共有4万多人 ，每百人为一队，每队派遣安抚官一名护送他们回家为农，并檄令所过州县给他们备粮传送，诸将得了敌人的厚贿，对于招安的事从未加以阻挠。 有一部被招安的变民，开到凤翔，谓奉督抚的命令安插城内，请开城收容，凤翔士民疑惑他们设计赚城，绐缒36人上城惨杀；余众噪走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又把他们击走，于是招安过的变民又复叛去 。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阻挠抚局，并劾抚按官持异激变 。帝览奏大怒，切责抚按官，逮嘉彦、孙鹏等50余人。然说者多谓奇瑜招抚被骗，奇瑜劾抚按官及嘉彦等的用意是企图委罪他人以自解的。 其实，抚众的叛变有的是环境造成的。陕西当天灾人祸之后，社会荒凉，仓储空虚，官军尚且时常感到饷糈的不给，被招安的几万变民，食用浩繁，各州县一时难于供应；又怕他们扰害地方，因而闭城不纳，自是意料中事。被招安的人，因愤而肆掠，也是难免的事。 最关重要的还是迎祥等这批假投降的队伍，一出栈道便不受约束，把几十个安抚官杀掉，所过州县也杀掠一空，盘据略阳的几万寇军复来相会，声势又浩大起来。 三、民变转入极盛时期 高迎祥等出峡复叛，攻下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亦相继陷落，声势益炽。北至庆阳，西至巩昌、邠州，西南至宝鸡，随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合计不下几十万人 。作战的时候简精壮为前驱，战不利则以妇女老弱饵官军，自己却乘机逃脱。官军虽屡次传捷报，流寇的势力始终不减，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驻扎陕西的官兵，实力很是单薄，驻防汉中的3，400多人，由副总兵祖光先率领；驻防临、巩的3，500人，由总兵孙祖显率领；驻防平凉的1，000人，由副总兵艾万年率领。这些军队仅能守城，不能调动；专视敌人所向为援剿的，只有总兵张全昌的6，000人。盘据陕西的变民有几十万人，超过官军的若干倍。官军不能支应，负责长官常向政府上书诉苦。崇祯七年（1634）五月陕西巡抚练国事说：“今日最难有五：曰缺兵。大盗起延绥，榆林兵不足，转调甘肃；自宁夏、甘肃再丧师，今防插汉尚不足，能分以剿贼乎？榆林兵只五千，陈奇瑜率以剿贼，而防秋又当西还，则兵愈少。”七年五月，陕西总督洪承畴也说过：“（流寇）明知官军一二万，不能四驰，恃其势众，旁伏递进，则剿贼之难。”兵力不敌是一件最感痛苦的事。迎祥诸军，作战时分合不定。未降的或是降而复叛的，有的去凤翔，有的走朝邑转掠澄城、郃阳，有的奔商雒。迎祥、自成一股，则攻掠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县，败参将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困陇州40余日。庆阳的一股也乘势南下，攻掠三原、泾阳、耀州、富平一带。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西会攻：河南兵入同州、华州，湖广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汉中、兴安、平利，山西兵入韩城、蒲城。此外又撤调防边的2万军队至陕南会战。 迎祥等见官兵四集，分三路他徙，一路北向庆阳，一路东向奔郧阳，一路东经终南山走河南。奔郧阳的一路，不下20万人，前哨报犯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绵亘800余里；这时郧阳的守兵才2，000多人，不能支应，遂如入无人之境，蹂掠均州、光山、隨州、枣阳诸州县，渡汉江到荆州，东至于蕲水、黄州、广济。入河南的一路为13家72营，有10多万人，大营屯于永宁、卢氏，部众攻扰于禹、许、长葛间，东至于开封 ，河南腹心千里之地，北至黄河，南至湖广边界，到处都有变民的足迹。留在陕西的又分为三部，一由凤县攻汉中，一出略阳由阳平关入梓潼，一由宁羌犯广元，马守应则屯于武功。后来陕西的流寇，一部至华阴、南原间，为官军所败，有的也攻入河南。 