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决策失误贻误战机
甲午战争本是日本蓄谋已久、单方面挑起的侵略战争。李鸿章集外交和军权于一身，处在一线冲要地位。因此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十分关键的，在对敌情的判断和决策上造成的两大失误，令人痛惜，且应引以为戒。
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图为日军摄影师在1895年2月21日拍摄于威海卫刘公岛南滩的“定远”舰残骸。(资料图片)
甲午战争爆发前，当日本大举派兵入朝，步步进逼时，李鸿章对其侵略野心是有一定认识的，但仅仅局限于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并未料到日本真会借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更没有想到它会发动一场全面侵华的大规模战争。因此，事端之初，他指示驻朝的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这在道理上无可厚非，但也正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致使他在对日交涉上步步被动，深陷困境。
起初，当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又有“华撤兵，伊即同撤”之语（根源即在十年前《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一面指示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让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约定彼此同时撤兵”。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他又支持清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意见：中日皆不过问韩政，劝韩国自行清厘。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和局”，这也是李鸿章一贯所奉行的对外妥协、以求“二十年无事”的外交政策之体现。
问题是日方只是虚晃一枪，在抛出“改革韩政方案”的同时，日本内阁又秘密指示大鸟圭介，这只是延缓撤军的理由，要求他派出公使馆人员出去搞所谓调研，找出或编造出局势不稳的借口，“无论使用任何借口以使我军留驻于京城（即汉城），最为必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更直言不讳地说：“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云，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李鸿章对日方留军朝鲜挑起战端的决心和野心缺乏正确的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日军撤兵，贻误了备战时机，落入日本的圈套。这是失误之一。
光绪帝对局势极为忧虑，他在1894年6月2日、7月1日分别下过两道谕旨，命令李鸿章加强战备。李鸿章之所以未能及时备战，因为当时清政府方面，尽管光绪皇帝下了备战谕旨，但当时朝野内外疆臣枢吏争论不已，导致他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有过一段摇摆不定。
负责备战事宜的李鸿章，本人率先积极主和，先是在6月初通过英国公使欧格讷，接着又在6月下旬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希望他们出面调停。他尤其认为朝鲜与俄国利害关系极大，如果俄国政府下决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出面干涉，不难迫使日本退兵。但事与愿违，喀西尼本人对介入朝鲜冲突表现出的热心与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合拍。7月9日，喀西尼派使馆参赞巴福禄、领事来觉福往见李鸿章，告知本国政府态度：“日韩事明系日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北京与日本公使之间的调停也告失败。
李鸿章在大敌当前之际，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借助西方列强势力、搞不靠谱的“以夷制夷”。这是失误之二。