朝廷以陕西民变日炽，逮巡抚练国事，命李乔代之。诸臣并纷纷劾总督陈奇瑜，说他抚寇误封疆，也削职听勘。十二月，进陕督洪承畴兵部尚书，兼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军务代奇瑜。 八年（1635）正月，著名的首领都聚在河南了。他们分三路攻战，一走伊阳、汝州陷荥阳、汜水，东至郑州，南至商城；一由怀庆东至归德转掠睢州、陈州、许州一带；一由叶县、上蔡至汝宁。河南的官军实力单薄，左良玉一旅堵新、渑；陈治邦等数营扼汝州，陈永福一军截南阳，三处合计不过数千人，且分散在若干据点，所调曹文诏、张应昌等应援河南的兵又滞留在山西不能至。流寇的兵数，仅13家72营就不下二三十万人。 河南情势危急，政府才议调重兵援剿。高迎祥等乘政府援兵未到，开大会于荥阳。迎祥与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贺一龙、贺锦、许可变、李万庆、马进忠、惠登相、横天王、九条龙、顺天王13人的势力最大，称为13家 ，其次是72营，各营的首领姓名不详。13家72营的首领都到会了，讨论应付官军战略。讨论了好久，还不能作具体的决定，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张献忠嗤之，守应大怒。闯将李自成为二人和解，并进战略道： “一个人还要奋斗，况且我们还有10万大兵！我们的人数比官军多10倍，即使把山海关的铁骑调了来，也未必能打我们过。请分配进兵路线，胜败听之天。” 于是依其议拈龟定所向，分兵四路如下： （一）贺一龙、贺锦为一军，南御四川、湖广之兵。后来发展为久据英、霍、潜、太之左革五营； （二）马进忠、横天王为一军，西当陕西之兵。后虑陕兵锐，又议添李万庆、许可变数营，协进忠等共御陕兵； （三）罗汝才、惠登相为一军，分屯荣、汜一带，北御开封、归德、雒阳、汝州之兵； （四）高迎祥、张献忠为一军，率兵东征，李自成隶迎祥部下。 又马守应、九条龙为一军，无一定路线，往来游徼策应，何路急即往援何路。自成并提议所获财物由诸路军公平分配。商议既定，杀牛马祭天，设盟誓师，诸路首领各率所部以去。 这四路人马西北南三路都是防守性的，仅东路迎祥一军是进取的。是时群雄分据于河南、湖广、陕西诸省，其中以盘据河南的13家为最强；13家之中又以迎祥一路的兵力最精锐，是其中的主力部队。 从荥阳大会起，民变的发展转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个会议可说是晚明民变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作战有一定的计划，群首作正式的会商，都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崇祯七年之前，作战方略常是避实持虚，自经此次会议之后，他们不再躲避官兵，甚至对于名都大邑官军分兵驻防的地方，都敢进攻了。 政府调遣应援河南的官兵，有张外嘉、尤世威所率领的关宁铁骑2，?000名，真宁标兵5，000名，赴临清等处策应；徐来朝率领的天津兵3，000名，赴归德、陈州一带应援；谭大孝率领的白杆、罗纲坝兵3，000名，自变门入豫；此外又有陕西兵25，000名，北兵18，000名，南兵21，000名。南北济师，兵计七万多人。帝诏诸将限六月平乱，取军状，及期无功者罪无赦。 群雄自经荥阳大会决定进取路线之后，迎祥率所部分三路东下。时南直江北一带，官兵单弱，不能抵御，迎祥行军急如风雨，十数日之内连下固始、霍邱，焚寿州，陷颖州，杀知州尹梦鳌州判赵士宽和在乡兵部尚书张鹤鸣，正月十五日进逼凤阳。 明制，以凤阳为中都，设留守司，辖8卫1千户所，此外有班军、高墙军及操军，又有护陵新军，合计不下6，000人，以一巡抚一太监护卫。巡抚督漕驻淮兼护泗陵；太监驻凤阳镇守。江、淮之间要算凤阳的兵力最为雄厚了。凤阳巡抚杨一鹏年老多病，太监杨泽性贪暴，常常剥夺军民的资财，卫指挥侯定国又倚仗杨泽的势力恣虐军民，军民不服。七年十二月，兵士愤杀定国，八年一月迎祥的军队一到，他们便不战而溃了 。 迎祥下凤阳，焚毁皇陵，烧龙兴寺和公私邸舍22，000余所，杀留守署正朱国相及班军、高墙军、新军4，000余人。计自荥阳会议至凤阳之陷为期不过十数日，荥、凤二地相去千里，行军的迅速由此可知。而政府所调应援河南的军队，这时还没有齐集。 凤阳之役，除迎祥、献忠、自成外，还有闯天王高应登、扫地王张一川及太平王几个首领；群雄聚集，声势浩大。崇祯帝听说凤阳沦陷，大为惊恐，怒逮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杨泽已死，仍议罪；巡按御史吴振缨发往口外为民。 迎祥驻凤阳三日，因为自成、献忠二人不和，分裂成两股，自成随迎祥西走归德，与罗汝才、惠登相合军。献忠则率所部南向，围庐州，掠舒城、安庆，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力战，献忠败走。 在13家系统以外的首领，最重要的是号满天星的张大受，盘据着长江北岸皖、鄂交界的几个州县，大概就是七年冬由陕南经郧阳东下的那一股，攻桐城不利，转掠潜山、麻城，攻陷罗田、太湖。留在山西的则攻掠平阳、汾州，陕西也有数股分掠。 八年二月，帝令凤抚朱大典与总督洪承畴协剿。承畴奏上进兵方略，请檄令四川抚镇所辖士卒移驻变门达州，进援襄汉；湖广抚镇分驻承天、襄阳，郧抚驻郧阳，漕运总督驻颖、亳，进援汝宁、归德；山东巡抚移镇曹、濮，进援江北江南；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灵宝、陕州；陕西巡抚移镇商州，以便调度兴安、汉中诸地；河南巡抚移镇汝州、南阳间；保定抚镇移镇邯郸、磁州。南北策应，又是一个大包围的战略。 布置既定，承畴率师出潼关，八年三月一日至汝宁，命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玘、张应昌诸将分扼湖广、河南、郧阳间的关隘，防迎祥等复入陕西。 迎祥等见官军集河南，遂东西分走。原来据南阳的，走应随犯枣阳；原来据汝宁的，东走黄州；原来盘据河南西部的七八万人，见关中防务空虚，则西入陕西。战区更形扩大，东至凤阳、巢县、庐州，西至陕西，中原则河南、湖广，纵横数省之地，同时遭受战祸。 寻高迎祥、李自成亦偕罗汝才沿终南山入陕，众亦七八万人，转战富平、宁州一带。张献忠、马守应、惠登相及蝎子块几部，听说洪承畴出关，亦先后避走陕西；献忠、守应两部最众，约数万人，从商州至秦州。他股原据河南、湖广的经兴安入汉中境，西南下宁羌，再由沔县、略阳转入临巩；原据黄州、麻城的，西经枣阳、襄阳，由郧阳故道入陕。于是群渠复聚于陕西，承畴分扼陕边诸隘防迎祥等入陕西的计划至是全盘失败 。 八年四月，洪承畴在河南、汝州招集诸将会议，规定每军负责防守的地带，在陕西和河南湖广交界的诸险隘都分兵据守，以防迎祥等从陕西逸出。商雒县县东的吴村、瓦屋，是通河南内乡、淅川的要道，令左良玉、汤九州以5，000人防守。兰草川、朱阳关是通灵宝、陕州的要道，令尤世盛、徐来臣以5，500人防守。又令陈永福以1，800人协豫抚防守卢氏、永宁间的险要。以上诸军，都是预防流寇窜入河南的。又令邓玘、张应昌、尤翟文、许成名诸将分守上津、郧西、平利、竹溪诸隘，防流寇勿使窜入湖广。计分配在河南边境的兵有14，000多人，分配在湖广边境的有11，000多人。又檄令山西巡抚吴甡与总兵尤宏勋防守黄河诸渡口，勿使渡河入晋。既而徐来臣兵哗于卢氏，邓玘兵变于樊城，政府所征调入陕西进剿的兵也多不能按期开到，承畴乃改调防湖广边境的张应昌、尤翟文率部入陕，至兴安、汉中会合祖光先、赵光远；承畴则率贺人龙、刘成功军入陕。后来总兵曹文诏亦自湖广来会，双方的会战遂在陕西开始。 群雄既据陕西，实力雄厚，盘据商雒、兴安、平利、汉中的就20多万人。官军方面，虽先经政府议定额兵72，000人，实计只42，000人，除掉分派于河南、湖广的，在陕西攻战的仅16，000人。更就此16，000人之分配情形而言，或驻防陕南、兴安、汉中一带，或分驻于陕北，相去一二千里，有急不能应援；随承畴攻战的，仅曹文诏兵2，000人，张全昌兵1，500人，张外嘉兵2，500人，共计不过6，000人。 迎祥等以陕西边境有众兵严防，不易突围，遂合兵同洪承畴拼死战。承畴以6，000人敌20万人，帝又限他六个月平乱，不得不作孤注一掷了。承畴上奏疏说：“地阔则难周，兵少则弗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实力的悬殊，已注定此后官军的失败。 八年六月，迎祥等连败官军，乱马川之役执明中军刘宏烈；宁州襄乐之役杀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并官兵千余人；清水、张家川之役，杀都司田应龙、张应春。彼等连胜，谋犯西安、泾阳、三原，承畴束手无策。曹文诏听说万年被杀，拔刀砍地，瞋目大愤，誓欲雪耻，率3，000人，与敌军大战于真宁之湫头镇，敌数万把他重重包围，文诏不得逸，战败自刎，游击将官被杀的20多人。文诏、万年并勇敢善战，文诏尤为敌所畏惮。防守河南、湖广的官军听到真宁战败的消息，都害怕起来。 七月，原据庆阳的一股，亦乘势南下；盘据平凉、临巩的十四五万人复乘胜焚掠，火光照耀西安。官军数败之后，溃亡大半，仅赖曹变蛟兵及所收拾文诏溃卒20支应，不复成军。承畴孤军居敌中，张疑设伏，在泾阳、三原一带与敌决死战，狼狈不堪。 献忠一军，先攻掠于陕西凤翔一带，乘承畴在泾阳、三原苦战之际，绕道突朱阳关，明守将徐来臣军溃战死 ，尤世威中箭遁，游击刘肇基、罗岱皆军溃负伤，豫边防地动摇，流寇数万复分13营东犯，出潼关入河南。时迎祥、自成仍留陕西，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扰富平、固州以东，各拥众7万。其余留陕未出的又数万人。流寇东西分掠，纵横数千里。承畴势难兼顾，兵部尚书张凤翼请分段责成，把陕西的防剿事宜专委承畴，其他各省直的防剿事宜由卢象升负责。九月，象升受任总理江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军务，兼湖广巡抚。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各专一方。如流寇尽入河南，则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东西夹击；如流寇全入陕西，则象升入关合剿。这时在湖广的官兵，主客合计才18，000人，以3，000人护陵寝，以1，600人守郧阳，以4，400人防备襄阳光化，参将冯时早领筸兵1，500人援随、应、孝感，都司周元儒领筸兵辰兵2，000人援麻、黄、蕲州，总兵秦翼明以川兵4，000人、筸兵1，000人驻防随、枣，象升率杨世恩、雷时声所将3，000人赴援光山、罗田。寻象升解除湖广巡抚之任，加督山西、陕西军务，专御流寇，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整齐王、张胖子从信阳犯孝感、应山，蝎子块数万犯颖州，明总兵张全昌御之瓦店集，战败被执，蝎子块胁迫他进犯蕲黄，经宿松，入潜山、太湖境；扫地王也从英、霍来犯，扰舒城境。十月，迎祥偕自成东突朱阳关，会献忠于灵宝，合犯阌乡，败左良玉、祖宽军，遂陷陕州，逼洛阳。寻复分兵，献忠走汝州、至嵩山、九丰山，为祖宽所败，死亡千余人，献忠遁走。政府论此捷为在河南攻战以来第一功，称“汝西之捷”。迎祥自成则偕走偃师、巩县，犯确山，亦为象升所败，二人走还陕西。马守应、罗汝才等分据郧阳、商雒间乱山中，不能相援。 九年（1636）正月，迎祥、自成复出陕西东袭，攻陷含山、和州，合献忠、刘国能、摇天动等围攻滁州，众凡数十万，环山为营，连营百余里，云梯穴地百道并进，明行太仆寺卿李觉斯与知州刘大巩督率士民死守。正在危急之时，恰好卢象升率祖宽、罗岱、杨世恩诸将赶到，祖宽率关、辽劲卒为先锋，象升以火攻三营为后劲，转战至朱龙桥，大败迎祥军。是役迎祥等死亡千余人，狼狈败去，或奔定远，或走广武转突池河。迎祥则合紫微星、扫地王等24营犯徐州，不能下，西走河南，攻陷虞城。后来又分路攻战，扫地王、拓先灵、罗汝才等5营由归德趋开封；另一路犯密县、登封，走石阳关，与伊阳、嵩县之股合军，总兵汤九州御战败死。迎祥、自成复分道犯南阳、裕州，河南巡抚陈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州，会祖宽、祖大乐、罗岱诸将进军七顶山，大败自成。自成诱别部入河南抵挡官军，自率残众避走陕西，由南山逾商雒北走延绥，犯巩昌北境。迎祥仍留河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